1941年6月21日夜间，总参谋部和国防人民委员部全体工作人员奉命留在工作岗位上。

因为，必须尽快给各军区下达使边境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的命令。

这时，我和国防人民委员，不断同各军区司令员和参谋长通话，他们报告说国境外面嘈杂的声音越来越大，这些消息是他们从边防部队和掩护部队的先头部队得来的。

大约在6月21日24时，基辅军区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从设在捷尔诺波尔的指挥所通过高频电话报告:

除了普尔卡耶夫将军报告过的那个投诚者外，又有一个德国士兵投向我军，是步兵第74师步兵第222团的士兵，他渡过河来向我边防部队报告，德军将于4时开始进攻。

随后，我命令基尔波诺斯尽快把作好战斗准备的命令转发各部队。

这一切都说明，德军正在向边境逼近，夜间零点30分，我们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件事，他立即询问命令是否向各军区下达，我给了他肯定的回答。

德军进攻苏联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斯大林去世以后，出现一些说法，说6月21日夜间有些司令员和司令部毫无戒备，在睡大觉，或者在无忧无虑地玩乐，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和平时期的最后一个夜晚，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正像我前面说的，我和国防人民委员从克里姆林宫回来后，不止一次地通过高频电话同军区司令库兹涅佐夫、帕夫洛夫和基尔波诺斯，以及他们的参谋长进行了交谈，他们都在自己的指挥所内。

而且，6月22日凌晨，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瓦杜丁和我都在国防人民委员的办公室里。

3时零7分，黑海舰队司令奥克佳布里斯基海军上将通过高频电话向我报告：

“据舰队对空情报部门报告，大量来历不明的飞机正向我岸接近；舰队已作好充分战斗准备。请给予指示。”

我问他：

“你的决心是什么？”

他回答道:

“决心只有一个：用舰队防空火力截击来犯机群。”

我同铁木辛哥交换了一下意见，然后答复他说：

“执行吧，并请向海军人民委员报告一下。”

3时30分，西部军区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赫将军报告，德军飞机空袭白俄罗斯的城市。

3分钟以后，基辅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将军报告，乌克兰的城市遭到空袭。

3时40分，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司令库兹涅佐夫将军报告，敌机空袭考那斯和其他城市。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我给斯大林打电话。很快，电话要通了，但没有人接。我不断地要求，终于听到了一位保卫部值班将军的带着睡意的声音。

“你是哪里？”

我说:

“总参谋长朱可夫。请你立即去请斯大林同志来接电话。”

这位警卫长惊异地说:

“什么？现在？！斯大林同志在睡觉。”

我急切的说道:

“请立即去，德国人轰炸我们的城市了！”

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耳机里听到：

“请等一等。”

3分钟以后，斯大林来到电话机旁。我向他报告了情况，请求允许开始还击，斯大林沉默不语，我只听到他的呼吸声。

我问:

“你听懂了我的意思吗？”

仍然是沉默。最后，斯大林才问道：

“国防人民委员在哪里？”

我说:

“在同基辅军区通电话”。

斯大林说:

“你和铁木辛哥到克里姆林官来一趟。告诉波斯克列贝舍夫一声，让他召集全体政治局委员。”

4时，我再一次同奥克佳布里斯基通了电话，他镇静地向我报告：

“敌机已击退。攻击我舰艇的企图被粉碎，但城市受到了破坏。”

应当指出，奥克佳布里斯基海军上将领导的黑海舰队，是第一批实行了有组织的抵抗的军团之一。

4时10分，西部特别军区和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报告，敌人开始在各该军区的地段内采取地面行动。

克里姆林宫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晨4时30分，我和铁木辛哥来到克里姆林宫，全体政治局委员已到齐。我和国防人民委员被邀请去办公室。

斯大林脸色苍白，坐在桌旁，手里握着装满了烟草的烟斗，他说：

“应当立刻给德国使馆打个电话。”

使馆答复说，大使冯·舒伦布格勋爵要求接见，他带来紧急通知。于是，接见大使的事，指定由莫洛托夫负责。

这时，第一副总长瓦杜丁将军转告我们，经过猛烈的炮击以后，德国陆军已在西部和西北方向许多地段向我进攻。不久，莫洛托夫匆匆走进办公室说：

“德国政府已向我国宣战。”

斯大林默默地坐到椅子上并且沉思起来，一阵长时间的难以忍受的沉寂。

斯大林听到德军进攻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我打破沉默，建议立即用各边境军区所有兵力猛烈还击突入的敌军，制止其继续前进。

“不是制止，而是歼灭”，铁木辛哥补充说。

斯大林说:“下命令吧，”

6月22日7时15分，总参谋部给各军区发出了国防人民委员第2号命令。但是，根据力量对比和已经出现的情况，这个命令是不现实的，因此未被执行。

我同铁木辛哥回到国防人民委员部之后得知，6月22日拂晓，所有西部边境军区同部队的有线通信都遭到了破坏，各军区和各集团军司令部无法迅速传达命令。

德国人预先投撒在我国领土上的破坏小组在多处破坏有线通信，杀害联络人员，袭击我军指挥人员。

至于无线通信，我在前面说过，边境军区的大部分部队还没有这种装备。因此，与部队的通信使用空中和有线通信器材实施。

这时候，各军区司令部开始从各种来源得到了极其矛盾的、往往还带有挑拨性的情报。

而且，总参谋部也就不可能从各军区司令部和部队获得正确的情报，当然，这不能不在一定时期使统帅部和总参谋部处于困难境地。

6月22日晨8时，总参谋部查明了以下情况：

——敌轰炸机猛烈袭击了西部、基辅和波罗的海沿岸三个特别军区的许多机场，首先是来不及起飞和分散在各个野战机场的飞机受到了严重损失；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许多城市和铁路枢纽，以及塞瓦斯托波尔和波罗的海沿岸的海军基地，遭到了轰炸；

——在我国西部边境全线，同德国地面部队展开了激烈战斗。在许多地段，德军已开始同红军先头部队交战；

——担任掩护的第一梯队各步兵部队，接到战斗警报后，来不及占领预先构筑的阵地，从行进间加入战斗；

——列宁格勒军区管辖地段暂时是平静的，敌人毫无动作。

大约9时，铁木辛哥打电话给斯大林，要求去克里姆林宫向他报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实行全国动员和成立统帅部的命令草稿，以及其他许多问题。

到克里姆林宫的短短路程，国防人民委员的汽车和我的汽车以最大车速行驶，第一副总长瓦杜丁带着战略情况图同我一同前往。

我按照事必自己检查的习惯，逐个思考了所带的几份文件，其中包括关于成立统帅部——领导军队作战的最高机构的决定草案，草案由总参谋部预先拟定，国防人民委员赞同。

波斯克列贝舍夫迎接我们，并立即把我们带到斯大林办公室友政治局委员已在那里，形势紧急，大家默不作声。

斯大林手里拿着未吸完的烟斗，默默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他说:

“好，请吧！你们有什么事要报告？”

铁木辛哥报告了关于成立统帅部的草案，斯大林看了后，不作决定，而是放到桌上，简单地说：

“政治局讨论一下。”

询问了情况以后，他说：

“12点钟莫洛托夫要发表广播讲话。”

斯大林把实行动员的命令草稿渎了一遍，对总参提出的动员范围作了某些压缩，然后把命令交给波斯克列贝舍夫送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

命令宣布:

从6月23日起，在14个军区，即除中亚、外贝加尔和远东军区以外的几乎所有军区，对1905-1918年出生的有服兵役义务的人实行动员，并在我国欧洲部分实行军事管制。

实行军事管制的地区内，国家政权机关在国防、保持社会秩序、保证国家安全方面的全部职能，都交军事当局掌握。

军事当局有权调派居民及一切交通工具，去完成国防工程和保卫最重要的军事和经济目标。

6月22日，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和基辅特别军区，相应地改组为西北方面军、西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

大约在13时，斯大林打电话给我说：

“我们各个方面军司令员缺乏足够的作战指挥经验，看来有点发慌。政治局决定派你到西南方面军担任统帅部代表。

还准备派沙波什尼科夫和库利克去西方方面军。他二人已到我这里接受指示。你必须马上飞往基辅，会同赫鲁晓夫到设在捷尔诺波尔的方面军司令部去。”

我问他：

“在目前这样复杂的情况下，由谁来领导总参谋部呢？”

斯大林答道：

“把瓦杜丁留下吧。”

然后，他稍微带点怒气地补充说：

“请你抓紧时间。我们这里好歹可以对付。”

我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叫他们不要等我，40分钟以后飞机起飞。这时，我才想起来，从昨天起没有吃任何东西，飞行员帮了大忙，他们招待我喝浓茶、吃面包。

日终前，我到了基辅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赫鲁晓夫在这里等我。他说:

再往前飞有危险。德国飞行员追逐运输机。应当坐车去。

于是，我们用电话向瓦杜丁询问了最新情况，然后乘车到捷尔诺波尔去，当时，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上将的指挥所就设在那里。

到达指挥所时已是深夜，我立刻就同瓦杜丁通了电话。

瓦杜丁告诉我：

“到今日日终，尽管采取了有力措施，总参谋部仍无法从各方面军、集团军和空军司令部获得关于我军和敌人的准确情报。

关于敌人突入我国领土的深度的消息，矛盾百出。空军和地面部队受到的损失，没有准确的报告。只知道西方方面军航空兵受到极大的损失。

总参谋部和国防人民委员无法同方面军司令员库兹涅佐夫和帕夫洛夫取得联系，他们也没有向国防人民委员报告一声，就跑到某个部队去了。

这两个方面军司令部也不知道他们的司令员目前在什么地方。

据空中侦察获得的情报，战斗在我国境线筑垒地域进行，局部地区敌军已深入我国土15-20公里。

各方面军司令部企图直接与部队取得联系，但没有成功，因为同大多数集团军和独立军之间，既没有有线通信联络，也没有无线电通信联络。”

然后，瓦杜丁将军说，斯大林同意了国防人民委员第3号命令草稿，并叫签上我的名字。

我问道：

“是个什么命令？”

他回答道:

“这个命令要求我军转入反攻，粉碎主要方向上的敌人，并向敌国领土挺进。”

我不以为然地说:

“可是，我们还不确切地知道敌人在什么地方以多少兵力实施突击，天亮以前先把前线发生的情况弄清楚，然后再定下必要的决心，是不是更好一些。”

他答道:

“我同意你的观点，但问题已经决定下来。”

我回答他:

“好吧，签上我的名吧。”

这个命令大约于24时到达西南方面军司令员手里。不出所料，命令引起了方面军参谋长普尔卡耶夫的激烈反对，他认为，方面军缺乏执行这个命令所需的兵力兵器。

接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对当前情况进行了详尽的讨论。我建议:

基尔波诺斯立即下达预先号令，集中机械化军对突入索卡利地区的敌人“南方”集团军群的主要集团，实施反突击。

反突击应有全部方面军航空兵和部分统帅部远程轰炸航空兵参加。

很快，方面军首长和司令部编写出预先号令，并将其下达给各集团军和各军。

应当指出，方面军参谋长普尔卡耶夫和作战处长巴格拉米扬，在第一天这种复杂情况下表现了高度的精力和非凡的组织能力。

6月23日晨9时，我们来到机械化第8军军长里亚贝舍夫中将的指挥所。

早在基辅特别军区工作时我就很熟悉他。从这位军长及其参谋人员的外表就不难看出，他们经过了艰难的跋涉，很快就从德罗戈贝奇地区到达布罗德地区，情绪高涨。

看到里亚贝舍夫及其参谋人员，使我想起了光荣的坦克第11旅和它的勇敢的旅长雅科夫列夫，想起了这个旅的战士1939年在哈勒哈河巴英查岗山英勇地粉碎敌人的情形。

里亚贝舍夫在图上指明了他的军的位置和部署方法，扼要地报告了部队的状况。他说：

“我们军需要一昼夜的时间，用来进行全部集中、维修武器和补充储备品。同时还要在这段时间内进行战斗侦察，组织指挥。因此，我们军要到6月24日晨才能全部投入战斗。”

我回答说:

“好吧，当然，这次反突击最好是和机械化第9、第19、第22军共同实施，可惜这三个军进入出发地区迟了。

情况不允许我们把几个军全部集中起来。机械化第8军实施的反突击，可能遇到敌人猛烈的坦克和反坦克炮火的抗击。考虑到这种情况，必须对地形和敌情进行周密的侦察。”

里亚贝舍夫刚想对我说什么，外面就传来了“空袭！”口令。

里亚贝舍夫若无其事地说:“真倒霉，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挖防空壕哩。这样吧，大将同志，就当我们已经躲在防空壕里好啦。”

我问他:

“里亚贝舍夫同志，你刚才想说什么吧？”

他回答说:

“我想提议，现在我们也许该吃点东西了吧？”

我说:

“你这个意见很好。我的汽车里好象还有点吃的东西。”

军参谋长和参谋人员走进帐篷。他们刚想自我介绍，就立即传来一阵德国俯冲轰炸机特有的尖叫声和随之而来的炸弹爆炸声。

我看了看里亚贝舍夫和在场的军官们。看到的只是他们在全神贯注地工作着，就象在野外演习时一样。

“真是好样的”，我想，“有了这些人，我们是不会打输的…………”

接着，我就一些原则性问题同他们谈妥后，傍晚时，回到了捷尔诺波尔的方面军指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