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28日，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分局刑警大队值班室的电话铃急促响起：“龙舟路中成饭店109号房发生命案，两人在房中遇害，现场已经被保护好，请你们马上来人。”
90年代接警的民警
当锦江分局刑警大队的侦查员们赶到现场，根据中成饭店保卫科介绍：当天9时，服务员发现109号客房的常住户易某芬依然没有送她三岁的儿子尹某恒上幼儿园。按平时这个时候他们早该出门了，昨晚还看到她娘儿俩正常回房，回来的时候还热情地和服务员打了招呼，出了什么事了？于是服务员前往109号客房门前敲门，但没有听见里面有回应，于是饭店保卫科立即向派出所报案。
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看见109号客房的门窗完好，没有任何撬动迹象，又连续敲门依然没有听见回音，于是要求饭店方面用备用钥匙开门，饭店方面表示钥匙都在易某芬手中，因为她是已经在这里住了四年的常住客，所以饭店方面没有留备用钥匙。于是两名派出所民警用蛮力将门撞开，结果发现易某芬倒在血泊之中，早已没有呼吸；她三岁的儿子尹某恒死在了床上。于是他们要求所有人退出现场，并立即向锦江分局刑警大队报告。
90年代宾馆服务员的服饰
109号客房内凌乱不堪，有大量的被翻动的迹象，屋角的一只红色垃圾桶内发现有血水和一双黑色的皮手套，长沙发上有一只黑色相机皮套，一只铁质抽屉（系从木柜里抽出来的）和一只棕色女式提包，现场没有提取到任何指纹和脚印。室内唯一的一只日光灯灯管被卸下后放在床上。经饭店方面介绍，每间客房屋内的电灯都有室内和室外两个开关，取下灯管后外人就无法在外面开灯看清室内的情况，很明显凶手有相当强的反侦查能力，且对现场环境非常熟悉。
死者易某芬时年26岁，生前系四川省合川永生罐头厂推销员，被发现时头朝东脚朝西仰卧在室内的地面，衣着完好，头部放有许多衣物外加一条枕巾，均被血迹浸染。经法医检查，易某芬的头部和颈部遭到锐器扎刺34处，直接死因系颈动脉被刺断导致大出血引发失血性休克；死者尹某恒仰卧在床上，法医检查确认其心脏和腹部各被锐器扎刺一处，直接死因系心脏被锐器刺中引发心包填塞合并失血性休克。
马季的宇宙牌香烟单口相声诠释了90年代推销员的形象
住在109号房对面的106号房住客高某某反映：12月27日晚他曾看到109号房门虚掩着，屋内有两名男子一面看电视一面和易某芬正常交谈。21时30分左右，高某某又听到109号客房内发出玻璃被打碎的声音，他打开房门出来看了一眼，发现这个时候109号客房房门和灯都已经关闭，但房内响着很大的电视声响。
另一个房客反映：当晚22时左右，他想去易某芬家借录像机，于是他上前去敲门，听见屋里有很大的电视机的响声，于是他继续加大敲门力量，并问：“啷个的（四川方言‘怎么了’）”？里面有一个男子的声音回答：“睡了”，听口音是重庆口音。他以为是易某芬的丈夫尹某章（合川永生罐头厂驻成都办事处销售员）回来了，于是也就打消了借录像机的念头回自己的房间了。
根据成都市公安局王体乾局长的指示，成立以锦江公安分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高杭山为组长的12.27特大入室抢劫杀人案专案组，即刻入住中成饭店负责对本案的侦办。
现场位于城郊结合部的九眼桥，来往人员多而复杂，排查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但专案组通过一整天的排查，查到了如下结果：
成都九眼桥
此案的性质是一起有预谋、有准备的入室抢劫杀人案。案犯系男性，两人或两人以上协同作案的可能性较大。凶手作案动机是求财。
凶手和死者易某芬熟识，因为其丈夫尹某章交际甚广，极有可能是尹某章的生意朋友或亲戚朋友。
凶手曾到过中成饭店，对饭店的布局极为熟悉。且其口音和尹某章相似，应系合川方向的人。
于是，专案组立即在尹某章的生意朋友和亲戚中进行排查，并立即通知尹某章火速返回成都。
至12月29日，专案组将和尹某章和易某芬经常光顾的安顺桥小食品市场和荷花池市场，排查了数十名与两人有债务关系的小食品批发商，没有发现他们有明显的作案动机，也没有作案时间，所以全部排除了嫌疑。
当天上午，尹某章从合川赶回成都，向专案组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对象：自己的远房亲戚钟昌斌。
怀疑钟昌斌的理由有四条：
1、尹某章在合川的这段时间，曾经委托钟昌斌来中成饭店109号房间照顾易某芬母子；
2、钟昌斌自1993年从武警部队退伍后就没有回合川老家，长期混迹在成都街头，没有正当职业和收入，在经济上十分拮据；
3、钟昌斌曾经没有经过他们夫妇的同意，私自将他们的十多箱罐头食品出卖，而且没有拿回货款。
4、案发后，钟昌斌不知去向，下落不明。
根据尹某章对钟昌斌相貌体态的描述，专案组认为钟昌斌和他们刻画的其中一名案犯形象比较相似。于是立即将钟昌斌定为重大嫌疑对象，专案组组长高杭山将兵力分成两路，一路由锦江分局刑警大队冯刚副大队长带着两个要案组在12月30日连夜赶赴合川，调查钟昌斌的情况并摸清此人的社会关系。另一路前往钟昌斌当兵时的老部队——成都武警一支队进行调查。
90年代的武警战士
前往合川的一路查实：钟昌斌1972年丧父，母亲就改嫁，弃他而去。此后钟昌斌就长期过着孤儿的生活，所以他对社会产生了一种近乎变态的仇视，为人阴险刁滑。1991年钟昌斌应征入伍，在成都武警一支队服役，1993年退伍后不愿意回合川老家，赖在成都游荡。虽然曾经在成都南郊某厂干保安，但因为钟昌斌嫌弃保安工资低，只干了一个多月就不辞而别了。
90年代的保安装束
前往武警一支队的一路查实：1994年12月初的时候钟昌斌曾经和一个名叫袁小鹏的人去部队借钱和荤油，老战友们一眼就看出钟昌斌过得十分拮据。在钟昌斌服役期间关系不错且如今依然保持联系的几个老战友反映：钟昌斌经常和袁小鹏（合川人）、吴建（乐山人）两人混在一起，并且和海蓉绸厂的几位女工关系较好。
90年代纺织女工
随即侦查员立即赶往海蓉绸厂，找到了和钟昌斌关系较为密切的女工刘某兰、姜某玲、蒲某琼。根据她们反映，钟昌斌、袁小鹏、吴建三人准备做一笔生意，可能赚几万块钱，还承诺分她们2000元。同时她们还反映：钟昌斌于12月27日下午穿一件带帽子的牛仔夹克，袁小鹏穿一件花衣服——而现场恰好遗留着一件带帽子的牛仔夹克和一件花衣服。
于是，专案组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立即找到钟昌斌、袁小鹏、吴建三人。侦查员兵分两路，一路赶往合川调查钟昌斌和袁小鹏，一路赶往乐山调查吴建，结果都扑了个空。不过，前往乐山的那一路侦查员在吴建所在的乐山轧棍厂技校连续几批毕业生都到广东工作，而吴建的前女友韩某云此时也正在广东打工。实际上合川人去广东打工的人也很多，那么身为合川人的钟昌斌、袁小鹏以及身为乐山人的吴建会不会都在广东呢？
于是，专案组在1995年1月11日打电话给正在广州出差、且已经准备回成都的锦江分局人南派出所所长李运宪，要求他推迟返程日期，协助锦江分局刑警大队在广州查找钟昌斌、袁小鹏和吴建在广州的下落。
于是，李运宪立即退掉了已经定好的回成都的机票，按照专案组提供的三个人的情况在广州开始查访工作。
很快他查明，1月3日那天一个叫陈某凤的人从东莞打电话通知吴建的前女友韩某云（时年19岁，乐山市沙湾区农场八组人，暂住广州市德政中路清水濠街29号）：吴建在1月1日到东莞，向他要了韩某云在广州住处的电话号码。
据此，李运宪断定钟昌斌、袁小鹏和吴建很可能已经来到了广东，根据李运宪发回来的调查结果，专案组立即派锦江分局刑警大队冯刚和冯石两位副大队长带领侦查员万军、黄俊和李炼组成缉捕小组与1月12日赶赴广州对钟昌斌、袁小鹏和吴建进行查缉。
1月13日，缉捕小组在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刑警大队的协助下找到了陈某凤，陈某凤交代说：1月1日下午，吴建到东莞市中堂镇找到他，先问韩某云在何处，陈某凤说韩某云已经到了广州，于是吴建向他要了韩某云在广州租住地的电话号码，并且在交谈中透露出：“出去混几年再回去，我还有两个朋友在深圳龙岗等我，他们是重庆方向的人”，离开时吴建还从陈某凤处拿走了100元钱。
根据陈某凤的描述，吴建手上还戴着一枚金戒指，对这枚金戒指的细节的描述，专案组发现和尹某章描述的曾经戴在易某芬手上的一枚金戒指的细节惊人吻合。
至此，专案组确认钟昌斌、袁小鹏和吴建三人此刻就在广州。可是，他们在广州市公安局的协助下在广州、深圳等地查了一个多月，却一无所获。因为广州、深圳等地一共有两万多家企业，且在用工制度上没有严格的身份审核制度，且当地私人出租房屋也不需要验看身份证，暂住人口登记的随意性也极大，再加上在广州深圳打工的四川籍人员数量极大，稍有不慎就会打草惊蛇，所以排查难度难于登天。
排查陷入停顿后，缉捕小组只好返回成都，另寻他法。
3月1日，刑警黄俊和尤兵根据手头掌握的线索再度确认钟昌斌、袁小鹏和吴建就在广州或者深圳，且已经掌握了他们藏身的大致范围。为了避免上次侦查搁浅的情况，他们先行物建了一名合川籍打工人员为特情人员，此人工作认真、交往广泛并且没有任何案底，对公安机关也极为敬畏。
根据专案组的布置，该名合川籍特情在他熟悉的布吉、坪山一线通过他的关系网了解春节从内地到深圳和合川籍人。此外，广州市公安局也启用了自己的秘密力量协助专案组进行查缉。
3月27日，专案组接到特情传来的消息：袁小鹏的哥哥袁小波在3月中旬曾经到深圳寻找袁小鹏，现已经返回四川。于是，锦江分局刑警大队立即派人前往合川找到袁小波。袁小波供称：有一名曾在深圳打工和叫何某国的合川人从深圳返回合川给他带信，说袁小鹏在深圳。于是袁家老爹立即要求袁小波去深圳找袁小鹏，袁小鹏到达深圳后找到何某国的弟弟何某春，得知1月上旬的时候袁小鹏曾经在龙岗区坪山镇汤坑石场出现过。
90年代的采石场
于是，正在深圳缉查的黄俊和尤兵立即在深圳市公安局的协助下找到了何某春，要求其带路前往坪山汤坑石场找袁小鹏。然而，这个石场有民工上万人，且没有统一管理，人员流动性极大且合川籍民工较多，未免打草惊蛇，黄俊和尤兵也不敢随意上山进行搜查。
3月30日，锦江分局刑警大队冯刚副大队长带着三名侦查员来到深圳增援，经过讨论，决定先由合川籍特情去石场查找四川籍民工集中的几个小石场，然后由黄俊和尤兵化装成民工，以受袁小鹏哥哥袁小波的委托找袁小鹏为由进行排查。
在走访了几十家小石场后，他们终于找到了钟昌斌、袁小鹏和吴建曾经待过的石场，但此时三人已经离开了石场，但石场民工反映：这个石场的小包工头可能知道三人的下落。于是，冯刚副大队长在3月31日化装成砂石商人以谈生意为由接触了该石场的承包人杨某某。在得知冯刚的身份后，杨某某当即承认钟昌斌、袁小鹏和吴建三人曾在这里打过工，并且在3月4日由他亲自带往广西陆川县的一家采石场打工。
为了尽快抓获三人，冯刚于4月1日通过锦江分局的一名广州籍干警的个人关系，在广州借到了一辆广州地方牌照的“红星”面包车和两位司机，载着他们连同合川籍特情和杨某某一起连夜直奔陆川县，在4月2日22时终于冒着当地的大雨抵达（当时广州至陆川没有民航、没有火车，所以只能开车前往）。随后立即和陆川县公安局取得联系，并派人在杨某某的指引下查看了那个采石场的周边地形。
红星牌面包车
4月3日凌晨1时左右，缉捕小组和陆川县公安局刑警队的同行们刚准备对采石场采取行动的时候，正好撞见了看录像归来的吴建，当即将他擒获。吴建交代说钟昌斌和袁小鹏就在采石场里睡觉。大喜过望的缉捕小组当即冲进采石场，在工棚内将呼呼大睡的钟昌斌和袁小鹏擒获在床，并且马不停蹄地将三人押回广州进行突审。同时，杨某某向冯刚副大队长坦白，说钟昌斌曾将一部照相机送给了他，他将这部相机交给他的妻子带回广西老家。于是侦查员吴学良跟着杨某某前往陆川县城，取回了这部相机，后经尹某章辨认，确认相机是妻子易某芬的随身物品。
回到广州后，钟昌斌、袁小鹏和吴建对杀害易某芬和尹某恒母子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1994年下半年开始，钟昌斌在和尹某章、易某芬夫妇的交往中发现他们在每月月底都要收到十几万元的货款后再送回合川的永生罐头厂，而自己没有经济来源，生活拮据，就起了杀人劫财的念头，于是便伙同袁小鹏和吴建密谋在12月的月底实施抢劫。
12月27日下午，三人携带尖刀前往中成饭店，在19时左右从饭店餐厅翻墙进入饭店，来到109号客房门前，由钟昌斌敲门。此时正在看电视的易某芬开门一看是熟人，于是就请三人入内。钟昌斌进屋后问易某芬：“尹某章呢？”易某芬回答：“回合川了，几天后才回成都。”
三人进屋后就和易某芬闲谈，并一道看电视，至21时左右，坐在门边的吴建顺手关上房门，随即袁小鹏突然伸手掐住易某芬的脖子并用腿将易某芬压倒在床上，然后钟昌斌和吴建也一拥而上，用尖刀对着易某芬的头部和颈部猛刺，易某芬最终因被活活刺死。
易某芬倒地时撞到了玻璃茶几，声响惊醒了正在床上睡觉的尹某恒，三岁的尹某恒大哭起来，袁小鹏见状冲过去用被子将尹某恒的头部捂住，待尹某恒不动后三人开始翻箱倒柜寻找钱财。
然而几分钟后，尹某恒苏醒过来并又大哭起来，吴建立即又用尖刀朝孩子的左胸和腹部各刺了一刀，尹某恒就此被杀害。
因为货款已经由尹某章送回了合川，因此三人仅仅只搜到了几百元现金和放在抽屉里的两件首饰和一部照相机，然后仓惶逃离现场。随后从成都北站乘坐长途客车到内江，又转乘火车逃到广州，依靠合川籍老乡的掩护和报信几次逃脱了专案组的排查，但最终也没有逃出专案组的法网。
至此，成都中成饭店特大抢劫杀人案历经三个月零六天终于告破。钟昌斌、袁小鹏和吴建因抢劫杀人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最终全部被判处死刑并被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