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为什么能够长治久安？这跟汉朝的治国方略有极大的关系。一是外圣内王。以儒家立国，以法家治国。表面上尊重儒家之仁，实际上用法律和谋略实现统治。二是王道（儒家）与霸道（法家）兼用。王字，三横一竖，三横代表天地人三道，一竖代表参通天地人三道，能够参通天道地道人道的人就是真正的王。所谓天地人三道就是天地人三者的内在规律；所谓参通道就是顺应道，按照客观规律行事。王道是儒家提出的一种以仁义治理天下，以德政安抚臣民的统治方法。霸道则以武力、刑罚、权势等强硬手段统治天下，与王道相对。我国实行韬光养晦策略以求和平崛起，以一带一路、上合组织等行动求互利共赢，体现了王道思想；美国不会换位思考，不懂以史为鉴，轻则经济制裁，重则武力入侵，奉行的是霸道路线。汉朝之所以强大，与汉高祖刘邦实行王道与霸道兼用的治国理念有很大的关系。王道依靠软实力为主，以柔克刚，主张以理服人。霸道依靠硬实力为主，以刚克柔，主张以力服人。霸道更适合于乱世，王道更适用于和平时期。王道可亲却偏软，霸道锋利却易折。儒家的王道是否顺应了人道呢？未必！由于人性的两面性，单纯实行王道或者霸道，往往不能达到富国强兵治国平天下的施政目标，必须兼用王道与霸道才行。帝王治国方略与百姓个人理想是不同的。女皇的为君之道。宰相魏元忠被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张昌宗诬陷，被贬为高要县尉，太仆崔贞慎和东宫率独孤袆之在长安郊外为他饯行。张易之唆使下属诬告两人为魏元忠同党。武则天派左台监察御史马怀素审理案件。马怀素经过审理，上奏武则天说，两人并未谋反。武则天派内官催促马怀素尽快定罪，马怀素仍然坚持无罪判决。武则天大怒，把马怀素召来，责问为什么不遵旨办事。马怀素说：崔贞慎和独孤袆之与魏元忠私人感情很好，为魏元忠饯行确实有过错，理应受到惩罚，但说他们是魏元忠同党，这是根本不存在的。武则天说：他们为魏元忠饯行就是谋反的证明。朕意已决，你怎敢抗旨不遵呢？马怀素说：汉朝彭越因谋反的罪名被诛，栾布为其收尸，刘邦并未杀他。魏元忠并未犯彭越那样的死罪，陛下岂能加害于他们。陛下手握生杀大权，想怎样就怎样，但既然把案件交给臣审理，臣不敢不依法办事。武则天怒气消了，崔贞慎、独孤袆之得以幸免。实际上这是武则天精心导演的一场戏。武则天是个极其精明的皇帝，政治手腕很高明，一方面残酷无情，杀人不眨眼，又善于收买人心，树立英明君主的光辉形象。她并非不明事理的糊涂虫，对整个案件心里像明镜一样清楚。她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达到一石四鸟的目的，一是卖给宠臣张易之一个面子；二是彰显了自己从谏如流的明君形象；三是收买了马怀素这样的名臣的人心；四是对张易之进行了打压，防止宠臣的野心过度膨胀。法家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以富国强兵为己任，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法家代表人物有管仲、李悝、吴起、商鞅、乐毅、韩非子等。汉朝的辉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儒家和法家、王道与霸道缺一不可。综合运用儒家、道家和法家的思想才是中国古代最有效的治国之道。即使在今天，也需要以法惩恶，以德扬善，以法治国，以儒治德。德法兼施是历代帝王的治国之道，外儒内法是治国之道的不宣之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董仲舒篡改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鼓吹君权神授和灾异祥瑞，神化专制王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促进了大一统的形成与巩固，解决分封诸侯的弊端起了积极作用。分封制的弊端在于，把土地分封给臣子以后，就变成了臣子的私有财产和势力范围，一旦君主式微，臣子坐大，臣子就会闹独立，不再服从君主的统治，甚至反客为主，灭了中央政府。汉武帝的做法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汉初需要休养生息，奉行道家思想，实行“无为而治”。汉武帝时期，国力恢复，诸侯坐大，中央集权岌岌可危，朝廷暮气沉沉，汉武帝行推恩令，要对付匈奴，开疆拓土。董仲舒保留儒家的“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等级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主张以“礼治”和“德治”为核心的“人治”，又吸收了法家的法治思想和《周易》、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强调皇权至上、严格等级制，有利于形成大一统思想，强化皇权统治。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一统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主流思想，分裂祖国不得人心。为什么汉武帝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秦始皇却要焚书坑儒呢？（一）百家争鸣不利于大一统的要求。（二）一些儒生引用儒家经典，借用古代圣贤的言论批评时政，以古非今。（三）一些儒者反对郡县制，主张恢复分封制，不合时宜，不利于建立封建专制制度。（四）秦始皇尚未认识到儒家学说对巩固皇权统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