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为父母至亲守孝，是每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孝子们除了服丧哭灵之外，还需维持三年居庐食粥、不饮酒荤、不宴乐嫁娶、不入内室的清淡生活。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有人在此期间擅行周公之礼，当如何呢？
在先秦时期，这种事儿虽然没什么问题，但也算是一种让人尴尬的丑闻。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守制”要求均来源于儒家的诠释和规定，先秦时期的其它学派并不是都赞赏和认同这些规定。例如墨子就认为儒家要求的“不嫁娶、不入内室”碍人丁繁衍，而在那个诸侯争霸的年代，人口恰恰是最重要的资源。
再加上儒家在先秦时期并不是主流，所以其相关要求并不是社会共识，这事儿自然也不算什么大事，做不做就完全看个人了。
不过华夏又是礼仪之邦，君子们非常注重日常行为举止。而“榻席之娱”终归是个难以摆上台面的事情，更何况是在本该哀伤的守制期间，《左传》里就有个相关事例。
子明谓桐门右师出，曰：“吾犹衰绖，而子击钟，何也？”右师曰：“丧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绖而生子，余何故舍钟？”
鲁定公八年，宋国乐子明的父亲不幸死在晋国。在如何迎回尸身这件事上，乐子明和自己的伯父乐大心产生了矛盾，两人也拿丧事互相攻击对方。乐子明指责乐大心在丧期击鼓为乐，无手足亲情也无礼。乐大心则回怼乐子明在父丧期间弄出孩子，哪里来的脸皮说他？
虽然互揭老底让两人都大失颜面，但以礼持国的宋国公室并未把这些当回事儿，没训斥也没处罚二人。（后乐大心被逐出宋国是乐子明借别的问题下的手）。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仪从儒家守制要求不仅成为士绅官员们践行儒家孝道的基本行为，甚至也成为了部分人沽名钓誉的手段。例如东汉乐安人赵宣，为了求名，自己在墓道里为父母服丧二十年。
在全社会的主动推动下，依儒礼守制不仅成为皇朝上下的基本道德要求，包括丧期“不入内室”的相关守制规定，也成为约定俗成的社会伦理规则。这时候孝子们谁敢在守制时行“周公之礼”，等待他们必然是全社会的唾弃。
只是伦常规则难压人心欲望，既然不能公开，不少“孝子”就选择了偷偷摸摸、不声张。貌似只要不承认问题，问题就可以不存在。但是此举骗得了自己，有时候却盖不住女方的肚子。
前面提到的赵宣，在被世人褒赞并声名大振后，又被人发现他在“守制”期间折腾出五个儿子。赵宣不仅迅速沦为人人唾弃的不孝子，还被太守陈蕃以“诳时惑众，诬汙鬼神”论罪。
而且这种伦常规则在约束孝子行为的同时，也促生出一种罪恶。
因为后宅私事难有人证、物证，所以“孩子”成了界定某人是否在守制期内“入内室”的主要凭据。因此一些孝子为了毁灭自己不当行为的“罪证”，选择直接溺毙守制期间降生的子女。另一些人虽然在守制期间“不入内室”，但他们的一些孩子也不见得能有好命。
由于古代的医疗技术并不能准确确定一个孩子的妊娠时间，当某个孩子的妊娠时间接近其父守制期时，他的父亲就有可能为了规避不必要的麻烦而放弃他，甚至是连他的生母一起放弃。
当儒礼规则深入生活后，为进一步规范守制期间“下半身”的事儿，唐宋两朝进一步将相关规则列入了律法。
诸居父母丧生子、及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
疏义曰：居父母丧生子。已于名例免所居官章中解讫。皆谓在二十七月内而妊娠生子者。及兄弟别籍异财。各徒一年。别籍异财不相须 ……
《唐律疏议》
唐律在严厉打击相关行为的同时，也比较人性的网开一面。规定只是守制的27月内妊娠才算违法，辨别方法就是以孩子出生时间前推九个月，看看是不是落在服丧期内。这个方法虽然不是那么精准，但却救活不少人命。
儒家伦常更加深入社会的两宋，却并未继续升级对服丧要求的管制。不仅相关律法直接延续唐律，而且执行方面也并不严苛。
绍兴十四年，普安郡王赵眘被人举报在父丧期间生子。但是宋高宗最终给他的处罚却只是“解官行服”，而且这个处罚还是看赵眘不顺眼的秦桧建议的。赵眘在被处罚之后，于丧期又孕一子（服丧结束后出生），然后却不了了之。
如果说这是皇族特权的话，来看看南宋的另一个案例。
南宋末期平江府一个叫郭应龙人，状告自己的哥哥郭百三，服内生子和以药毒父。判官胡石壁在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以药毒父”是诬告，“服内生子”是事实。胡石壁的审查结论是否准确本文不讨论，他对“服内生子”的判罚却只是“竹蓖二十”，比相关律令要求轻多了。
两宋在这方面不严苛，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孝子们入不入内室，很难查证。换句话说守制期内不妊娠，并不代表孝子们不入内室。只处罚那些“运气”不好的，有失偏颇。
二，宋廷皇室获取子嗣艰难，特别是南宋好几代皇帝都因无后而收养子。这种情况也让朝廷难以严厉打击皇族的服内生子，而上行下效，地方自然也不愿过于严苛。
三，孝子们守制期内行榻席之欢，已不是个别现象。大家看破不说破，或者法不责众、得过且过。
宋亡后入主中原的蒙古人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相关律法自然也就被废止了。守丧期间的下半身问题，重回伦常约束。
古不近人情而太过者有之，禁令服内勿生子，朕览书度意，实非万古不易之法。若果依前式，人民则生理罢焉。
《孝慈录》
朱元璋创立明朝后，考虑到大乱之后的人口繁衍需要。不仅未在律法上恢复旧制，还从伦理上批判这种要求。此后明朝对于守制期间的“下本身”问题，就走向了两个极端。
致力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绅官员们，至少在表面上仍以相关儒家规则严格要求自己以及自己的政敌们。守制期内涉“榻席之娱”不仅是丑闻和道德硬伤，还是足以打断仕途的“罪行”。
此时律法不禁止了，一些人反而更不愿意承认了。不少士子官员守制期内生子，为了面子以及减少追求“前程”途中的麻烦，反而主动溺毙孩子，甚至“反诬其妻与外人通”，最终逼死自己妻妾。
对于不想闻达于朝堂的“普通人”而言，一切不仅又回到了先秦时期，而且更为开放。特别心学大兴后，在“追求本我”的大旗下，部分孝子不仅不想被约束“下半身”，反而肆意放纵欲望，一点居丧的意思都没有（心学后被官方打压，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
清朝在这方面效仿明制，也未在律法上做约束，但相对于明朝还是要严苛不少。
因“心学”被打压下去，社会伦常重归儒家统御。所以守制期“入内室”再次成为被社会上下共同谴责的行为，生下孩子也为人所不齿，“所生必不肖之子，非但得罪于名教，并且贻祸于邦家”。
这个时候孝子们就算是要做，又得偷偷摸摸了，甚至毁灭“罪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