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266年开始，忽必烈接连向日本派出五波使团，希望日本称臣纳贡、归附蒙古帝国。但日本均以不回应、驱逐使臣等方式表明自己不合作的态度，被激怒的忽必烈遂发动大军两次远征日本。

不过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人，却连续两次惨败在日本，最终不得不放弃征讨，这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在战略上忽必烈对于远征日本就认识不足。

在出使交涉期间，不仅藩属高丽极力劝阻不要出兵，元廷自己的外交、情报专家赵良弼在实地考察后，也反对征讨。除了日本贫瘠且不知礼，占领也捞不到好处之外。他们都提到了日本人“狠勇嗜杀”和“舟师渡海，祸害莫测”。

臣居日本岁余，睹其民俗，狠勇嗜杀，不知有父子之亲、上下之礼。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是谓以有用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也，臣谓勿击便。

《元史·列传第四十六》

换句话说就是日本人战斗力不低，而且渡海作战风险很高。但是忽必烈并不在意这些，他想得是“不服就得揍到你服”。因此忽必烈在1274年以“日本梗化不庭”为由，正式下令征讨日本。

此时蒙古尚未征服南宋，加上忽必烈的轻敌，第一次东征的兵力并不多。其中高丽11200人（大多为水手），从伐宋前线调回17000蒙军和4000南宋降军，总计3万2千人。

联军向出发地高丽集结时，忽必烈同时命高丽造大小船只900艘来配合渡海作战。为了造船，高丽搜刮全国资源并征民夫3万余人。虽然“期限急迫，民甚苦之”，但是忽必烈仍不停催促高丽尽快完工。

十五年帝欲征日本，诏方庆与茶丘监造战舰。造船若依蛮样（南宋图纸）则工费多，将不及期，一国忧之。方庆为东南道都督使，先到全罗遣人咨受省檄，用本国船样督造。

《高丽史》

没办法的高丽只得向元廷提出船只减配，以降低工时、工量。在忽必烈看来船只要能把人、粮草、军械等送到海对面，怎么样都行就同意了。其后的事实证明，高丽样式的船，扛不住台风。

联军中为何会有四千南宋降军呢？主要原因不是蒙元兵力紧张，而是忽必烈摆不上台面的小心思。

1273年阿里海牙以不屠城、重官厚赐换取吕文焕出降。襄阳城和当地百姓都好处理，但是原襄阳守军不好处理。忽必烈觉得他们是“麻烦和隐患”，正好可以送到日本“消耗”掉。

为了让这些降兵安心出海卖命，忽必烈组建了一个临时机构“结婚都监”，在高丽搜刮女子给这些降卒当老婆。结果又把高丽上下折腾的鸡飞狗跳，导致高丽方面的厌战情绪更高了。

1274年10月3日，联军从高丽合浦港出征。虽然蒙古、高丽为征伐日本已经折腾大半年，但此时的日本并未掌握准确情报更别说实际准备了。不过握有奇袭优势的联军，却自己给了日本反应和准备的机会。

10月5日，联军登陆对马岛，当天全歼守将宗助国及其麾下80名武士。接着联军在对马岛停留了一周，以便让士兵尽情掳掠和屠岛。14日联军攻占一岐岛，在消灭近百名守军后，又是抢掠、屠岛4日。

在联军“送”十来天准备时间里，日本方面玩了命的征集军队，“征其藩属兵十万二千余人赴援”。19日联军主力抵达今津岛时，日军也在岸上枕戈以待了。20日联军主力上岸，双方展开激战，史称“文永之役”。

这场战役联军方面，首先有装备优势。不仅弓矢兵器更利，还拥有领先日军一个时代的火器 – “飞铁炮”，日本对其的描述为“火光闪闪，震声如雷，令人肝胆俱裂，茫然不知所措”。

其次联军在军阵、战法、指挥上也更为严密，“全军闻鼓而进，闻金而退，步骑相资，近者刺以矛，远者射以箭，左右回围之，协力合击，无一人脱者”。

日军方面的优势，一是人多，二是之前提到的“狠勇嗜杀”，战斗意志非常高。一个武士带着几名足轻就敢往军阵里冲，要么战死，要么等来援军扩大缺口。

虽然这次交战的记录各方出入很大（基本是各吹各的）。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激战一个白天，联军未能建立起滩头阵地。说明两边的整体战斗力，差不多五五开。

由于当天无法在岸上立营，联军在收兵后只得返回船上过夜，再加上副统帅刘富亨战斗中重伤坠马，联军整体士气也掉的厉害。

当晚联军统帅层组织会议，讨论后续安排。统帅忽敦从白天的交战中看出日军并不容易战胜，觉得战事拖下去将对联军不利“策疲乏之兵，敌日滋之众”，主张撤兵返回高丽，重新组织后再说。

而联军三号人物高丽枢密院副使金侁，早就烦透了对日用兵，自然也是支持撤退。最终联军高层决定，次日大军先撤回高丽休整。也就是说无论有没有神风，这第一次东征日本都是结束了。

只不过联军的运气太差，当晚遭遇台风，数百船只和一万三千名士兵被大海埋葬。但对联军高层来说，这些不是战损，只能算“班师”损失。

联军撤退后，日本方面自不必说，喜大普奔，搞笑的是蒙元方面也是喜大普奔。至少在联军统帅们的集体忽悠下，忽必烈是相信联军大胜日本“惟掳掠四境而归”，只是得胜还朝时遭遇台风损失了一些。但这不仅不是问题还是喜事，因为很多“麻烦和隐患”也被“神风”消耗掉了。

大喜的忽必烈不仅大赏东征将领，并在次年再次向日本派出使团，要求“被打服”的日本正式称臣并跪拜在自己脚下。结果日本将使团成员全部枭首，消息传回国内，回过神来的忽必烈气得差点吐血。

所以1279年彻底搞定南宋后，忽必烈就开始筹划和组织第二次东征日本。

和上次一样，这次也有“麻烦和隐患”需要消耗，江南新附的南宋降军。1280年忽必烈下诏，“括张世杰溃军，命范文虎等召集新附军户，使征日本”。同时下令高丽、浙江、福建等地修造战船（总计四千艘），期以次年东征日本。

第二次东征规模较第一次翻了几倍并兵分两路。一路是由蒙古、高丽和北方汉军组成的四万东路军，由高丽合浦港出发。另一路是十万南宋降军组成的江南军，由宁波出发。两路原计划在日本一岐岛会师。

1281年5月19日东路军誓师，21日攻占对马岛并屠岛五日。接着东路军南下攻占一岐岛并屠岛 …… 然后就开始出岔子了。

东路军原本应该在一岐岛等江南军会师，在一起南下进攻日本本土。但是江南军由于原主帅阿剌罕突然病故（范文虎接任），加上海上迷了路，误期了。东路军没有耐心继续等待，就独自南下。

6月6日，东路军抵达第一次东征时的登陆场博多湾（今津岛东侧）。但是此时的博多湾已和七年前大不相同，日本沿海岸修筑了防御石墙。再加上日本几年的准备，例如学习火药使用搞出铁火船（一种一次性爆炸船），东路军登陆战打得比第一次东征时更为被动。

激战差不多十天，没有办法成建制登陆，更别说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了。而且这半个月东路军损失也挺大，战损一千余，疫病亡故三千余。东路军被迫返回一岐岛休整，等待江南军的增援。

到这里可以看出，在地利的减持下，彪悍的蒙军已经有点打不过日军了。而且东路军自己的士气也不行了，在等待江南军期间，东路军的统帅们又开始讨论要不要先撤回高丽“休整”。

6月末江南军船队陆续抵达平户岛，并派出一支部队增援一岐岛的东路军（日军反攻了一轮）。7月初东路军主力也移驻到平户岛，和江南军一起休整了半个月。

27日联军主力移驻至离日本本土更近的鹰岛，准备展开第二轮攻势。这轮联军准备兵分两路夹击日军，一路继续攻打博多湾，另一路从今津岛西侧的深江发起进攻。这个策略好不好，不知道，因为还未来得及实施，就出了大事。8月1日夜，“神风”来了。

当晚有多少人没于台风，由于没有确切的史料，现在也说不清楚了。不过联军的大部分战船被摧毁了，更重要的是联军统帅们的信心也被摧毁了。

注：不太可能全军或绝大部分没于台风，因为日本方面的记录是，台风后他们还在岸上斩、俘了两三万没跑掉的元军。而且元朝、高丽方面也有数万军队撤回的记录。

范文虎留下一句“还朝问罪，我自当之”后，就挑了几艘好船带着亲信部曲回国了。在他的示范和带动下，联军其余将领们也纷纷驾船返航。坐不上的船的士兵，就如同垃圾一样被扔在了日本。

这些士兵很快就被日军俘虏，其中蒙古、高丽、北方汉人全部被斩首，南方汉人虽然免死但也被贬为奴隶。第二次东征日本，史称的“弘安之役”就这么结束了。

相对于第一次东征，这次东征日本对于蒙元来说很可惜。如果没有台风，让联军施展出那个两面夹击的战术，有很大的可能击退日军建立起滩头阵地。但是联军获取最终胜利的希望仍然非常低。

首先，从两次东征的战况可以看出，日军战斗并不弱于联军。一是精锐蒙军偏少，二是跨海作战导致前线缺乏马匹，蒙军机动性方面的优势难以发挥。所以即便是建立滩头阵地，如果后续补给支援不畅，也不见得在消耗战中能战胜本土作战的日本。

其次，高丽这个重要盟友，非常不想打。因为打赢了没好处还得出人、出资源，而打输了亏得更厉害。所以只要有机会，高丽方面就想撂挑子、撤军。高丽的不配合，会让原本难度就高的跨海作战，风险更大、变数更多。

最后，统帅们也大多时刻准备撂挑子，两次东征都是一出问题高级统帅们就要撤退。这固然有跨海作战风险大，急于保命的原因。其实也有对这场战争战略定位的因素。

虽然不敢直接反对忽必烈的命令，但是蒙元很多人都认为即便打赢日本，也无法直接占领、统御日本。所以征战中，不少统帅更倾向于保存自己而不是消灭敌人，更倾向于展示武力而不是征服对手。

而且对南宋降兵的态度，也让征伐变了味。范文虎为何敢说“还朝问罪，我自当之”，因为被他留在日本的大多是南宋降兵。即便战事失败了，起码大量“麻烦和隐患”消耗掉了，对于忽必烈而言也是功劳（战后范文虎不仅未获罪，还不断升迁）​。

所以即便没有所谓的神风，联军上了岸，后面遇到一两次败仗或者大的挫折，联军还是有可能主动撤退或者溃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