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元通百货公司自一九二〇年开始合伙经营，至重庆解放后一九五〇年转为国营，共经历了三十年。其资金，开始仅有银元八百四十元，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已积累达一百余万元;后来虽然饱受国民党政府的种种摧残，到解放后转为国营时，全部资产折合人民币仍有四百万元左右。其业务,从经营铁锅、毛铁开始,逐渐扩大到以百货、匹头的零售为主和兼营批发的多种经营，进而又投资工业生产，开办了纺织、印染、茶叶、皮鞋等工厂。其机构，由四川宜宾林家巷口的一家小铁锅铺，发展为宝元通百货商店，逐步扩大到省内江安、南溪、泸州、重庆、成都及省外昆明、上海、南京等地，都有分支机构，抗战胜利前在印度，胜利后在香港也设立了贸易机构。
宝元通能够在三十年的时间内发展得这样快，这样大，无疑在经营管理上是有其独特之处的。我在宝元通曾工作了十八年，对它有一些了解，但由于自己的认识水平和工作经历的限制，不可能全面介绍出来。现在仅就自己所知，择要叙述于下。
一、宝元通的创立和发展
（一）“宝元通”的由来
宝元通是从一九二〇年十月在川南宜宾县开始合伙经营的。最初两年，并没有挂出什么字号招牌，完全以私人名义对外负责。开始时合伙人为肖则可、肖雨声弟兄及熊荫村、王镜初，次年初，熊萌村的大哥熊郁村(当时任宜宾隆茂洋行会计)也来参加了。肖则可原是宜宾一家锅厂的学徒，熊荫村是学做匹头生意的，王镜初是宜宾的大地主，他们都是瓜葛亲戚。由于有这种情况，所以他们开始合伙时经营铁锅，后来有了发展，又经营百货匹头等。
合伙的资金开始共为八百四十元(折合六百两银子)，肖则可出二百八十元,其余四人各出一百四十元。经营了一年多,业务发展很快，他们都感到若再继续用私人名义对外，于营业诸多不便，乃于是年年终结帐时，决定成立一个企业组织。有天，大家正在为给这个企业起个吉利名字而苦思不得，适逢一个姓徐的亲友赌“红宝”回来，手上拿着一串押宝时用的筹码一一制钱，每个钱上都有“元宝”或“通宝”字样，徐某就指着小钱向他们说:“做生意总望赚钱,就在钱上想招牌名字吧,我看就叫‘宝元通’如何?”就这样一致决定了企业的名称。当时用的号章，也完全仿照古钱形式镌刻。以后宝元通各地分店的命名，也均用“宝元”二字冠在各地简称地名之前，如宝元泸、宝元蓉、宝元渝、宝元昆、宝元申等皆是。他们还特别选择了若干铸有“元宝”低“通宝”字样的古钱，嵌在玻璃木框内作陈列品，高挂在宝元通的客厅墙壁上，以示对它永志不忘。
（二）、六年经营，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宝元通初期的业务经营，主要是由肖则可、熊荫村两人负责，王镜初只管理账务和银钱收交。熊郁村仍在隆茂洋行当会计，他和肖雨声两人都是在业务有了发展后才来参加经营管理的。当时的铁锅、毛铁，主要产于川南合江、泸县等地，肖则可、熊荫村常年穿着草鞋奔走在这一带，相互约定，每人每天只能开支旅费银二角。
不久，宝元通扩大了业务，兼营洋钉、铅丝等五金器材的贩运。这些货都来自长江下游，肖则可首先则跑到重庆采购，接着又追到宜昌、汉口，最后延伸到上海。宝元通为了不让别人夺去中间利润，一贯是尽量设法到产地去进货。这样，在第一个大结账期(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三年，以后每隔三年为一大结账期)，就由原来的八百四十元积累到三千多元。
一九二五年地方军阀杨森发动安川之战失败，川南一带土匪猖獗，乐山、犍为和犍属清水溪所产的毛铁都运不出来，一般铁厂积压很多存货，生产陷入瘫痪，而宜、泸一带又底货空虚，行市飞涨。肖则可抓住这一大好机会，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穿过重重匪区,抢先赶到上述产地去压价收购。他不仅顺利地订购了大批毛铁，而且大部分货款都获得一年的赊期，只交了少数订金。结果宝元通在短期内便获得了几倍的暴利。到第二个大结账期(一九二四到一九二六年),它的资金又由三千多元积累到一万多元。是年农历除夕，宝元通通宵燃放鞭炮，大事庆祝。它对门的一家苏货店--姜荣昌也赚了很多钱，但还不能与宝元通相比，所以鞭炮只是放到半夜即止。这样一来，宝元通的声誉便洋溢于整个宜宾市场，肖、熊、王等人的亲友，更加另眼相看。当时就有宜宾的大地主朱树三要求入股二千元，但肖、熊等只承认他入股一千元，其余一千元作为长期存款，每年向宝元通支取利息。此例一开，不少人都步朱树三的后尘，希望能入一点股或存一点款，好分享赢利，于是宝元通又趁机吸收了一些存款，使营业资金更加充实，为企业的进一步扩展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之后，宝元通便逐渐扩大业务范围，从事百货、匹头的经营。开始时，小心翼翼，如以线袜来说，每次不过购进五打或十打作为试销。当时正值帝国主义商品倾销，“洋货”比“土货”便宜，川南一带又是富庶地区，因而试销业务蒸蒸日上，经营的品种和数量都不断扩大。至一九二九年，便在宜宾林家巷对面购地，新建宝元通百货商店，集中精力经营百货、匹头，至于原来经营的铁锅、毛铁及洋钉、铅丝等，都只作为附带的业务。
（三）依靠经销洋货，赚得巨额利润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帝国主义的商品在我国大量倾销，宝元通自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的十年间，资金由银元一万多元积累到一百余万元，大部分是依靠经销洋货得来的。
宝元通自一九二七年起，首先在川南江安设立美明油行，经销美商美孚洋行的煤油。初期用户还不普遍，加以美孚洋灯的耗油量较大，因而推销颇感困难。宝元通为了打开煤油销路，使其适应广大农村用户的需要，特派专人到重庆订制各种精美的“省油灯”，运回去折本贱卖。于是，卖出一盏省油灯，就增加了一家用油户，从根本上开辟了油的销路。那时美孚油的包装是用木箱，每箱两铁桶，每桶五加仑，市价银币五元左右。每经销一箱，连扣佣及包装折价可获毛利三成，较之一般商品利润为高。宝元通尝到这个甜头以后，不久即设法夺取了宜宾的美孚油经销业务。旋于一九三三年又承包了泸县美商德士古的煤油经销。这样就逐渐垄断了川南一带的煤油市场，当油价上涨时，它照原价报卖，利润更厚;跌价时，高价存油可以照低价结账，关了蚀本的门，又同样可得扣佣。这项业务直到抗战以后才发生变化，利润远不如从前。
宝元通创立以后，大量经销的帝国主义商品还有英商中国肥皂公司的力士香皂和日光、祥茂、白蜜高级肥皂(是四川的独家经销，每年至少两万箱)，以及英商颐中烟草公司的各牌香烟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商品，则经过换牌改装，冒称“国货”向广大人民推销，赚取了不少利润。“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激于爱国热忱，各地都掀起了抵制“仇货”(日货)的运动。一九三六年夏，成都市民因反对日本设领事馆而发生捣毁大川饭店的事件，成都卖“仇货”的商家亦在群情激愤之下多被捣毁，宝元蓉也在其内。当时它被群众撕成碎屑的改装日货虽然不多，但连带波及到所存英商百代公司唱片五万多张，全部打得粉碎，损失确属不小。经过这次事件的教训，同时估计到短期内有爆发战争的可能，宝元通才决定以后不再卖“仇货”了。
（四）扩大经营范围，投资工业生产
一九四一年以后，宝元通鉴于自己的经济实力已愈益强大，而在当时战火蔓延、交通梗阻的情况下，经营商业又不时有遭受种种挫折和损失的危险，不如转向经营工业，既可避免虚盈实税，又可巩固自己的事业基础和争取广阔的发展前途。因此，打出了“发展民族经济”的旗帜。一九四六年正式改组为公司组织，总资本额为法币六千万元，在章程第一章中明确提出了转向工业的经营方针。事实上，宝元通自发迹以后，便陆续投资经营了好几个工业企业，在早期就提出了以“经营百货贸易为过程，达到发展生产事业为目的"的口号。
宝元通第一次投资工业企业的尝试，是抗日战争前夕在宜宾开办宝星染织厂,接着于一九三八年又在重庆开办了宝星染织厂。重庆宝星厂出产的各色各样印花绸缎，曾经风行一时，社会人士交相称誉(该厂于解放前夕，在刘家台兵工厂大爆炸时全部被毁)。-九四三年又在成都开办了宝星纺织厂，约有三千个纱锭，产量虽然不大，但设备新颖，与成都的申新、裕华并称为省垣的三家现代化纱厂。所产的提花线毯、毛巾等，都卓著声誉。最后，于一九四八年又开办了香港宝星纺织厂，一九五〇年始正式开工生产，有一万个纱锭，全部投资约值美金五十万元。此外还有茶叶厂、皮鞋厂等。以上这些都是宝元通自己创办的工业企业。
至于宝元通投资经营的工矿企业就为数更多，主要的有抗战前投资的合众轮船公司，解放后经过清产核资，它约占轮船公司全部资产的六分之一，一九四三年投资川南铁锅业托辣斯组织--联一实业公司，占股本百分之七十(由肖则可担任执行业务的董事长);一九四六年投资东原公司，经营铁矿及铁锅铸造，占股本百分之十;抗战期中投资重庆大川实业公司，经营石棉制品，占股本三分之一(由熊荫村担任董事长);等等。
二、经营管理上的几点作法
宝元通成立后，业务发展极为迅速，资本积累很快，它在经营管理上自然有其独特之处。但追本溯源，这又和公司领导人的经营思想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宝元通创办时的对内对外主要负责人肖则可，他在经营管理上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办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下述几点:
以经理室为核心，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作用，从宝元通内部的组织系统来看，总管理处是公司的最高领导机构，实行集体领导，但事实上总经理是最高权力的执行人。在具体执行业务的分公司，形式上由经理室负责领导，公司大事均由经理室会议解决。经理室会议除了经、副、襄理外，还包括各个职能部门的正、副主任，而所有这些人，又差不多全是职工。因此，人人似乎都可过问公司大事。
但实际情况却是:总管理处的集体领导只是徒具虚名。据我所知，真正主持公司大计的，是另外还有几个暗地在总管理处之上的内部核心人物，举凡人事升迁、业务方针、盈余分配等等有关大事，都要由这些极少数的核心人物事先秘密商议，“煮熟”之后才公开出来。当时宝元通上下都称肖则可为“肖大帅”，莫不敬而且畏，又称熊荫村为“四老板”，王镜初为“大老师”，职工对他们言听计从，可见这些资方才是真正掌握了公司的经营管理实权的。至于分公司经理室，它的职权范围毕竟有限，处处都要受到总管理处的牵制，只能在总管理处的支配下进行工作，而总管理处又不能不听命于总经理。所以这种所谓集体领导，其实质不过是笼络职工，推动其充分发挥工作积极性而已。
在具体分工上，经常是有一位副经理专管内部事务，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参加或主持营业以外的各种会议，处理来往文件信电和审阅各职能部门的日记(如组长日记、主任日记)和表报。虽然内务经理以守办公室为主，一般不参加外面的应酬，更不上市场作买卖，但也经常到基层(如货栈、门市、宿舍)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使公司内部各方面的组织管理都完全服从于业务的需要，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总经理的业务助手。由于内外明确分工，经理室得以全面地掌握各方面的情况，在日常工作中，就可以紧紧抓住会议、表报、文书这三个环节，来实现对文书、总务、营业、会计四个职能部门的领导。
宝元通公司采行三级(经理、主任、组长)管理制，会议也是分级召开。已经定型的，在分公司，有由组长召集的组务会，每周举行一两次;有按内务和营业两种性质分别由人事主任或营业主任召集、每周一次的组长会;有经理室召开的经理室会议。在总管理处，计有:每半年一次由各分公司经理及营业主任参加的业务会;每年一次由全公司主任级以上的人参加的店务大会;还有每年一次由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主干会，等等。
组务会议主要是汇报顾客意见、营业情况和组内成员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问题，如果问题涉及的面比较广，或问题非组长所能解决，就提到由主任召集、组长参加的内务会或营业会上去研究讨论。营业会的主要作用在于沟通内外情况(介绍市场情况和短期展望)，合理调剂各组库存，使资金经常用到最有利的业务上去。内务会议则是通过解决一些事务性的问题，减少阻力，增加助力，使全体职工都能为搞好营业积极工作。经理室会议主要是在一定时期内召开综合性的会议(如店务大会)和专业性的会议(如业务大会)，进行布置工作和总结经验。由总管理处召集的会议，一般都带有总结经验、计划未来的性质。总的说来，宝元通的会议名目繁多，难免旷日废时之弊，但从效果来看，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各级大小会议，都贯串了提合理化建议的精神(当时大家称为应兴应革事项)，无论大小问题，都在会议上提出，而且一定要求得到解决，不使问题积聚成堆。因此，象穿木板鞋上楼走动影响了别人的休息和睡眠，货栈里的猫儿由于没有固定的人喂养而跑了不少，诸如此类“鸡毛蒜皮”的事情，都曾作过专题讨论，使公司必要的制度由此逐步建立起来。总管理处每次检查分支机构的工作，也都必须参加基层会议和查阅各级会议记录。宝元通由于重视在会议上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所以曾经提出过“为大于微，图难于易，由近而远，自卑而高”的号召。
宝元通的表报也是相当多的，有一段时期还出现过画表成风、表多为患的情况，浪费了不少人力、财力，从而增加了公司的开支。后来经过研究改进，才把这种情况改变过来(但表报还是不少)，并明确提出各种表报必须做到以简驭繁，不重不漏，使各职能部门能借助于表报而掌握实际情况，对业务起到“参谋”和“监督”的作用。
这里勿须列举宝元通各种表报的名称和内容，只想着重谈谈最关重要的会计表报是如何做到不仅账账相符、账货相符，而且账上存货也完全保质保量。账账相符比较容易，因为内外双方都有账可查，不致错漏。但是账货相符和存货保质保量，却需要采取一定的组织和管理措施。宝元通的作法是:首先，发货地于每批货发出时，立即以成本单通知收货地，成本单上必须开列货名、单价、数量、价款和总计以及一切缴用的数目，并附有装箱副页(即某号货箱内装的货名、数量、规格)。上述单据一式三份，由营业、会计、货栈各执一份，货在途中，各个部门都早已心中有数，各有准备了。其次是，商品提到货栈后，由会计股所属的货账组派人会同开箱清点，如有残损短少，以货栈实收数入账，残损者另归专人保管另行入账，短少者酌情处理。以后，无论货栈、门市，商品进出都必需分别记入进出账册，再由会计股集中货栈进货册、出货册、门市销货分录统计与批发所开发货票对照无误后，才记入存货总册，每一品种共有多少存货，其中门市若干，货栈若干，均分别记载清楚。同时办理存货总册的工作部门，还要经常到门市及货栈抽查，每月大盘点一次，如发现数目不符或有霉变残损情况，立即一面按实数调整存数，处理霉损;一面清查责任，及时解决。如此周而复始，就可经常做到账货相符，并保证了存货质量。再辅之以大概每年一次(多在秋季)的残次和过时商品拍卖，基本上消灭了“一年百货，十年底货”的现象。以一九五〇年初的盘点为例。残次商品仅占存货总额的万分之一点五。
宝元通的文书处理有通关信(与通报相类似)、业务信、专信、经理室专信、汇报信等数种。
在物价平稳时期，宝元通一贯采取薄利多销的方针，这就需要加速商品流转，文书部门也必须围绕这一中心任务积极服务。特别是业务信这一环，简直可以说是宝元通掌握市场情况、因利乘便的一把“利剑”。平时除了紧急事件用电报或电话联系外，举凡目前进、销、运的情况和对后一步的看法，以及某地的竞争对手有什么货物运出，数量多少，价值多少(由外勤人员在市场、码头或报关行探听)等等，都是业务信的重要内容。业务信的一个重要之点，是要特别讲求答复的速度。以当时重庆、上海间的联系为例，一般要求在发信后的第四天就收到回信(航空)，因此自己的发信时间与邮局的工作时间要很好配合起来，做到丝丝入扣。其他企业虽然也是通过信函来指挥业务，但由于对时速没有那样重视，消息就不如宝元通灵通。长期以来，宝元通很少有积压存货、呆滞资金的现象，情况掌握及时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至于专信和经理室专信，各负有不同的使命。专信不必依照规定的信期寄出或答复(通关信七日一期，业务信三日一期)，内容除谈业务问题外，还包括总务、人事、会计，多为一信一事，分类编号，内容略带机密性;经理室专信则系各分支机构经理室相互往来的机要信函，文书组不能折阅。这两种文书制度，在尔虞我诈的旧社会里，都是有它的重要作用的。
如上所述,经理室由于分工明确,加强了对各职能部门的领导，从而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逐渐做到了责有攸归、事无废弛、分工合作、里外通气，对于推动业务，起到了积极作用。
极力培养“班底”，加强对职工的思想和业务训练
在资本主义企业里，职工就是它赖以赚钱的工具。宝元通的职工差不多都是由见习生递升起来的，它从一九二七年起前后共招收了一千多名见习生，占全部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不仅各职能部门的组长和主任，几乎全部都是由见习生提拔的，就是在三十个左右的经、副、襄理中，如黄凉尘、樊陶斋、黄君鹤、孙燮阳等二十多人，也都是见习生出身。可以这样说，宝元通三十年来的发展是和它的这个“科班”出身的班底分不开的。
宝元通很早就意识到培训“科班”的重要，所以煞费苦心地想出了一整套对见习生进行基本训练的办法。这种基本训练有两大内容，一是意志训练，一是业务训练。意志训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凡是进宝元通的人，头脑里永远只有一个宝元通，宝元通就是自
己终身的归宿地，除此之外别无二心。这一方面的情况，后面还要详细谈到。这里想着重谈谈业务训练的情况。
业务训练的内容有:1.一般商业知识，如有关商品的性能、商品的包扎技术、算账(珠算、口算、心算)、服务态度以及熟悉市场情况等;2.会计;3.国文。遇有某种特殊需要时，便开办各种专业训练班，如为了要做国际贸易而开英文补习班，为了办纱厂而开纺织训练班，在通货膨胀时期还开办过经济补习班。
见习生先集中训练三个月，经过考试后即进柜台，用老手带新手的办法，边做边学，晚上关了门还要复习。有时以老店员作买主来考问，例如有的商品名称很多，咔叽布有人称斜纹布，乡下人又叫搭裢布，这些都不能被问“黄”了。打算盘，每人都要能打“六归七二五除”，并要做到快速确实;零售商品的金额，要能在包扎好货品后就立刻用心算说出来。总之，业务训练是结合实践进行的。见习生的升级，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如一年级升级考试时，业务科目是考商品的质量和识别，有时便用不同细度纱支的袜子放在暗室中，要求能凭手取出指定纱支的袜子。二年级升三年级时，则用同样纱支(如60支)的各牌袜子将其商标取去(因商标的大小、形式有别),也要求能从暗室中凭手取出所指定牌名的袜子来。
由于宝元通的职工，绝大多数是经过严格的基本训练，并都曾站过柜台，所以他们都熟悉业务，平时既能分工协作，业务繁忙的时候，会计、总务、人事等内务人员也都可以出来协助搞业务。经理、主任和人事管理人员，如要了解职工的勤惰和工作忙闲，只需亲自到门市去看一看，便能够心中有数，可以按照业务趋势配备人力，并把每个人应担负的工作量具体落实。例如根据门市售货记录和职务分配表加以分析，可以估算出鞋袜组每人每天大约平均有多少笔生意成交，在每天“打涌堂”的时候，每人平均几分钟就应做完一笔生意，并且使店员知道，这种要求是合理的。经过这样的训练和安排后,一般差错少，效率高，从而也增加了它的资本积累速度。这种情况在旧社会，确实是宝元通胜过其他许多私营企业之处。
重视服务态度，从各方面树立商誉
宝元通对于店员的服务态度十分重视，所以见习生规则第一条就规定:“不得与顾客发生争执。”如果同顾客起了纠纷，门市纠察就会将详细经过及解决办法记入当天的日记，属于售货员的缺点和过失的，由人事管理员记入此人档案，作为将来考绩时的一项重要材料。比较严重的还要给予处分。因此，宝元通的职工中，曾长期流行着这样的口头话:“顾主就是我们的衣饭碗。”当时，对极少数有钱有势的顾客，店员无论如何周到伺候，仍不免有时要忍气吞声，无法使其满意。但对于绝大多数的顾客说来，宝元通店员热情的服务态度，却令他们感到满意，并建立了一定的感情。在宜宾、泸州两地，逢年过节时，就常有“长来往”请店员吃饭，或者送炒米糖来招待店员的。
店员对顾客的关系，表面上只是商品的买卖关系，似乎很简单。但是，要做到使顾客满意而去，二回又来，却不是很容易的。当时，宝元通的店员们曾经总结了几条必须遵守的服务信条:一、两眼落在工作上，不能东张西望、顾左右而言他;二、架上所有商品听凭顾主选择，翻乱了不买也一样和气送客;三、有问必答，即在百忙中也不能冷淡一个顾主;四、认真替顾主考虑经济实用的商品。在抗日战争期间，常因货源阻绝，只愁买，不愁卖，一般的商
店多自恃“奇货可居”，对顾主采取爱理不理的傲慢态度，公司领导人却随时提醒店员要以此为戒，不能存着“你不买算了，别人想买也买不到”的想法。就是卖“只此一家”的独门货，也同样要以和蔼的态度接待顾主。
在销售商品上，宝元通基本上是采取“明码实价、包换(货)包退(钱)”的办法。它对任何一个买主，都是同样看待，决不看人说话。每笔交易的尾数，即使只值半个铜元，也一定要照收。这种不多要、不少收的办法，当初实行时，顾主也是有意见的，但时间稍久，就都相信向宝元通买东西总不会挨竹杠，甚至有些东西还稍便宜一点，货也不会有假的。这个信誉传开以后，业务蒸蒸日上，连住在乡下的人也托人来买货了，住在城里的就是叫小孩来买东西也不会吃亏。任何一个小孩子来买三个铜元一块的小肥皂，也一定是把商标完整的肥皂用宝元通自制的包货纸包好给他，使大人相信这是从宝元通买来的。农村来的乡脚(送农产品进城的)代购货物回乡时，往往一人就带了若干张货单，每张单子所买的品种既多而数量又零星，宝元通就给他一张单子一包货，并各附一张发票，在包货纸上又印有“包换(货)包退(钱)”的保证字样，乡脚当然放心，而拜托的人也完全满意了。
顾主的信任与否，在当时的“商战”中是最关成败的。宝元通往往能使滞销货变为快销货，就是由于获得了顾主信任的缘故。例如在明星香水问世之初，川南一带本来已习惯于用双妹香水，加以明星香水的优点是越陈越香，更使顾主不大相信，因而始终没有打开销路。由于推销新牌子货的利润高，宝元通就在门市上负责介绍。 明星香水的优点，顾主因信任宝元通，就很快打开了明星香水的销路。这样，宝元通从和蔼的服务态度中得到顾主的称赞，又从商品的销售中受到顾主的信任，于是宝元通的商誉也跟着树立了起来，生意越做越旺，财源也随之而涌进了。
商誉是一笔无形的财产。宝元通常常是通过从各方面不断提高商誉后，再利用商誉来猎取更大的利润。在一九三六年以前，兰亭阴丹布在川南颇有销路，但厂家不愿在价格上和供应数量上满足宝元通的要求，因而便向上海华丰厂接洽同时推销美亭阴丹，而且着重为美亭阴丹宣传，说它的质量好，脱色包换。不到一年，美亭阴丹在川南的销量大增，宝元通因此获得华丰厂给予较长银期和较低价格的优待。“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时，它所欠华丰厂的远期货款，相当于宜宾分店存货总值的十分之一。生元通之所以能够得到这样大的长期赊销货款来供自己营运，主要就是由于树立了良好商誉的原故。
同时，为了进一步达到获取更大利润的目的，宝元通还作过不少狡猾巧诈的宣传。一九三二年，宜宾分公司从上海寄来的一批永备电池中有一、二个包裹被水浸湿了，宝元通便将水湿和受潮的电池全部集中起来(经过检验有的只是光度稍弱，还完全可用)，故意当成渣滓陆续倒在轮船码头的垃圾堆上。等到有人捡去发觉仍还可使用，就有人说宝元通干了傻事，连好电池也丢掉了。于是，宝元通便在出售永备电池时向顾主说:“请放心，电不足的我们已当渣滓倒了”。证之当时的传说，顾主果然信以为真，认为只有宝元通出售的电池才是保证足电的。以后，别家商店的永备电池的销路减少，而它的销路却大大增加。它看到销售电池已取得买主信任，便要求厂家在电池壳面上加印“宝元通百货商店经售”字样。厂家见它的销量大，也乐于照办。于是，别家没有印上这些字样的永备电池更加无法销售，只好向宝元通进货转卖。这样，它就变成了永备电池在川南的独家经理处了。
还有一个小故事，也是在宜宾分公司发生的:抗战前川南一带银行不多，一般的地主、官僚多半把自己的钱存于殷实商家生息。宝元通也吸收了不少的存款。一九三一年，“川南王”刘文彩因家里宴客，临时叫人到宝元通去买味精，因所交的大洋是假的，被售货员拒收。这一下刘文彩认为扫了他的面子，便一链子将协理黄凉尘锁去关起，扬言要杀黄的头，关宝元通的门。虽经多方求情将黄保释出来，但是否真的要关宝元通的门，市面上街谈巷议，谣言蜂起，令存款人不免顾虑重重。这时，宝元通就叫几个厨工各挑银元二、三千元向存户逐户送还。大家看到宝元通竟有这样一长串银扣子招摇过市，莫不震惊于它的殷实可靠，不但存户不想取出存款，而且有的存户反而要求再存一点，以表示对宝元通的信任。于是，宝元通般实可靠的商誉，更加盛传了。其实，宝元通何尝不知道经过疏通绝不会有关门的危险，它之所以要这样做，正是为了要玩一套“欲擒故纵”的把戏，以欺骗别人，炫耀自己。这件事很可以看出宝元通对于给自己树立商誉，用心是很深的。
三、提倡团结合作精神
宝元通自从开始招考见习生，有了自己的班底以后，一直就把发展企业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为了使大家为宝元通出力，他们宣传“劳资合作”。在一九四六年通过的组织大纲第一条中明白规定:“本公司根据社会进化原则，采合作方式，由股东与职工共同组织之。”具体做法主要是从下述三方面进行。首先，见习生一经录取后，就集中起来进行新生训练，由人事主任或襄理以上人员讲“意志课”，由老店员讲“业务课”，这两项都是宝元通每个职工必修的课程。
所谓“意志课”，实质就是灌输“劳资合作”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此外也讲讲公司的规章制度。由于宝元通创立后的不断发展，讲课人就向职工大讲:“我们的事业在发展，团体(公司内部自称)精神在扩大，宝元通的全体职工更应该努力工作。因为团体是大家的，团体发展了，就是大家都发展了，也即是团体发了财，所有的劳资双方都发了财。”宝元通所说的“团体精神”就是见诸于股东、职工公约中的“牺牲小我，顾全大我”和“图事业于久大”等等。换句话说，就是要求职工不要以目前利益为重(“牺牲小我”)，必须一切都为公司着想(“顾全大我”)，一辈子为宝元通努力工作，要相信越到将来越有利(“图事业于久大”)。这不单对新来的职工讲，还要在每月至少一次的职工大会上对老职工讲，并且鼓励职工们也来讲。这样，你也讲，我也讲，久而久之，就渐渐起到深入人心之效。
同时宝元通又培养了一些“活典型”出来作为榜样，其中之一就是樊陶斋。他原是一九三三年考取的见习生，由于考绩的四大科目(意志、才能、工作、行动)年年都得第一，因而他在进公司的第五年(一九三八年)即被提升为宜宾分公司副经理，代理经理职务，工资也由每月五角增加到三十元。五年中工资增加了六十倍，职位提升到经理一级，这就使职工们都觉得在宝元通工作，只要自己好自为之，确实大有奔头。这种“活典型”的作用，当然比起单上“意志课”更要使人心醉神迷。
其次，在生活上，提高职工的福利待遇，允许职工入股。宝元通职工的工资是特别低的，在抗日战争以前(那时宝元通已经赚了很大一笔钱)，见习生在第一年每月只有工资五角，第二年升为一元，第三年再升为二元，店员则为三元至十元，其他商店的工资一般都要高一二倍。但是，从福利待遇来看，就有免费供给衣着和日常生活用品(如牙膏、牙刷等);见习生升为店员两年以后，其家属有资格住入宿舍，家属伙食只收费四分之一，上自父母，下至子女，以及十八岁以下未就业的弟妹都可享受;免费供给医药，对残废、死亡的有补助和抚恤办法，还修建了职工公墓，等等。
宝元通采取的这种压低工资、提高福利的办法，从公司的本意来看，只要你进入公司，就觉得一家人的生活都可以得到保障，自然死心塌地把公司作为安身立命之所，不再想另谋出路了。再从公司经营上的打算来看，宝元通的见习生，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后，就可以上柜台，工作能力抵得上甚至还能超过别家商店的普通店员，而所付工资却比别家商店少得多，福利支出结果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种办法又是在“商战”中取胜的重要因素，例如一九三六年重庆分公司(宝元渝)与中国国货介绍所互相杀价竞销上海立鹤牌搪瓷盆，结果是宝元渝赚了钱，国货介绍所折了本。后来国货介绍所陈敦川问黄凉尘:“宝元通为何要不顾成本杀价贱售?”黄说:“我们的店员三块钱一个月，你们的是九元，奥妙就在这里!”
关于职工入股，公司规定:凡是在公司工作两年以上的店员，年终考绩连续两年为乙等以上者都可加入股本，成为公司在职股东。在公司处于发展壮大的时期，职工对“宝元通要越办越大”的宣传抱着莫大的希望，因而把自己应该分得的红利全部或大部分又交还给公司,以取得“股东”的资格。而且不少职工在入了股以后，还继续拿出钱来增加股本，这些钱不仅仅是在结账期分得的红利，有时还是本人另外的积蓄或工资。同时，宝元通又有一个规定:职工是否入股或加股，虽然各听其便，但严禁私人置产或在外投资，甚至存入银行也不允许，分得的红利如不愿入股或加股，就只能存入公司，而且要有正当支出方能动用。
由于上述情况，宝元通的绝大多数店员都成了在职股东。这样一来，公司的经济实力加强了，职工当时的积极性较前提高了，公司的基础也更加巩固了。尤其重要的是，既然大家都走上了同一条路，都在“图事业于久大”，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解除资方的后顾之忧，不需要费很大的力气来对付劳资纠纷了。
再次，力求做到人事公开，奖惩严明。宝元通一贯宣称用人是既不能私人引进，也绝不许徇情乱法(宝元通之“法”)。提升受奖全由考核决定。考核的内容包括“意志、才能、工作、行动”四个方面，根据平时汇集的资料进行半年一次的评比。资料的来源主要是依靠组长和门市纠察的日记，在日记中专设有“人事”栏，每天记录售货员在这四个方面的表现。组长以上和不属于门市售货小组的人员则由人事部门直接掌握考核。经过这样的考核，职工就有可能由每月五角的工资一步一步地向上爬，一直爬到宝元通“九等三十六级”的顶峰。成绩特优者还可越级提升。前面提到的樊陶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宝元通主任级以上的人也都是通过这样的考核逐步提升起来的。推行这种办法，似乎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宝元通用人是大公无私的，凡是能力较强而又积极工作的，在宝元通必有出头之日;凡是考核成绩不好的人，绝无侥幸提升的可能，下焉者还有被默退或者开除出店的危险。正是由于这种印象。宝元通规定每年提出总盈余的百分之三十一点五分配给全体职工，在具体进行分配时才没有发生多大的困难，使大家基本上无异议。
从形式上看，宝元通的人事考核，真是“执法如山”，丝毫不苟。其实，它只在中下层职工中实行，对于公司领导层的人说来，那就又当别论了。
宝元通对职工的一套办法在一定时期内是起作用的，但是，时间一久，矛盾就暴露了，人们越来越过不惯于那种控制过严的生活，更多的人则是由于一方面自己已经学得了一些业务知识，另方面又逐渐看清了公司所搞的“劳资合作”的实质，自己得不到多少实际利益，因而决心离开公司另谋高就、或者单独经营。据统计，公司前后共招收了见习生一千多人，到解放时全部职工不过三百五十人左右，可见人事异动之大。我自己就是一九三二年公司第一届成批招收的二十名见习生中的一个，到解放时连我在内只剩下二人，而我之所以终于没有离开宝元通，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已经爬上了公司的领导层。
四、从穷途末路走上光明大道
宝元通自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以后，深受法币不断贬值、税负过重、业务清淡、敲榨勒索的影响，公司人员多、资金少、开支大的困难处境。日益突出地显露出来了。这种情况不但使公司领导层感到处境险恶，就是一般职工也都人人自危，因此，“宝元通往何处去?”就逐渐成为大家最为关心、热烈讨论的问题。
直到一九四七年，公司的主要决策人反复研究了时局的演变和公司的境遇，认为前途问题必须及时解决，于是在北碚温泉召开了秘密的扩大主干会议，仅有二十八人参加。经过一星期的反复研究，基本上同意了这样一个看法:国民党一定垮台，全国一定解放，希望共产党来了后，能把公司的人员和财产全部接收。但是大家对共产党是否会许可这一要求，仍然很有疑虑，因为当时大家还不了解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错误地以为党的政策就是“剥夺”。
北泉会议后，公司即派专人赴香港设法与党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同时又在经营上勉力挣扎，使公司一息尚存，不致破产倒闭。所以，在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间，每当职工鉴于时局日益严重，公司处境更为困难(从一九四九年起，由于人多事少，经常有三十个人轮流休假)，对宝元通及个人的前途苦闷不堪时，公司负责人总以“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类的话来作暗示，勉励他们安心工作，不必忧疑自扰。
重庆解放后，宝元通很快就转为国营，不仅每个职工都安排了适当的工作，有些人还提拔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负责，公司经过清产定股，股东都得到了一定的定息，这是大家当初万万意想不到的。而更重要的是，宝元通的职工在解放后才真正找到了光明的出路，为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七辑，有陈霁凉有编写，文字少有更动，照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