邛都夷，活动在东汉之前的“夷种”，现四川西昌境内，与夜郎古滇国为同时代的“古国”。不过邛都社会形态较低，没形成“阶级”，暂且不能称之为“国”。

有一点可以确定，邛都历史很长，有独特的“大石文化”，即墓葬上喜欢用大型石头作材料，而且还是以“二次葬”的形式进行“群葬”。

四川西南部有一种用大石头砌成建筑物，当地彝族称之为“房子”，这种“房子”其实是用大石板砌成的墓，经考古工作者调查，称之为“大石墓”。

石墓的构造是，在地表掘长方形土坑，用粗略加过工的大石板砌壁，然后在顶端盖二列大石，坑壁的一端或一侧留出门道，大石之间用碎石或卵石填塞，墓门用碎石堵死。有的还在坑外用碎石垒成圆丘，依山筑成墓尾，上盖以封土，俯而视之，即成覆勺之状。

有的在墓门外用石板砌成通道，俯视即呈T字形。墓室之内，人骨累累重叠，杂乱堆迭无规律摆放，没有一具骨骸保持正常位置。每座墓内骨骸十具到百具不等，不分尊卑，无论老幼，没有葬具。只有少数人有简单配饰，有些墓内有少量陶器。

这些描写可总结几个特征；

其一，邛人还未出现阶级分化（富人与穷人群葬），即对社会财富的分配还保留原始社会的内核。

其二，这种“群葬”形式属于“二次葬”，即人死后先择地置放，待肌肉腐烂后再捡骨入葬。“二次葬”与族群有很大关系，人们在征战或者迁移途中死亡，为灵魂安定，会将人的尸体迁移回来安葬，但当时的条件不够成熟，迁回来时，往往只剩下白骨。另一种就是“万物有灵”的信念，为灵魂回归自然，人们会先将尸体抛却野外，一段时间后，再捡回安葬。

另外一点，本地彝族自古施行火葬，且彝俗不用陶器陪葬，所以邛都夷人的后代不是本地彝族。

其三，邛人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又消耗巨力修建“大石墓”，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邛人的社会发展。其后被东汉所灭，就十分正常了。

不过依“石头”不易坏的特性，考古工作者还是发掘出邛人的生活范围。

如下图，阴影部分就是邛人的活动范围。

邛人沿河而居，且十分明显的分为七个阴影部分，正如《华阳国志》记载“邛之初有七部”的一样。

因为“大石文化”比较特殊，只要在古代各族中找相关的“石头”文化，就可大致清楚邛人的族属。

邛人属于西南夷，而且很大可能源自“古蜀人”与“濮人”。

历史上古蜀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已知古蜀国有五个”朝代“，分别为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

《华阳国志》记载帝开明之时；“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号曰笋里。”又开明时；“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

开明王朝用石头给帝王做墓地，秦国嫁来的妃子死了也是以石作墓。如果再考虑到秦国灭蜀，邛人极有可能就是被迫西迁的古蜀人。

“濮人”说有如下记录。

《华阳国南》载；“会无县（今会理县）赂通宁州。渡泸得堂狼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闭户，其穴多有碧珠，人不可取，取之不详。”

大意是四川凉州有濮人冢，冢没有封死，碧珠是里面的陪葬品。这种描述与大石墓很像，只是并不确定这是那类濮人的东西，毕竟濮有百类，号称“百濮”。

邛人长时期处于原始社会，到西汉时，汉武帝通四夷，让唐蒙司马相如等人经营西南，“建元六年....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馀县，属蜀。”

其实就是打通道路，寻找通向身毒（印度）的路，邛人（西昌）正好在道路上，就一并进入西汉的视野中。

到东汉时，记载邛人任贵（又名长贵），《后汉书》载；

“王莽时，（越巂）郡守枚根调邛人长贵，以为军侯。更始二年（公元24年），长贵率种人攻杀枚根，自立为邛谷王，领太守事。又降于公孙述，述败，光武封长贵为邛谷王。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长贵遣使上三年计，天子即授越巂太守印绶。十九年（43年），武威将军刘尚击益州夷，路由越巂。长贵闻之，疑尚即定南边，威法必行，已不得自放纵。即聚兵起营台，招呼诸君长，多酿毒酒，欲先以劳军，因袭击尚。尚知其谋，即分兵据邛都，遂掩长贵诛之，徒其家属于成都。”

大意是王莽时，越巂郡太守枚根提拔邛人首领长贵当军侯。更始年间，长贵联合邛人其它种人（首领）杀了越巂郡太守枚根，自立为王，又投靠当时四川割据势力公孙述。公孙述被刘秀击败后，刘秀承认长贵“夷小王”的地位，长贵再进一步，“上三年计”，就是将越巂郡（邛人领地）的三年内的治理情况报告给刘秀，“上计”是地方官向朝廷报告地方政绩的制度。

长贵之意就是想得到东汉的正式编制，不是以羁縻的方式，刘秀半同意了，“授越巂太守印绶”，相当于给了越巂名誉太守的头衔。

公元前43年，将军刘尚要去平定不服汉的益州夷，路过长贵的邛地。长贵疑刘尚要对付自己，便以犒赏大军为由，以毒酒与埋伏准备击杀刘尚。刘尚得知消息后，率大军杀了长贵，顺势灭了邛人，并将邛人中的贵族迁往成都。

至此邛都夷融入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