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的“生产资料”是会移动的牛羊，而农耕的“生产资料”是不会移动的“土地”，二种不同的“元素”构成两种不同的文化。

以“家庭”来说，游牧民族的“家庭”称“帐”，帐就是字面意思。同一家族的人经常生活在同一帷幕中，因此“帐”与农耕民族的“家”一样，是游牧社会的基础单位。

不过“帐”与“家”又不一样，因为“生产”决定地位，游牧社会中女性的作用相当大，所以女性的地位相对较高，地位高的特征便是游牧社会的女性拥有自己独立的财产（牛羊），定居农业社会女性是无财产继承权的。

牧民社会中，孩子（包括女孩）通过劳动，比如挤奶，编织羊毛，捡粪，或者放牧，所得的报酬就是牛羊的幼仔。这些牛羊就是孩子的私人财产，孩子长大了无论是分家还是外嫁，这些牛羊都要跟着孩子走。

当然了，一些富裕的“帐”会直接送给孩子“马”，因马是牧民社会“财富”的象征。

游牧社会的“婚姻观”就与定居农耕不同。

首先，儿子成家，父母会分一部分财产——牲畜，让儿子一家成立自己的“帐”。女儿外嫁，父母也会分一些牲畜给女儿。相应的，如果分家即离婚，女方可以带走自己的一份财产。

男方若是大富大贵，也可娶多名女子，相应的就要成立多个“帐房”，因每个帐房只能有一个女主人，此时的畜产也要分成多份，各妻子各自经营畜产以抚养自己的子女。这即是“多妻制”。

举个例子——林丹汗，孛儿只斤·林丹巴图尔（1592年—1634年），是北元时期蒙古末代大汗（1604年—1634年在位），简称林丹汗。

林丹汗有八个福晋，即“八位正妻”，妾地位相当于奴隶，可随时送人的。林丹汗被击败后，其妻子分别“嫁”给皇太极，济尔哈朗，豪格。

皇太极等人倒不是好色而娶她们，而是看上了她们的“嫁妆”——大量的畜产。

除了“多妻制”，还有“多夫制”，即较贫穷的家庭无法分出足够的畜产供儿子成立“新帐”，也不宜在两一帐中有两名女主人（兄弟二人的妻子），所以兄弟共有一妻。不过这种家庭很少，也不能持久，因只要畜产足够，兄弟两人还是会分开的。

这些“婚恋观”在定居农业社会中简直是大逆不道，因南边王朝，讲究“一夫一妻多妾”的嫡长子继承制，而且妇女是无财产继承权的，即使是再嫁，女方带来的财产还是不能带走，包括子女。

也因为“财富分配”方式不同，蒙古还有女真等游牧民族施行的是“幼子继承制”，即“幼子守灶”。

这里的“幼子继承制”是指继承父母的财产，并不是地位。年长的孩子长大成家，父母会分割一部分牛羊，给孩子成家（帐），有了新帐，即意味着孩子已“独立”出去。当最小的儿子长大后，父母已老，留下小儿子守在身边，小儿子成家后，自然继承父母剩下的牛羊。

比如铁木真一家，汗位由三子继承，其牛羊由四子继承。清朝的努尔哈赤也一样，汗位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的二黄旗由三个幼子继承（主要是多铎）。

以上是帝王世家，权力确实大于畜产。若是普通游牧家庭，没有汗位要继承，畜产才是最大的财富。

对于普通牧民来说，除了拥有的畜产外，最应该关心的就是牧场上的青草。

牧民逐水草而居，土地不是牧民最关心的，牧民最关心的是能定期在牧场上放牧，但是单个家庭放牧，风险性太大，除自然风险外，最大的风险是其它部落的劫掠。

为应对这种风险，几个或者几十个家庭就要共同放牧，组成一个“牧团”，彼此照应。“牧团”如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村落一样，由亲属关系的几个家庭构成，但成员不限于亲属。

同一牧团的家庭在同一地区放牧，同时迁徙，或者年中至少有一季是聚在一起的。因为牧草等草原资源是分散的，所以组成牧团的家庭会经常性离开，又重新加入新牧团。

如此频繁的组合分散，还要保障牧场不被其它敌对势力占领，或者南下打草谷，这就需要一个代表——“头人”。游牧民族的“头人”有二种，一种是部落汗任命的，另一个是牧团推举出来的，因游牧“不乐则走”的属性，推举出来的“头人”威望要大些。

想成为“头人”，除了拥有血缘关系外，还需要慷慨与威望，所以较穷的人无法成为头人，但也不是最富有的人就能成为头人。

不过游牧部落中“头人”也没有绝对权威，因为每一帐的家长都可以越过“头人”，找本部落的汗反应问题，此时的“汗”并不需要考虑头人的意见。

这种“牧团——家庭”的组合，放大版本可成为“某游牧国家——大牧团——小牧团——帐”等结构，比如邻国的“玉兹制度”。

需要说明的是，国家结构的二个因素——地缘与血缘，传统定居农耕国家，基层单位越小，血缘的力量越大，比如村落，几乎是同一姓，越往上，地缘的力量越大，比如到了县，市，省，大家都会说自己是某某省人。

但游牧民族不太一样，他们的“血缘意识”可能大于“地缘意识”，即只认部落，不认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