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好事情，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苏东坡却有句名言，“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意思就是人生的忧愁苦难皆从识字开始，读书作文本就多余，粗记姓名就可以了。这本是早年，他夸奖友人草书水准高超的戏谑之语，没想到却一语成谶。
苏轼一生以文章负盛名，可也因文章负累一生，典型事件就是乌台诗案。
变法风云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不知道这是谁说的，有人说是方方，有人说是莫言。不管谁说的，这话确实很对，但一般认为只针对凡人而言，其实对非凡人也适用，比如苏轼。
苏轼身处的时代，既辉煌，又暗淡。说辉煌，是因为人才济济；说暗淡，是因为危机重重。改革已势在必行，王安石变法轰轰烈烈地上演了，并成为时代主流。而变法的一粒灰落在的苏轼的头上，就成了一座山，压了他一辈子。
人才其实从来不缺，能否涌现取决于能否得到保护。记住吧：人才不断涌现的时代都爱才好士；人才断层的时代都毁人不倦。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很重视人才。在宋仁宗时期，出现了人才井喷：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还有三苏父子。
苏轼吃到了那个时代的红利，曾得到了众多名士的提携。未出川中，他就被张方平推荐给了欧阳修；到了东京汴梁，他又以非凡的见解，获得了欧阳修的赏识。那一年，苏轼才22岁，就名满天下。后来，在欧阳修的推荐下，他参加了制科考试，被评为第三等。这个考试，第一等、第二等是虚设，第三等就是最优秀，而且从未有人能获取。所以，苏轼成为有宋“百年第一”。
顶着光环步入官场的苏轼，本应该意气风发，前程远大。可参加工作不久，他就遭遇了王安石变法，开始了他一生的坎坷。
有人说，苏轼的父亲苏洵就厌恶王安石，还为此作《辨奸论》，以“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说明王安石背离人情，实为大奸大恶之徒。虽然，世人皆知，王安石不修边幅、不讲卫生，但《辨奸论》整篇并未提及骂的是谁，就这么扣在王安石脑袋上，证据明显不足。
史载，苏轼取得“百年第一”的好成绩后，是时任知制告的王安石撰写的任命书，以“尔尚年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表达赞许。
由此可见，苏轼与王安石并无私怨，反对变法仅仅就是反对变法。他先后以《议学校贡举状》、《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反对新法，并要求罢免王安石。他认为，新法实质就是巧立名目，为官员盘剥提供借口与手段。新法说好听的是与民争利，说不好听的就是掠夺民财。
苏轼力主节流，主张整顿吏治、裁汰冗员，以改善财政状况。这与欧阳修等人的主张一致，也与这些人曾支持过的庆历新政主张一致。但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庆历新政曾引发大部分官员即士大夫精英的反对，会动摇统治根基。因此，王安石与宋神宗就避开吏治，新法立足开源，以求迅速敛财。但不开荒种地，不搞海外贸易，所谓的开源只能是加重百姓负担。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大文豪。但他平生志向却不是做文学家，而是做政治家，急切地想以变法解决北宋的财政困境。对于阻碍变法的人，他都视为仇敌。宋神宗欣赏苏轼的才华，很想重用，王安石不但极力劝阻，还指使人弹劾苏轼。虽然查无实据，但苏轼也不得不自请出京。之后，他的仕途辗转于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
仕途失意，文坛得意。“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还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等传唱千古名篇都写于这期间。
乌台诗案
在地方任职期间，苏轼看到了新法给百姓带来的沉重负担，对新法的抵触情绪更深。文为心声，这种抵触情绪在他的文章里常常被有意无意地流露。这被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利用了起来，竟掀起了一场牢狱之灾，差点要了苏轼的命。
不但富弼、韩琦、欧阳修、文彦博、司马光等老臣皆反对新法，连苏轼、苏辙这样的后起之秀也不认同新法。在一片反对声中，支持新法，成为宋神宗与王安石首要的用人标准。而且，通过新法改变现状的急迫性，让君臣二人也无暇考较其它。这就让很多利欲熏心的官场小人钻了空子，吕惠卿、李定之流得到了重用。于是，新法也成为党争的砝码、整人的工具。这也是苏轼反对新法的理由之一。
苏轼是文坛顶流，又是反新法的先锋，影响力巨大。制服了他，有控制舆论导向的作用。所以，苏轼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特别的关照。
调任湖州后，苏轼照例要上谢表，其中写道“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大概意思就是自己跟不上形势，不能与时俱进，但一把年纪好在能不生事，可以到地方管理一下百姓。
在这句话里，有两个敏感词，即“新进”与“生事”。苏轼曾在驳斥新法的《上神宗皇帝书》中，称拥护新法的人为“新进勇锐之人”；反对新法的保守派领军人物司马光曾以“生事”斥责变法派。所以，苏轼的这句貌似自谦的话，也暗含了对新法的调侃与不满。时刻盯着他的新法派分子们很快就捕捉到了这点，并加以放大，弹劾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但这还不足以置苏轼于死地，他们又从苏轼新出的书《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中，找到了许多新材料，证明苏轼一直在民间散布诽谤国策、诋毁新法的言论，其罪当诛。于是，朝廷就派出钦差去传唤苏轼。
由于好友驸马王诜和弟弟苏辙的通风报信，苏轼提前得知了消息。大难临头，他六神无主、忐忑不安。钦差到后，也不说如何处置，只是要求他即刻启程，到京接受调查。
在途中，苏轼曾想过轻生，但害怕案子会牵连家人及朋友，只好坚持直面惨淡的人生，被送进了御史台监狱。因御史台监狱有柏树，常年栖息着一群乌鸦，故此案史称“乌台诗案”。
在监狱中，苏轼虽未被用刑，但也经受了诸多折磨。面对指控，他供认不讳。得知苏轼认罪，宋神宗认为幕后有可能更大的阴谋，一定有一个犯罪团伙在阻碍他的新法。在皇帝的授意下，御史台搜罗了苏轼与友人之间的书信，其中包括大量诗词。牵涉了39人，包括司马光、黄庭坚、王诜等人。
有些文字，苏轼的确表露出些许对变法的不满，但大多数文字，他只是叙述了变法给百姓带来的苦难。但在皇权专制之下，实话实说也是犯罪。
其实，宋神宗只想借此案打击保守派，即那些反对新法的人，但在致力于铲除异己，还满怀羡慕嫉妒恨的小人的推动下，苏轼的罪名越来越大，竟有些脱离宋神宗控制的趋势。
苏轼有一首咏桧诗，其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之句，本是歌颂人如桧树一样的刚正不阿、高风亮节，但却被副相王珪等势力小人解读为“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这牵强的说法，连宋神宗都不能认同，“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不臣”的内涵就是要造反，乌台诗案历时几近半年，罪名整的很大，阵势也搞的不小，宋神宗似乎不杀苏轼都不行了。苏轼也准备赴死了，给弟弟苏辙写下了诀别诗“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而苏辙也为营救兄长，奔走呼号。在他给神宗皇帝的《为兄轼下狱上书》中，说兄长是无心之失，“轼居官在家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并表示绝不再犯，“轼感荷恩贷，不敢复有所为”；还愿意以自己的前程换取兄长的平安，“臣欲纳在身官以赎兄轼”。
虽然，在新法派中，有以李定、王珪、舒亶等想置苏轼于死地的人，但也不乏爱惜才华，愿意营救苏轼的人，最让人意外的当属王安石。
当时，王安石已历两次罢相，远在江宁。他写信给宋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请求赦免苏轼。王安石与宋神宗有师生之谊，说话还是比较有分量的。再加上，太皇太后曹氏也出来给苏轼求情，还说苏轼作为宋仁宗看中的人才，后世子孙怎么忍心杀害。变法开创者、太皇太后，还有优秀祖宗宋仁宗。天大的面子，足可以挡住悠悠众口，何况宋神宗本来也不想杀苏轼。
最后，宋神宗宽恕了苏轼。在诏书里，他回应了王安石的话，“朕之所治，虽非圣世，但朕决不以文字之罪杀人，更不会以文字为狱而累罪于天下文人，招致千古不绝之唾骂”！
死罪虽免，活罪难饶。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受当地官员监视，开始了长达5年的贬谪生涯。弟弟苏辙被降职，驸马王诜被削去一切官爵，而司马光、黄庭坚、张方平等一干人均被罚红铜二十或三十斤。宋代，黄金稀少，罚金就用铜代替，铜可以用来铸钱。
在黄州，苏轼开荒东坡，才有了“东坡”之号，并写下了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
1079年，正值王安石被二次罢相之后，变法受挫，保守派要抬头的舆论甚嚣尘上。变法的大boss宋神宗不能容忍反新法的情绪弥漫朝堂，就抓了苏轼，发起乌台诗案，打压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势力，以统一思想，让变法以坚不可摧的态势继续狂飙。通过乌台诗案，宋神宗达到了目的，却摧毁了苏轼的事业心。
曾经，苏轼是个积极上进好青年，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辅佐君父作尧舜，他想作一代名臣。乌台诗案之后，苏轼对人生有了更深的体悟，在文学创作上达到巅峰，但他却失却了人生最初的理想。不错，他是千古第一的文豪，是唯一的苏东坡，但在当时，在做官才是大事业的北宋，他是个loser。
宋神宗“不以文字之罪杀人”，让人说话。这在专制独裁的政体之下，是很难能可贵的。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乌台诗案只是一个小小的举措，竟是苏东坡人生最大的磨难。
在时代的洪流中，在权力无限的执政者面前，个人是如此渺小，连苏东坡也概莫能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宋神宗面前，苏东坡就是北宋王朝的一粒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