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的增长，可能是眼下增长阻力最大的一个点。

4月18日，北京统计局公布3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和去年同期相比，北京3月餐饮收入同比减少3.1%，1至3月餐饮收入同比减幅3.8%；3月商品零售额更是缩减9.9%，1至3月商品零售同比下滑3.2%。

当一线城市北京的餐饮和商品零售额都在双双下滑的时候，这也意味着，刺激消费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困难。

最近这几年，下沉市场是被提得最多的消费新场景；在下沉市场之外，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缺乏增长潜力，才是企业选择下沉的关键因素。

以北京为例，去年北京注销、停业的餐饮商铺有3万家，而去年全国餐饮企业倒闭数量也高达300万家，创下十年来新高。

在北京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通讯器材类”跌幅38.2%最高，其次就是“文化办公用品类”下跌22.6%，“汽车类”跌幅也达到了20.2%，“体育、娱乐用品类”也下降17.6%。

除此之外，石油及制品类、日用品、化妆品减幅各达14.6%、13%、10.9%。

在宏观不确定性之下，金银珠宝类则是少数的正增长，增幅最高28.5%。此外，粮油和食品类也微升1%。

在关税和新冠后遗症以及地产下行带来的不确定性之下，哪怕是北京，人们也都开始更多购买黄金和粮油，其他消费品都肉眼可见的缩减。

石油、办公类用品的缩减，已经表明人们正在“非必要，不消费”。

人们外出用餐少了，娱乐活动也没有被年轻人撑起来；以旧换新的国补的确有一些效果，但没有国补的大件都跌了。

总的来看，从北京的消费趋势变化可以得知，大家能不买的就不买了，要买的都在观望补贴优惠，而没有优惠的都将就用。

当汽车都开始下滑的时候，消费增长的前景，也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严峻。

为什么就连一线城市也拉不动内需呢？

消费复苏低迷背后，事实上是过去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显现。

北京消费市场的结构性失衡，本质上是社会财富分配失衡的镜像投射。当全市金银珠宝消费创历史新高时，通讯器材消费却暴跌38.2%。

这种分化折射出不同收入群体的生存状态：高净值人群将黄金视为避险资产，中等收入群体在房贷、教育、医疗的"三座大山"下喘息，普通群体则陷入"活着就是胜利"的生存型消费模式。

当这三类人都不约而同选择减少消费的时候，问题就变得突出且重大了。

而北京的消费数据，不过是国内各个地区的一个缩影。

胡润研究院数据显示，北京高净值家庭占全国14.3%，其消费能力足以支撑起整个奢侈品市场，却无法带动民生消费的复苏。

究其原因，无非是两点。

过去经济结构性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对房地产的高度依赖。

消费升级是建立在房价增长的基础之上的，而消费的增长又拉动了企业投资、带动了就业岗位的增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当地产开始陷入下行的时候，连锁反应也会随即波动到消费上。

过去我国家庭财富有七成都是房地产，当房子开始不再增长，甚至贬值的时候，人们的财富也开始缩水，这个时候就会倾向于减少消费。

当所有人都在减少消费的时候，企业也就不再增加投资，而新增就业岗位也会减少，最终形成一个负面循环。

这是房地产带来的蝴蝶效应。

第二点就是，收入仍然偏低。过去大家之所以没有这么大的感觉，无非是因为上一辈70后80后们省吃俭用，辛苦攒钱换来的财富效应（买房增值）。

现在轮到90后的时候，他们的消费欲望已经变得很高，也没有养成储蓄的习惯，最终在房价下跌之后，家庭财富失去了增长，工资性收入又不够的时候，真正的病症才彻底显现出来。

去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仅只有三千多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更是只有两千多元。在全国范围内，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仅仅只有7000万人。

过去在房地产的增长下，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当增长开始放缓的时候，收入不足的问题，才开始显现出来。

针对消费，我们也推出了许多促消费的配套措施，但也很难解决收入低的结构性问题。

新能源汽车补贴拉动全国通讯器材消费增长27%，北京却反向下跌25%；"两新"政策虽推动家用器具价格上涨2.7%，但扣除能源后的工业品涨幅难以抵消食品价格下跌的影响。这种政策效力衰减，源于居民部门64.2%的杠杆率已触及承受极限，消费券、补贴等短期刺激手段，在长期负债压力面前显得杯水车薪。

当居民因为房地产而背负64.2%的杠杆率的时候，刺激消费的各种补贴，只能够称之为短期刺激手段，而谈不上长期增长潜力。

最终要想拉动消费长期增长，还是要依赖于收入的增长，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全面，否则在三座大山和现行的收入体系下，年轻人不仅存不住钱，更谈不上娱乐消费。

养娃、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已经足以让一个普通人感到压力山大，至于额外消费，也就无从谈起。

尽管我国居民储蓄率很高，但由于消费信心不足，也导致居民有了收入之后更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

长期来看，消费信心的坍塌比数据下滑更危险。房价连续6个季度下跌，导致北京家庭财富缩水超15%，这种"负财富效应"直接抑制了大额消费支出。

另外由于青年失业率14.7%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也使得本该最具消费冲动的群体转向储蓄防御。当"延迟满足"变成"永久延迟"，消费市场就陷入了"预期恶化-收缩消费-经济下行-预期恶化"的恶性螺旋。

长期来看，要想刺激消费，仍然需要收入的稳定增长。

我们目前收入涨幅大吗？

还是以北京为例，2025年一季度北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3.2%，低于GDP增速1.8个百分点，一线城市北京的可支配收入增幅尚且如此，其他地区城市的增幅可能还更低。

当收入增幅和GDP增幅不同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这种不同步性会在消费端被加倍放大：居民收入每增长1%带动的消费增量，需要收入下降3%才会完全抵消。收入分配机制变革滞后，会让"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难以同步实现。

目前消费对北京增长贡献率已经降至41%，较新冠病毒前已经下降了22%，这种趋势若持续，将导致：

企业投资意愿下降，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连续3个季度低于2%

财政收入结构恶化，个税占比从28%骤降至19%

金融风险积聚，消费贷不良率突破3.2%警戒线

长期来看，要想拥有更多消费，就必然需要做到收入分配机制的革新，这其中又涉及到相对独立的工会去构建劳方和资方的薪资谈判，也需要劳动法去更多朝着员工倾斜。

只有收入增长上来了，人们才会更加愿意去消费。从目前来看，我们也已经在这么做了。

北京消费市场的春寒料峭，实则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必经的阵痛。当刺激政策从"撒胡椒面"转向"精准滴灌"，从"短期止痛"转向"制度重构"，这座千年古都或将在消费的烈火中涅槃重生。毕竟，让14亿人的消费潜能充分释放，才是中国经济穿越周期、基业长青的根本密码。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