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时候，我的主要工作就是阅读1850年至1854年的《北华捷报》，但是，我的论文对中国人的生活的理解，还是流于表面。
上海租界工部局的环卫车，每天早上会从街道上捡走女婴的尸体，对于许多穷人来说，这个似乎有其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在城市，他们只能依靠工部局的收殓服务。
与此同时，人力车夫吸着汽车排出的尾气奔波劳碌，经营着没有保障的生意。
在中国，人民的贫穷是最大的现实，尽管，那时的人数，还不到现在的一半。
这些问题，让人觉得麻木而绝望——除非有人组织大家团结起来。这就是我们首次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那里获得的有关信息。
史沫特莱在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中，提到了一个叫“莱昂先生”的人。
这个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纽约将其从汤姆斯监狱中，营救出来，当时，她被指控帮助印度叛乱分子对抗英国而入狱。
事实上，莱昂先生就是我的叔叔吉尔伯特·罗伊，她给他取了个好听的名字。
当我的婶婶写信给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告诉她我要来中国时，她的回复大概意思是：
一位从哈佛、牛津来的有钱人，应是上海最不需要的一类人。
但是，如果有时间，她会与我见面。之后，在上海《大美晚报》编辑兰德尔·古尔德的帮助下，我见到了她。
史沫特莱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为了试探我，她在谈话中夹杂一些骂人的脏话（针对最近发生的一起事件）。但是，事实证明我确实是一个稚嫩的自由主义者——好心但对革命一无所知。
不过，我们很欣赏彼此的幽默感。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伟大的为社会正义而战的美国勇士之一。
她身材矮胖，有着方正的下巴，1932年的时候，看起来要比她生病患胃溃疡的时候强壮很多。
她是在美国科罗拉多矿区小镇的社会底层长大，那里是美国人的梦想变成噩梦的地方。
她的父亲因酗酒而死，母亲因工作过劳而死，而她的婶婶则成了一名妓女。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靠着自己的智慧和个性而生存下来，她终身未婚，没有子女，努力学习，终于成为一名记者。
印度争取自由独立和她的印度情人，教会了她许多东西。在德国，她曾一度精神崩溃，并撰写自传（现在成为经典）。最终，她以享有盛誉的《法兰克福日报》的通讯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
她到中国时，是1927年之后，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勉强幸存下来，并转移到毛泽东领导的江西根据地，这里被看成共产党最后的希望。
史沫特莱对共产党的报道，使得她自己进入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在上海，经常有人跟踪，想要逮捕她。
我们对艾格尼丝最主要的第一印象，就是她胸怀宽广温和，有着天生的幽默感，敢于公然反抗政治暴行，她的生活，也总是处于危险而充满阴谋的世界中。
当然，她的治外法权是不可侵犯的，这对于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处于劣势的中国共产党是有用的，像我们一样的外国朋友，同样对她是有用。
外国人经常会卷入中国的政治活动中，尤其是当蒙古可汗背后有着游牧部落支持时。然而，现在贴在西方人身上的治外法权标签，就像是他们的肤色一样，始终存在于身，使得他们在中国国内斗争中，成为潜在的保护伞。
例如，由于她不会被捕与被搜查，艾格尼丝是中国共产党一位理想的秘密联络员。
麦克阿瑟的副官维罗比将军在他关于苏联间谍网佐尔格的《上海的阴谋》一书中提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佐尔格在上海的联络人。
当我们1932年末见到她时，她不停地说着鲁迅，如今鲁迅已经是受人尊崇的最伟大的革命作家。
鲁迅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但是，鲁迅只是倾向于左派，并没有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艾格尼丝鄙视美国的共产党，而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了热情。至于说她是一位共产国际在编间谍或共产党地下党之类的别的角色，我始终有些怀疑。
关于她，最主要的事实就是，她做事主动，专注于中国各个方面看得见的不公正行为，自愿准备好帮助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并且，毫无疑问愿意不加批判地接受指导。
她的谈话内容，总是离不开当时中国国内的斗争以及恐怖气氛。例如，国民党在1931年曾逮捕了5名青年作家并将其活埋于龙华塔（这是事实），而且，国民党在这方面也诡计多端，他们将煤油和粪便的混合物灌进人的鼻子里。
虽然，你不会因窒息而死，但是在被迫吞食很多这样的混合物之后，你的身体很长时间内都会伴有臭味。
在被邀请去人民广场观看赛马的时候，我们观看了刚扩建的新上海，对上海的印象才有所提升。邀请人是美国总领事坎宁安先生，我记得，当时坎宁安太太穿着紫色裘皮大衣。
在1932年到1933年的冬天，我想我们和艾格尼丝之间的友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局限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团结一致、共同前进的策略。
当我11月初返回北京的住所6个星期后，我们收到来自艾格尼丝的紧急信件，问是否可以和我们住在一起。
于是，我们将其安置在前院的客房，科特尼房间的对面。
我的妻子威尔玛在12月30日写道：
如今，艾格尼丝住在这里，她隐姓埋名从上海逃到这里，要住几个星期。我们在饭桌的谈话，都是关于共产主义的。
她对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反革命的一切报以轻蔑和嘲笑，而此时我们用科特尼的以“这不是完美的方式”的态度表示不赞同。
威尔玛还在1月6日记录道：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家里最激进的一位。我们之间长时间的对话和争论，都是有关共产主义和传教活动。
她对于传教活动并不看好，认为其缺乏社会纲领，只是花费大量的金钱和精力来保持人们心中的美好愿望以及其他一些抽象的道德准则，并不能解决当前中国人民面临的困境。
谈话内容还有在德国的状况、美国的罢工事件、苏联，以及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如今，我们通过共产主义支持者的视角了解了很多东西。为此，开始同情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公使馆中的顽固派、传教士以及每一个人。
约翰（指费正清）对这样的谈话感到满意，他认为，这是真正的历史学家在以一个宽广而公正的视角研究目前的中国。但我的看法不一样，任何时候，都会容易突然冒出激烈的党派偏见。
艾格尼丝和科特尼相处得很好，她还称其为“贵族的儿子”。1月13日，我们四人来到前门准备吃一顿中国大餐。
那时候，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夜空中高挂着一轮满月。
伴着皎洁的月光，我们从哈德门沿着离家最近的东城墙返回……
因为我们都喝了酒，回到家，艾格尼丝就打开了留声机并将仆人锁在门外，我们非常狂野而又肆无忌惮地跳起了舞。之后，大家都累了，到午夜12点都去休息了。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北京的工作，就是把人们都号召起来，建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北京分部。
她让胡适和曾在哈佛读书的人类学家李济来领导分会，之后，我们以及很多中国的学界朋友都加入其中。
当她回到上海之后，我们还能接连收到民权保障同盟密谋活动的消息。她在离别信中，要求我们保留一位拜访过她的中国朋友的任何东西。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看待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如果你愿意为之效力，请递交申请书给胡适博士或是李济博士。
如果你加入，我希望你同时可以通过我的朝鲜朋友与我在学界的朋友们取得联系，并与其在同盟开展共同的活动。
如果不开展这些活动，同盟也就毫无用处了。我希望你能够加入，但是我不知道你对此到底有何看法。”
2月1日，她给我寄来一封信，要我转交给她的朋友金先生。
（“请给我回信，表明你对我们同盟的态度。如果你不愿意牵扯进来，我就会停止这样做。”）
“他们中只能有一个人单独拥有我给你的这个秘密地址……把信给金先生，告诉他这封信只有他们都到达那里，并且，决定好谁与我联系之后再打开……只能有唯一一人拥有它，以免被泄露……金先生保管这封信并和他的朋友进行内部讨论，来决定谁是这个人选。”
她一直希望我参与这个秘密组织的工作，之后，这个期望被表达得更加明确：
“我看到报纸报道，4个美国人已经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我……还猜测，如果其中的两个是你们夫妻俩，我会很高兴。
对于我上次在信中提到的你与他们开展共同活动的问题，你们可以保持以小组会议的方式来决定行动的路线，在全体大会通过后谨慎地执行，并且对外一定不能暴露你们已经作出统一的决定。
我们也是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工作的。”
之后，我收到2月1日的来信：
“亲爱的约翰，今天我给你写了一封长信，随信附有交给一位朋友的一些东西。我之前让你将我的地址告诉别人，但是，现在你不能再这么做了。
通知他们最好也不要这么做，因为我们的通信出现了问题。如果你写信给我，请直接寄到我的家里，但是不要写你的地址。
一定要记得。寄信人名字只写首字母我就会明白。而且不要手写，用打字机……忠诚而爱你们的，艾格尼丝。”
自1933年的半个世纪以来，不计其数的书中，都描写过秘密活动。艾伦·杜勒斯、007、海伦·麦金尼斯、约翰·勒卡雷以及克格勃、中央情报局的叛逃者，甚至索尔仁尼琴，都已经告诉我们如何隐瞒自己的身份，发送无迹可寻的情报以及保持秘密的联络。
这些情报的传播知识，都是由斯大林、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复杂环境所强行灌输给我们的。
然而，对于任何一位间谍故事的阅读者来说，艾格尼丝以上信件的表现，只能证明她是一个外行，甚至可以说毫无天分。
特别是为了不为人知的原因，甚至在没有将一个人招募为联合战线组织成员之前，就让此人参与党派类型的秘密工作，有些异想天开。
因为，在战略目标并不清晰时，就开始制定战术，完全是浮于形式而缺乏实质。
信中使用命令式的“必须”并不见得就比咒语会让人更加服从。事实上，与艾格尼丝一起工作，很可能不需要敌人破坏就能够自我毁灭。
还有一段小插曲，充分说明了自由主义者作用有限。
民盟杨铨（杨杏佛）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民权保障同盟的秘书长胡适与杨铨要求了解北京政治监狱的情况，我们曾在上海通过艾格尼丝见过杨铨。如今“他带着他的小儿子—— 一位积极而热情的人与我们见面”。
然而，当时的背景是，华北人民生存情况一般来说并不乐观。我们听说，一位来自“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代表认为，目前驴子的生存处境困难，但是，他只关注动物，毫不关心周围牵驴子的人。
北京协和医院的麦金托什博士告诉我们，他应邀参观了颐和园军营的医务室，少帅张学良的军队驻扎在此。
他发现：
两间非常小的屋子里，两边摆满了大通铺和架子床。床上挤着200名生病的士兵。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病人是由于营养不良而患上眼球软化症。
由于资金短缺，他们只能依靠小米为生，麦金托什博士声称，只有每周吃一个鸡蛋，才能挽救他们的视力。
而其他大部分都患有致命的疾病，如斑疹、伤寒症和其他的虱传播疾病……根本没作灭虱的打算……这里不管谁患上什么样的疾病，其他的人都有可能被传染……
这里没有医生和护士，这里只是那些无法继续军旅生活的士兵的聚集地。他们在这里躺着，生死全部听天由命。
对于人力车夫和兵营的伤兵，你如何来定义和确保他们的民权呢？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只是代表由知识分子或学生组成的政治犯的利益。隐含的意思就是老派的传统学者，曾经的统治阶级应该比罪犯、苦力和士兵有着更好的待遇。按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这足够合理。
胡、杨两位博士从未当过监狱观察员，他们看到的情况并不是太坏，因此，也就如实报告。
而我对此结果唯一的记录，来自威尔玛1933年2月14日的家书：
我们只开过一次大概30人参加的全体会议。约翰生病了，但是我参加了，一直听着胡适和杨铨用中文讲的冗长的发言。
因为，他们说的汉语太快而使我不得不让身边的人帮我翻译大部分的内容。
接下来的一天，胡适和杨铨去几个监狱看望了政治犯并调查了他们居住的条件。
之后的一天，对他们的调查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允许囚犯读书和学习，但是饮食并不好，而且，他们厌恶套在脚上的脚镣，希望将其去掉。
监狱当局解释，他们使用脚镣也是为了避免囚犯逃跑，可以节省警卫，否则，增加的费用是监狱无力承担的。
一到两天后，胡适收到了一封从监狱偷偷带出来的信。写信者是他之前曾交谈过的对象，信的内容实质还是重复这些抱怨。
所有的调查都有了证据，民权保障同盟会通过它的影响和宣传来继续施压。然而，没过几天就迎来了一场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