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作家林语堂用英文写了一部人物传记——《苏轼传》。70年代末，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后口碑很好，畅销海峡两岸。

林语堂说，苏轼是他的偶像。为偶像写传记，林语堂内心带着敬畏与严谨。在他的笔下，苏轼不再是1000多年前的一个古文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

一句话，林语堂的《苏轼传》，涵盖全面，写法细腻，后人难出其右。

但30年后，有一个人偏偏迎难而上，历时9年，为苏轼再次立传，书名曰《苏轼新传》。

这个人，名不见经传，叫做李一冰。

神奇的是，1983年《苏轼新传》出版后广受好评，著名作家余秋雨把它奉为传记经典中的经典，口碑也远远超过了林语堂的《苏轼传》。

相比林语堂的盛名，李一冰几乎无名。他之所以能胜过林语堂，在于一点：林语堂写苏轼，心带敬畏；李一冰写苏轼，胸怀真情。换句话说，表面上看，李一冰写的是苏轼一生的沉沉浮浮；实际上，他写的是他自己坎坷的一生。

李一冰

《苏轼新传》大火后，很多人问：这个李一冰，是谁？

学术界查来找去，蹉跎近30年，也没人道出这个李一冰为何许人也。苏轼闻名遐迩，但给他写了最棒传记的作者，却如此藉藉无名，真不愧是一大奇事。

有人猜测，这个李一冰为人肯定极为低调，低调到来无踪去无影，要不怎么一点足迹都找不到呢？还有人认为作者早已驾鹤西去，否则不可能对各种评论毫无察觉。

直到2013年，一位台湾的高中老师要准备博士论文，写的就是苏轼，因此他详细阅读了《苏轼新传》。读完后他感慨万千，文如其人，作者写苏轼，用的是真心。这样的作者，如果还找不出是谁，真是文学界的一大憾事。

机缘巧合，他在当年出版《苏轼新传》的出版社有一熟人，几天后就得到了李一冰的联系方式。

真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那一刻，这位高中老师欣喜若狂，立马写了一封信过去。

回信的人，不是李一冰本人，而是他的儿子。

原来，李一冰只是一个笔名，并非真名。

他告诉高中老师，他的爸爸名叫李振华，1991年就已病逝，但他老人家的一生，就和苏轼一样，在乱世中沉沉浮浮，在悲苦中自得其乐。

自此，李一冰这个人，和他的名作《苏轼新传》一样，为大家所熟知。

1912年，浙江杭州。

天空弥漫着滚滚浓烟，虽然腐败的清王朝已被推翻，但民国才刚刚建立，百业待兴，人们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一对新婚不久的夫妇一边憧憬着未来，一边寻找养家糊口的生计。几个月后，女人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李振华。

振华的父亲原本出生商人世家，家境殷实，但无奈清末太平天国军队攻入杭州，李家财产损失殆尽，只能靠田产为生。振华之父为了重振家业，苦读四书五经，指望参加科举考试翻身改命。岂料世事无常，科举废了，他的书白背了。

虽然满腹遗憾，但他也只能化悲痛为力量，把希望寄托在儿子振华身上。

因此，振华从小读了很多书，15岁接受现代教育，先在国内大学念书，专攻经济学，后又去了日本留学深造。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不得不辍学回国，带着家人四处逃难。

国家危难之时，就是人们受苦之日。

李振华眼见国家被蹂躏，自己一生所学也毫无用武之地，和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一样，内心悲痛又迷茫。特别是抗战胜利后他携一家人回到老家杭州，发现房子变成了废墟，诺大的杭州城也千疮百孔，要找份谋生的工作谈何容易。

恰在这时，振华收到了叔叔的一封信。他的叔叔告诉振华，他同学在台湾省担任政府主席，他要过去任职，也邀请振华过去台湾担任科员一职。

就这样，李振华带着全家老小来到了台湾。

他原以为，台湾是他的福地，殊不知，台湾却是他的受难地。

1951年，台湾造船公司发生了“露标”事件，有很多官员从中牟利，遭到弹劾，但奇怪的是，他们找了两个替罪羊来顶罪。其中一个替罪羊就是李振华。

那时，李振华只是一个低级科员，确实经手过此事。这个时候，有理也说不清，李振华只好求助叔叔；但叔叔一查，发现从中牟利的人后台很硬，是陈诚的心腹，根本动不了。

李振华仰天长叹，只能低头认罪，判刑入狱8年。

奇怪的是，李振华虽然失去了工作，但根本没有人来抓他入狱。既然如此，李振华干脆躲在家里不外出，一边读书，一边写写文章糊口。

也许就在这一段时间里，李振华迷上了苏轼。

苏轼一生，多次诬陷多次贬谪，在“乌台诗案”中还被送入监狱；李振华想到了自己，同样被人诬陷，同样面临蹲监狱的悲苦无奈。但再怎么冤屈，苏轼全然不受影响，活得依旧那么潇洒豁达。

人这一生，会经历很多事、很多创伤，但这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只有你赋予这段经历或创伤的意义，才能决定你最终的人生走向。

李振华突然明白，苏轼的人生态度，就是自我修炼的最佳途径。

那段时间，李振华写了《张苍水传》。张苍水是明末抗清名将，他曾反对郑成功入台，后来被清军捕获，拒绝投降，被杀时神色自若。

李振华写张苍水，一来张苍水老家在杭州西湖边，是他的同乡；二来张苍水反对到台湾，振华也非常后悔来台湾；三来张苍水视死如归，坚守志节，那种精神鼓励振华继续撑下去。

当李振华以为自己会就此终老在家时，变故再次发生了。

也就是这次变故，进一步拉近了他与苏轼的距离。

李振华在家这一躲，就是13年。

1967年，有个朋友写信给李振华，想让他借点钱度日。振华苦笑一声，说自己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因此写信婉拒了友人。

不料，友人恼羞成怒，断定李振华是见死不救，于是向警察局检举告发。警察来家里搜查，旧账新账一起算，便把李振华投进了监狱。

那一年，李振华55岁。

家人第一次去探视李振华时，他没有消极堕落，而是拉低声音，对儿子说：去把苏东坡的所有诗词买过来给我。

从此，李振华正式开始研究苏轼的诗词及其困顿颠簸的一生。他用了四年时间，把苏轼的所有诗词背得滚瓜烂熟，每一句都能脱口而出。

深陷囹圄后，只有苏轼才是最好的心灵伴侣。而且，越走进苏轼，越能获得心灵上的宁静。毕竟，比起苏轼的大起大落，他这点苦难算什么呢？

李振华服刑期间，家里没了顶梁柱，妻子一个人难以为继。多亏儿女争气，大女儿成绩优异，不仅远赴美国留学深造，每个月还能拿到200美金的奖学金，节省一下还能分出100美金寄回台湾接济母弟。

见此，李振华时常告诫儿女们：刻苦自励，未来一定要读实用之学，绝对不能留在台湾。

事实上，他的儿女们确实没有一个留在台湾。多年后，他的孩子们大部分去了美国，并在美国长久定居，还有一个儿子留在了香港，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

苦不怕，最怕的就是寒了心。李振华若不是寒了心，他也不会对故土如此绝情。

四年后，李振华假释成功。回家后，他便立即决定撰写《苏轼新传》，60多岁的人每天像个学生一样，往返图书馆查阅各种资料，完全不知劳累。

经过9年时间，《苏轼新传》最终完成，一部融合了苏轼与李振华自己人生的传记文学，正式面世。

李振华写《苏轼新传》，并非从苏东坡出生写到老死，而是别具一格，先从中途写起。彼时，苏东坡44岁，刚经历“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

人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苏东坡死里逃生，否极泰来，因而脸上挂着从容，轻装上路。

这恰恰是李振华当时出狱时的真实写照。

当年，林语堂写苏轼，看到的是横空出世、才华洋溢的眉山才子；而李振华看到的是虎口余生出狱后的豁达文人。

写苏轼，就是写他自己。

1980年，68岁的李振华即将去美国与子女同住。在台湾，他已了无挂念，唯一惦记的是自己刚刚完成的手稿《苏轼新传》。

这份手稿，是他的心血之作，离开前，他想公之于众。

于是，在几个老朋友的帮助下，《苏轼新传》最终定稿。1983年正式出版，作者署名李一冰，取“一片冰心在玉壶”之意。

李老去到美国后，生活安定幸福，每天读读书，写写感想。1986年，李老还回来大陆探亲，得知亲人凋零，甚是惆怅。

1991年，李老79岁，准备动手写扬州八怪的传记，但只写了第一章，便因心脏衰竭过世。老人虽已仙逝，但他的名作《苏轼新传》却永远地留在了世上。

我们常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于苏轼来说，频繁被贬，实属不幸，但在一次次贬谪中，磨砺了他的心志，遇事待人才有了常人难以企及的豁达与淡定。

对于李一冰来说，也是这个道理。

人生得失，确实不能用短暂时光来衡量。放之长远，才能真正读懂当时遭遇的意义。

冥冥之中，都暗含一份天注定。

要知道，那位台湾高中老师第一次给李一冰写信的那一天，正好是李一冰的忌日。从那以后，李一冰的人生故事才被人熟知。

所谓巧合，不过于此。要是李一冰不被诬陷入狱，也许他永远写不出如此畅销的《苏轼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