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2月1日，在苏联方面下达最后通牒——不答应经济要求就不撤兵，负责谈判的张家璈决定返回重庆，商量对策。
最后的让步张嘉璈于2月4日经北平抵达重庆，即向蒋介石汇报与苏联远东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谈话情况。蒋介石表示：“如苏方不撤兵，吾方即不前进，亦不谈经济合作问题，任其搁置再说。”
蒋介石所谓“搁置再说”，实际上是重提他一贯主张的将东北问题国际化，把准备调往东北的军队集中于华北，消灭这一地区的共产党势力。他在几十年后总结与苏联打交道的经验教训时，还对他这一战略思想未能贯彻而惋惜不已。其实，事到如今，他已不可能丢下东北不管。
张嘉璈向他分析东北的形势说：“今后苏美两国对峙，已为不易之事实。且彼此争相扩充势力范围。在中国方面，苏必利用共产党扩充势力于长城内外。若东北全赤，则华北亦赤。将来中国即为美苏角逐之场。目前苏联在东北可利用八路军，建立地方民选政权，置中央政府于不闻不问之列。”鉴于这种形势，他请蒋介石考虑，是不谈为好，还是作最大让步为宜。这里最使蒋介石动心的一句话是“若东北全赤，则华北亦赤”。
三天后，蒋介石改变了主意，他约翁文灏、王世杰、张嘉璈、蒋经国共进晚餐，决定将鞍山钢铁厂、鹤岗煤矿加入合办之列，由翁文灏重拟一对案；东北民航公司照中国航空公司办法合办。这是中国准备对苏经济合作做出的最后让步。
蒋瑞元
以上让步实际上已经达到了苏联的基本要求，如迅速与苏方开谈，东北的形势必将有所扭转，对此，蒋介石不是不清楚。但他更明白，如果真的兑现苏联的要求，就意味着他更多地倒向了苏联，有将美国势力封堵在东北境外的可能，这对他同样不利。因此，他首鼠两端，循常规办事，采取拟案、会商、呈报、核准一般程序，拖延时间，看看美国的动静。果然，在这关键时刻，美国作出了反应。
美国的反应2月9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指出，中苏正在进行的经济谈判，有可能导致中苏共管满洲之工业，使美国与其他盟国人民不能获取均等机会参加满洲事业开发，与门户开放政策背道而驰，这将使有意开发满洲的美国人士遭受明显歧视。照会还主张对东北日资产业的最后处置，交由战败日本的所有盟国共同决定。
照会要求中苏两国将谈判经过和对东北日资产业的处理情况随时通知美国，以便彼此坦率和充分地讨论共同性的问题。
此时，国民政府外交虽尚未完全倒向美国，但从战争结束之后，基本上是实行依靠美国牵制苏联的政策，特别是被苏联逼急的时候更是如此。然而，每当美国插手中苏外交事务，必给中苏交涉带来麻烦。这回也是如此。
2月11日，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凯南向莫洛托夫送达了美国政府的照会，其内容与给中国的照会大体相同。该照会称，现进行的中苏东北经济合作谈判引起美国政府的不安。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14日的中苏条约和协定规定，中苏共管满洲的几条铁路干线，但协定对其他工业企业并没有类似的规定。
美国政府知悉达成协议的谈判过程，认为专门规定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所控制的企业仅限于铁路。因此我国政府为正在进行的谈判，可能导致中苏对满洲工业企业的共管而不安。当前情况造成其他国家不得自由进入满洲，致使美国和其他盟国不得享有参加开发满洲经济的平等机会。中苏关于满洲工业企业协定的谈判违背了门户开放原则，特别明显地损害了想参加满洲经济开发的美国人的利益，并在贸易关系方面置美国商业利益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照会还特别表示，美国反对将日资产业视为“战利品”。东北的工业企业直接关系对日本的战争赔款政策，涉及负担对日作战所有盟国的利益。无论以“战利品”方式转移东北财产，或由中苏订立协定，共同管理这些财产，都是不适当的。照会最后希望，能从苏中各方得到有关谈判的任何情况，并参与讨论共同性的问题。这是从雅尔塔会议后，美国在东北问题上对苏联最强硬的照会，特别是照会反对将东北日本资产当作红军的战利品，极大地刺激了苏联。
而对国民政府主张对苏谈判持强硬态度的人来说，美国的照会给了他们巨大的助力，反对政府对苏联做任何让步。这样就使对苏谈判处于更加困难的地位。
反苏舆论下的谈判困境此外，以张莘夫命案为契机，朝野对苏不满情绪也已到了火山即将爆发的临界点。国民党内的国家主义派（CC系统）早已储备好了充足的“炮弹”，准备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上发动反苏大战。
2月11日，美英苏公布雅尔塔协议，为本已对美苏不满的公众情绪火上浇油。宋子文还亲自劝张嘉璈不要回东北与苏方谈判。
16日全国爆发对苏抗议大游行，提出一系列激烈的反苏口号，完全破坏了中苏谈判的气氛。国内适当的反苏气候蒋介石是需要的，但搞得过火，对蒋介石并不利。
为缓和反苏气氛，蒋介石仍然派张嘉璈和蒋经国赴东北再作最后努力，他在17日给张嘉璈的手谕说：“即照兄等所拟办法，作为最后之尝试。但切不可再有一字之增加。否则兄等此行，不仅徒劳，而且今后彼方更以为我留有余地。较之往昔，困难倍甚。”
但张嘉璈和蒋经国到了机场又被蒋介石电话追回，令其缓行。原因是就在蒋介石下决心之后，苏联大使又来施加压力。他强硬表示，战利品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核心，这个问题不解决则一切不能解决。
彼得洛夫这次施压是针对美国给中、苏两国的照会来的，表示苏联不理会美国的干预。但苏联在这关键时刻来这一手，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弄巧成拙，蒋介石取消了张嘉璈等长春之行。
就在国内处于对苏抗议高潮的时候，美国也加大了对中苏谈判干涉的力度。
从美国2月9日照会以后，国民政府不断将中苏经合谈判情况通报美国政府，美国则不断发布反对苏联垄断东北经济合作要求的谈话、声明，并继续照会中国政府，阻止中国答应苏联的要求。
中东铁路示意图
2月21日照会重申美国2月9日照会立场，指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中苏条约规定对中长路由中苏共管，但如果由此引申到其他企事业也实行中苏垄断，则是对美国的歧视，美国和其他国家人民将不能进入满洲。照会反对将东北日资产业作为红军的战利品，主张由同盟国组织日本赔偿委员会决定分配。
美国的干涉对国民政府对苏立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2月25日，蒋介石在国府纪念周发表讲话，声明中苏经济合作谈判将移至中央办理。
从长春到重庆3月11日，张嘉璈通知苏联东北经济合作谈判负责人斯拉德科夫斯基，中方拟将谈判地点移至重庆。
3月25日，苏联大使彼得洛夫声明，同意谈判在重庆举行。
从此，中苏经济合作长春谈判遂宣告结束。中苏经济合作谈判转到重庆后，蒋介石更加依赖美国，他定下了一条原则，凡在重庆对苏联经济合作谈判事宜，“唯先告美方，看其反响”。这就是说，对苏经济合作谈到什么程度，要以美国态度为转移。
3月27日，苏联大使彼得洛夫向中国外长王世杰提交议案中文译件，其主要内容为：合作项目内煤矿有密山、抚顺、鸡西、恒山、扎赉诺尔、鹤岗。其中抚顺矿是中方决不同意合办的。钢铁方面有鞍山制铁综合工厂，包括炼钢厂、辽阳铁厂、鞍山火砖厂、鞍山神户机械厂。石油方面有大连炼油厂。大连和哈尔滨洋灰厂。大连天之川发电厂。辽东半岛盐场。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及佳木斯各地飞机场。上开企业以平等原则组织若干股份公司，董事长为中方担任，副董事长苏方担任。经理苏方担任，副经理中方担任。合办企业为30年。期限届满，上开所有企业，无代价交还中国政府。
这是苏联最后的要价。
苏联的方案与国民政府最后让步的决定相比，最大的问题是把抚顺煤矿列入合作范围之内，但如果其他方面基本达到苏方的要求，双方未尝不可达成协议。但当时国内与国际的政治局势却使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变得更加渺茫了。
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开幕之后，东北问题一直就是会议争论的焦点。该问题不仅处于整个对苏交涉的核心，而且与美国干涉、中共民主要求等最敏感的问题交织到了一起，这样东北交涉就成为引发国民党党内政争的动因。
美国空言仗义，“不但不能帮助解决，且增加弱国之进退两难”。
国家主义派（CC系）在会上发起反苏攻势，集中攻击政协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和政府对东北政策（在对东北政策方面王世杰和熊式辉成为替罪羊）。
对王世杰的外交报告纷纷反对，有人提修改中苏条约，有人提将东北问题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公断，还有提抱定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主义，对苏“漫天讨价，落地还钱”，更有提罢免王世杰，惩办熊式辉。张嘉璈本来准备在会议上作关于东北问题交涉报告，但由于气氛不对，报告也被取消了。在这种政治气氛下，蒋介石也不能对苏要求仓促表态。
蒋瑞元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月4日，蒋介石得知苏军撤出东北各地的具体日期。
为避免在撤军时发生变故，他即日约王世杰、张嘉璈等人计议对苏经济合作谈判问题，并指示王世杰，“应即向苏方表示愿意商谈经济合作问题”。
接收与谈判的纠葛当天，王世杰约晤苏联大使彼得洛夫，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即行商谈苏方所提经济合作方案，并向苏联大使提出，苏军撤出后，在长春、哈尔滨不能重演四平街故事（即将所撤出的城市交给中共），很显然，这是以同意苏方经济合作要求，为筹码换取苏军把长春与哈尔滨两市交给国军。苏方也十分领会蒋介石的意图。
4月6日，苏联远东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在登车赴哈尔滨市之前，对董彦平说：虽然按命令苏军应于4月底撤完，但中方如有需要，例如长春、哈尔滨等地，贵军需我军何日撤退，贵军何日可到达接防，可具体提出，由重庆向莫斯科交涉，必获圆满答复。并表示，他本人将在哈尔滨逗留两周，一切均可商量解决。
马林诺夫斯基的谈话暗示苏方意欲在长春与哈尔滨留下少量部队，等待国军到达，交代防务后，再撤退回国。
马林诺夫斯基在哈尔滨等候两周，不是等别的，就是等最后一次机会，在他离开东北之前，能拿到经济合作谈判的结果。
王世杰
蒋介石为避免四平街故事，在长春和哈尔滨重演与完完整整接收中长铁路，于4月9日决定由外交、经济两部各派次长一人与苏方谈判，指定张嘉璈协助两部规划一切。总主持人当然是王世杰。于是在王世杰主持下，对苏经济合作“对策”又重新走了一遍程序，由张嘉璈起草，外交、经济两部审定。
4月13日，王世杰才将经济合作的原则与内容告知苏联大使，并通知中方定于4月15日在重庆开始谈判。但是，王世杰所拟订的这个合作原则，将中苏开始谈判以来，双方辩论的死结——日资产业的所有权问题又提了出来。该原则继续坚持所有敌产均应赔偿中国损失，苏方在合办事业所占股份系为华方所让与等这些苏联万万不能接受的合作前提。
彼得洛夫称，在蒋经国访苏时，斯大林已经一再强调了东北日资产业是红军的战利品。他特别引用斯大林的话，就是告诉中方，凡是斯大林定下来的就永无更改的可能。
其实，王世杰也是虚晃一枪，他比谁都清楚，关于战利品问题，苏联没有任何让步的可能；而且蒋介石也早有指示，对苏交涉不再提战利品问题。他之所以重提这个问题，实在是挨骂挨怕了。不过他虚晃这一枪，把改善与苏联的关系的最后希望几乎全部断绝了。
迟到的妥协除战利品问题外，从马林诺夫斯基长春车站谈话后两周多的时间里，东北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国军在四平街北进受阻，在鞍山、本溪湖作战失败，损失4000余人，调动失灵，在苏军撤离之前，抵达长春、哈尔滨无望。中共领导的部队已经发展到30万人，有足够的力量控制苏军撤出后的地盘，在争夺东北的斗争中已占上风。在苏军撤退期间，中共部队迅速向长春、哈尔滨等铁路沿线战略城市集中，攻占了九台等一批国民党新接收的县镇，完成了对长春和哈尔滨二市的包围。12000余名中共部队，还进入了哈尔滨市区（在苏军的干预下又退出市区。实际上苏军当局是以这种方式显示中共的力量，压蒋介石接收经济合作条件）。国军向北推进的时候，带着一种强烈的反苏情绪，不顾苏方保护苏联侨民和苏方工作人员生命财产安全的要求，破坏和强占苏侨财产，枪杀苏籍工程师和苏籍职员，甚至伤害苏联驻长春副领事，侮辱斯大林肖像和苏联国旗，使蒋苏关系更加紧张。
蒋瑞元
面对严峻的东北局势，蒋介石“忧心如焚”。
张嘉璈避开王世杰，于4月14日密电董彦平，请他向马林诺夫斯基透露中央松动的信息，以求转圜。电文曰：“极密。望照下述口气，嘱新民兄与斯顾问一谈，请其婉达马元帅，大致为经济问题，吾方大概意见昨已由王部长面告苏大使，并定于明日起详细商谈。希望能获圆满解决。目前最紧要者为国军早达长春，及于苏军撤退前抵达哈尔滨。一面中央已郑重向共方声明，必须退出中长路两旁各30公里。如此，不特战祸可免，中长路及工矿事业，可免损失，而中苏友好局面可以奠定。希望苏方迅速协助国军到长，俾友好工作早日开始。璈极盼于马元帅行前，与经国兄返长来哈晤别等语。”
这封密电是中方为达成经济合作协议，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企图挽回谈判即将失败局面的最后一次努力（实际上发这封密电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但是时间太晚了。
4月14日晨，中共部队向长春市发起猛攻，首先占领机场，从四郊攻入内围防线，15日突破内围防线，逼近长春中央银行。国民党长春卫戍司令陈家珍只有东北行营保安第二、第四两个总队以及吉林省保安队，根本无力抵抗东北民主联军的进攻，只得退出长春。这样，东北问题便从中苏两国交涉问题变成了国共两党武力解决的问题了。
4月16日，中方外交、经济两部代表与苏方代表举行第一次会谈。这次会谈中方所提的首要问题已不是什么战利品问题了，而是要求苏方设法让“非法武装”退出长春。所谓的“非法武装”不但没有退出长春，随后又占领了哈尔滨。大半个东北已不在国民政府的手里，还谈什么经济合作！
4月18日，王世杰决定对苏经济合作谈判从缓，苏联对此也失去了兴趣，长达半年之久的经济合作谈判便不了了之。
必然的结局这次经济合作谈判，公开出面的是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但实际上美国与中共对谈判的进程与结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最初，蒋介石认定，在东北，只要满足苏联的要求，它未必一定支持中共。因此，准备作出让步达成经济合作协议。但因苏军对日作战一结束，中共就进入了东北，苏联有了“挟共制蒋”的王牌，大大地提高了谈判的要价，使蒋介石无法接受。
由于接收东北行政与经济合作谈判是同时进行的，很快就形成这两种谈判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苏联以是否达到自己的经济要求为目标，决定是否协助国民政府接收行政，和协助到什么程度（所谓协助接收，就是把中共已经接收的行政权拿过来交给国民党）；而国民政府则以是否协助接收行政，为基准来考虑苏联的经济要求。
蒋瑞元
直到最后双方都没有走出这个怪圈。蒋介石能顶住苏联的压力，背后的支撑力量是美国。美国承担向东北运兵是对蒋介石的最大支持。东北有了足够的军队，不愁解决中共问题，所以蒋介石并不是特别害怕斯大林用中共的力量来压他。其次是外交支持，每逢中苏谈判到了关键时刻，美国或发表声明，或直接分别照会中苏两国政府，反对苏联在东北实行垄断性的经济合作，要求实行门户开放政策。
美国的外交举动增强了国民政府对苏的抵抗力，但也增加了苏联对国民政府的不信任感，使苏联更加支持中共，反过来压蒋介石。这又是一个怪圈。既然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都摆脱不了这两个怪圈，那么谈判必然失败的结果就注定了。
中共充分利用蒋苏矛盾，在东北迅速发展壮大自己，使东北问题由国际交涉转变成国共两党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