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母亲得病了，病得很厉害，犯病时忽冷忽热的，一会儿冷得打哆嗦，一会儿又热得满头大汗。

那天早晨，母亲觉得自己可能挺不过去了，眼里噙满泪水，直愣愣地躺在炕上。当3岁的我站到炕沿下时，母亲很快用力伸出她那干瘪的一只手，用力攥住了我的右手，而当我要把左手递给母亲时，母亲却再也没有力气了……

就在我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就在我还不知死亡的恐惧时，我的母亲松开了我的手，在哆哆嗦嗦中咽气了……

母亲走后，我与父亲、爷爷、奶奶相依为命，由于父亲和爷爷经常出民工，奶奶就成了经管我成长的第一人了。

1957年的春天，我快7岁了，已经到了读书上学的年龄了。但是，我到底是不是读书的料，奶奶不知道，但又非常想知道。

一天上午，村里来了一位算命先生。当时虽然家里没有算命的钱，可是见村里来了一位先生会算命，奶奶还是掏出了两毛钱，为我算了一命。

递上两毛钱后，奶奶就一五一十地将我的生辰八字，告诉了那位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眯着眼，掐着左右手指，算了又算，估摸了好大一会儿后，喜笑颜开地告诉奶奶:“今天算了十几个孩子的命，还就你家这孩子将来是吃官饭的命……”

算命先生嘴里说的吃官饭，就是将来要当职工，每月有工资，有旱涝保收的工作收入，是很好的命。别人算命收费两毛，算出我这样的好命，还要加一毛钱的喜钱，要收三毛钱。奶奶喜出望外，高高兴兴地又从衣兜里掏出了一毛钱。

从那以后，奶奶见人就说:我的这个大孙子是吃官饭的命。奶奶对我的成长充满了信心，我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1957年暑期开学，我7岁了，到了上学的年龄了。奶奶早早就用羊肚手巾为我缝了个书包，还买了纸和铅笔。入学的那天，奶奶牵着我的手，高兴地把我交给了老师。

至今，我还清晰记得奶奶缝的那个书包，每当听到“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缝”这首歌时，我总是百感交集，心潮起伏，因为我入学的新书包是我奶奶给我缝的。

有奶奶的训导和学校的教育，我很快就成了“五分加棉羊式的好学生”了。四年级的时候，我被评为“五好少先队员”。

1963年，我13岁了。那年暑期，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半壁山初中，要到离家30多里外住校念书了。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潵河川包括横河川和黑河川，兴隆东半个县只有这一所初中，能考上半壁山初中，实属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那时候，建国刚刚十几年，又遇上苏联要账，国内遭受自然灾害，国家还很穷。生产队集体自然也不富裕，一个劳动日只值几角钱。秋后结算时，一个生产队也没有几户余钱。即使余钱户，也只余几十元，甚至几元钱。农民还普遍贫困，吃穿不足。若再供一个孩子念书，每个星期都从家里带上2元钱上学，实属难上加难。

为了供我念书，爷爷三年不喝酒，奶奶三年不吃鸡蛋；为把褥子让给我用，爸爸三年没铺褥子。爷爷、奶奶、父亲三位亲人从穿上省，从吃上省，从用上省。他们三年不添新衣服，穿的衣服补丁罗补丁，不是胳膊漏肉，就是脚上漏指头。供我念书，让我长大成人、成才，让我吃上官饭，成了三位亲人唯一的，又是最大的共同愿望了。

1965年春，我读初中二年级。当时一个星期上六天学，六天的生活费，我至少需要一块八毛钱。

一个周六的晚上，我又回到了家里，回家的目的除了吃一顿饱饭，就是要拿走下一周的生活费。

晚上喝完粥后，爷爷就出门了，爷爷是又出去给我借钱去了。过了好大一会儿，爷爷回来了，手里攥着一块五毛钱。这一块五毛钱是爷爷从我五太爷和三奶奶家借来的。

一块五毛钱，自然是不够我吃的。还好，奶奶之前已经攒了四个鸡蛋，这四个鸡蛋能卖两毛钱，这样就是一块七毛钱了，就还差一毛钱了。但是，就是这一毛钱，却难住了爷爷和奶奶了，因为实在没办法找到了。

躺在炕上，我就听到爷爷与奶奶为这一毛钱发愁。爷爷说：“明儿下午大孙子就返校了，这一毛钱到哪里去找呢？”

听了爷爷的话，奶奶翻了个身，叹了口气，没有搭声。我眯眼躺在奶奶的身旁，漆黑一片的屋里，我感到奶奶忽然坐了起来，不一会儿，又痛快地躺下了，然后如释重负般地小声对爷爷说道：“睡觉吧，一毛钱有地找了。”

第二天是周日，下午我就要返校了。奶奶很早就起来了，我也很早就起来了。奶奶穿好衣服下地出门，径直走向搭在院墙边上的鸡窝，我就跟在奶奶的身后。

奶奶顺手抓住一只老母鸡，一只手掐着老母鸡的两个翅膀，把老母鸡按压在地上后，就用另一只手的手指，探扣老母鸡的屁股。很快，奶奶便喜形于色。扔掉手中的母鸡，奶奶又抓住另外一只老母鸡，还是把拇指探进鸡屁股里……

等到奶奶直起身子时，我看到奶奶是满脸的自信与释怀，我的心里也随之多少有谱了。

走出鸡窝，奶奶告诉我，这两只母鸡今天肯定能下蛋，这两个鸡蛋就能卖一毛钱，大孙子的一块八毛钱的生活费终于可以凑够了！

那天上午，第一只母鸡很早就把蛋下在了窝里了。为给另一只母鸡腾地，还没等母鸡高歌炫耀一番，奶奶就弯腰把它轰出了窝。

手里攥着那枚还热乎的鸡蛋，奶奶就站在鸡窝旁，等待另一只母鸡入窝下蛋。而这只母鸡不知道怎么，左等右等，就是迟迟不入窝……

到下晌的时候，奶奶去鸡笼旁已经看了几次了，窝里是空空的，不见鸡下蛋，奶奶的心里也开始空落了。

我返校要走二十几里的山路，老母鸡迟迟不下这个蛋，我的生活费就得差5分钱，爷爷着急，奶奶更着急。

最后一次从鸡窝空手而归后，奶奶说不等了，再等就要天黑了，我要到供销社给我大孙子赊5分钱。

于是，奶奶把五枚鸡蛋装进兜里，我兜里装着一块五毛钱，在爷爷的目送下，我搀扶奶奶，奶奶领着我，我们急忙出门，向供销社赶去。

走进供销社，还是那股烟酒茶糖混合在一起的醉人味道。我无暇欣赏柜台里的货品，奶奶更是急忙又小心地把五枚鸡蛋，一个一个地摆在秤盘里。

奶奶心里有数，自家老母鸡下的五枚鸡蛋，肯定能卖两毛五分钱。果不其然，秤完鸡蛋后，售货员不多不少地将两毛五分递给了奶奶，其中有两毛钱纸币和五分钱硬币。

奶奶没有伸手去接过钱，而是站在柜台前，万分诚恳地说道：“售货员同志，我大孙子这周的生活费还差三毛钱，您看这五个鸡蛋，您能不能给我三毛钱，多给的那5分钱就算我赊您的，过几天我还会攒几个鸡蛋，还来卖给咱供销社，到时候您再少给我5分钱……”

听到奶奶的话，售货员有点为难了，因为当时的五分钱确实是一笔钱，不是小数目。看着奶奶再三央求，售货员依然不为所动，我就拽着奶奶的衣襟往外走。“奶奶，您别为难人家了，我少吃一顿饭就可以省出5分钱……”

任凭我怎么拉拽，奶奶就是不挪步，依然百般央求售货员，最后还把我大伯给搬了出来，说她大儿子可以担保。我大伯当时是榆树沟村三生产队的队长。大伯认识的人多，认识我大伯的人也不少，恰好售货员也认识我大伯。就这样，售货员终于回身，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枚五分硬币。

接过两毛钱纸币和两枚五分硬币后，奶奶如释重负后，又万分地感激……

走出供销社大门，我兜里装着东拼西凑来的一块八毛钱，在奶奶的目送下，走上了返校的山路。

当我登上半山腰，回头望向山脚下时，奶奶依然站在供销社的门口，向我眺望，向我招手……

1966年，我初中毕业，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国家十年不招生，我报考无门。

1967年2月4日，这天清晨，当爷爷醒来后叫奶奶时，奶奶却没有醒来。我69岁的奶奶没有看到我吃上皇粮，就悄悄地走了，走得那样安静又安详。

1968年，半壁山开设了高中班，因我家庭成分不清而没被录取，只好在家务农。这年秋季，队长派我到砖瓦窑跑瓦筒，我一天最多跑到800筒，而且很少有破损的，很快就赢得了窑头的赏识 。

1969年，因为是初中毕业生，我受村支书举荐，在村里当上了民办教师。我清晰记得，这年的9月3日，十几岁的我参加了村里的教师大会，从此，我正式走上了幸运的教育之路。

1973年6月，我所任教的初中语文课的及格率、平均分等均在几十所村级学校中名列前茅。我开始在半壁山所辖的教育口有了些知名度，同年被评为蓝旗营公社级模范教师。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迎来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大好形势。

1977年，教育界从下至上逐级召开“双先会”，评选先进集体和模范教师。

7月，经蓝旗营公社中心校推荐，我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努力做一名又红又专的人民教师》为题，有幸在半壁山区总校举办的双先会上发言。

11月，兴隆县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经验交流大会在老剧场隆重召开。我再次被推荐在会上发言，发言的题目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又红又专人才》。当月，我被评为县级模范教师。

12月，县教育局又推荐我参加承德地区教育双先会，并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随后不日，我被评为承德地区模范教师。

1978年1月，承德地区行署教育局组成模范教师代表团，到各区县巡迴报告。我正在隆化县宣讲时，兴隆县教育局领导传过话来，告诉我人生路上决定我前途命运的一件特大喜事——我终于转为公办教师了！

转为公办教师后，我依然初心不改，为了学生和教育呕心沥血。在后续的时间里，我获得了函授大本学历，教过初中语文、高中语文和高中政治，荣获省优秀园丁荣誉称号。担任过半壁山中学副校长、孤山子中学校长。

1994年9月，兴隆县教委调我到县一中，担任分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

2003年7月，在一中副校长岗位上，我光荣退居二线。

如今，我已退休多年，我的奶奶和爷爷离开我已有多年了。每每回忆起奶奶掏钱给我算命，回忆起奶奶为给我凑够一毛钱的生活费，进鸡窝扣鸡屁股，为给我凑够5分钱的生活费央求售货员，我无不感慨万千，泪眼朦胧。

是啊，算的命再好，也需要自己的努力。没有奶奶和爷爷对我的训诫和付出，没有我自己的努力奔跑，就没有我后来的成绩，更不会有现在的我。

尽管我的人生不算辉煌，尽管我的成绩微不足道，但我可以自豪地告慰天堂里的两位亲人：奶奶、爷爷，你大孙子吃上了官饭，而且一辈子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这就是我的故事，苦涩而甜蜜，励志又平凡……

叙述：焦老师

整理：石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