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5年授衔之际，将领军衔的评定并非一锤定音。

许多人的资历难以划分，排位更是棘手。

哪怕是主持工作的罗荣桓元帅，偶尔也难以下决断。

比如新中国的开国少将段苏权，真要比资历，他怎会止步少将？

问题出在土地革命时期，他曾负伤隐退，与组织失联长达三年。

结果就出现了极为罕见的一幕：段苏权具备上将资历，担任中将职务，实际却授少将。

但另一位将领的情况就更离奇。

他脱离队伍近六年，却在1955年仍获授上将。为什么？

1955年授衔时，有一位将领引发了不小的关注。

他脱离队伍近六年，却稳稳拿下上将军衔。这位“特例”，名叫周士第。

要解释这个结果，绕不开一个关键词：资历。

1900年9月，周士第出生于广东乐会县中原墟新昌村（今海南琼海）。

少年时期，他在困顿中挣扎，靠在中药铺当学徒、小学教书先生勉力度日。

1923年，周士第来到广州，加入中共外围组织“琼崖少年同志会”，并积极投身《新琼崖评论社》的宣传工作。

1924年，他考入黄埔军校，正式步入军事领域。

在校期间，他亲身参与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行动，血与火中锤炼出初步的战场经验。

同年11月，周恩来亲自点将，调派黄埔特别官佐徐成章、周士第、赵自选等人，组建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别小看这支部队，它是中国共产党亲手缔造、直接掌控的第一支连级正规武装，意义非凡。

12月，周士第正式入党。

他随铁甲车队奔赴广宁，支援农民运动，很快升任副队长。

此后，他受命接管并改编航空局的飞机掩护队，再度兼任队长，积极配合国民革命军东征，讨伐滇桂叛军。

1925年6月，周士第正式接掌铁甲车队，成为一线军事骨干。

同年，中共两广区委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达成协议，共同组建第十二师，周士第受命参与，成为新成立的第三十四团第一营营长。

不久，第三十四团被整编为军直属独立团，即后来的著名——叶挺独立团。

周士第作为中坚力量，与来自黄埔军校的精锐、粤桂湘等地的新兵一道，投入了极为严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之中。

1926年5月，北伐在即。

叶挺独立团作为先遣部队，从广州出发，奔赴战场。

出征前夕，周恩来亲自主持干部会议，任命周士第为团参谋长，直接协助叶挺指挥作战。

同年6月4日，独立团在湖南渌田以一团之力击溃吴佩孚的六个团，攻占攸县。

北伐军一路北上，血战连连。

叶挺独立团作为先锋，一马当先，连续攻克醴陵、平江，接连突破汀泗桥、贺胜桥两大天险，打出了威名。

周士第既是训练场上的骨干，也是冲锋陷阵的急先锋。

平时协助叶挺训练新兵，战时则亲自带兵冲锋在前，指挥作战，身先士卒，从未有半分推诿。

10月10日，独立团攻入武昌城。

叶挺临时指挥大局，周士第则受命代理团长，统筹部队作战。

此次北伐期间，独立团付出了惨烈代价：伤亡一千余人，六十多名排以上干部英勇牺牲。

鲜血染红了战旗，也铸就了“铁军”的荣光。

独立团战功卓著，不仅获得了第四军乃至全国的高度赞誉，还得以自主扩编，战斗力迅速提升，成为全军最可靠的先锋力量之一。

1926年底，随着战局变化，叶挺升任第二十五师副师长，独立团随之改编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周士第出任团长，成为一线主将。

在1927年二期北伐中，周士第指挥七十三团鏖战河南，正面击溃奉军精锐部队，战绩辉煌。

此后，为筹备南昌起义，中央不断从七十三团抽调骨干，扩建了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及武汉警卫团等关键部队。

周士第麾下，培养出一大批日后彪炳史册的革命将才。

南昌起义爆发后，第二十五师划归第十一军序列，由叶挺兼任军长。

周士第则被正式任命为第二十五师师长。

这一时期，许多后来响彻中国军事史的大人物还只是他的部下：陈毅是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指导员，林彪任二十五师七十三团 三营七连连长，粟裕是第二十四师教导队班长，许光达是二十五师七十五团三营十一连排长、代理连长，陈赓是第二十军三师六团一营营长。

由此可见，周士第不仅资历深厚，而且在党的早期军事体系中，地位极为突出。

论起点，他无疑高于绝大多数后来的元帅。

如果从此一路跟随革命，继续在实战中锤炼指挥艺术，他的军衔与地位，本可以水到渠成地更进一步。

然而，命运在大军南下的途中，给他开了一个沉重的玩笑。

关键时刻，周士第走错了方向，偏离了革命的主航道。

起义军一路艰难南下，行至三河坝时，敌军紧追不舍，形势极度危急。

为掩护主力，第二十五师奉命留下死守。

双方有约，只需坚守三天，便可追上大部队。

然而局势变化迅猛，三河坝战役爆发，战斗惨烈异常。

第二十五师完成了掩护任务，但主力却在敌重围中被冲散。

周士第和战友们，只得在福建一带边转移边设法联络党组织。

在安置伤员、分发武器、稳定地方力量后，他们又折向江西境内，继续寻找生路。

没有明确指示，行军如同摸黑。

到达信丰天心村后，党委再作决定：朱德带领主力继续前行，周士第与李硕勋分途而行，分头寻找党的指示。动身前，周士第亲自部署，周密安排好朱德的警卫工作。

当时广东一带已是张发奎部队的天下，满目搜捕。

为防被敌人识破身份，周士第决定绕经九江、上海，转赴香港。

抵达上海后，两人秘密潜行，几经辗转，总算抵达香港。

可香港局势同样动荡不安，英租界警察时常在街头抓捕、遣返流亡起义人员。

在充满危险的巷弄与码头之间，周士第东躲西藏，最终找到了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详细汇报了第二十五师的现状，请求指示。

然而等待指示的日子格外漫长。

期间，周士第身染疟疾，高烧反复，身体每况愈下。

他四处借钱，靠张云逸接济住进医院，但终因无钱续医，被迫出院。

贫病交加之下，仍迟迟等不到党组织的后续安排。

1928年春，周士第无奈赴南洋投靠亲戚，暂避锋芒。

到了1928年底，国内局势略有好转。周士第也病愈归来，悄然回到上海。

但此时，他并未立刻重新联系党组织，而是选择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他与邓演达等人站在同一阵线，密谋推翻蒋介石政权，始终保持革命立场。

在中华革命党中，周士第地位不低。他曾负责前往香港筹建南方干事会，1931年又赴西安，组建第三党陕西省组织，行动频繁。

更令人瞩目的是，他还亲身参与过两次刺杀蒋介石的秘密行动。

虽然最终未能成功，但胆识与担当，毋庸置疑。

蒋介石是出了名的惜命之人。面对刺杀他警觉万分，迅速展开反击。

刺杀行动以失败告终。

邓演达被捕后迅速遭到处决，周士第等人也一并落网。

本来，蒋介石打算将周士第一同处死。

危急关头，宋庆龄等进步人士出面营救，加上粤系势力对蒋施加压力，局势骤变。蒋介石被迫下野，周士第才侥幸获释，险些命丧黄泉。

1932年1月，淞沪抗战爆发。

周士第没有迟疑，与一批第三党旧部自发组建抗日义勇军，协同十九路军英勇抗击日寇。此后，他长期在十九路军中活动，投身抗战。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

十九路军高举反蒋抗日大旗，周士第积极参与。

然而事与愿违，福建事变迅速遭镇压。

期间，中央派出张云逸作为联络员，前往福州接洽十九路军。张云逸路经漳州时，受到周士第的热情接待。

两位旧友久别重逢，席间畅叙往事，谈论各自经历。张云逸转达党中央的希望：劝周士第早日归队，若能带出一支部队归来，更是功莫大焉。

分别后，周士第夜不能寐。他提笔写下长信，详细叙述脱离组织数年来的曲折经历，准备随张云逸带回中央。

然而天不遂人愿。

蒋介石趁机发动军事打击，加上分化瓦解，十九路军迅速溃散。

张云逸未能如约归来，周士第只好将那封信随身携带，苦苦等待新的机会。

变局再起。蔡廷锴在逃亡香港前，曾请求陈济棠收编十九路军残部，保留革命火种。但陈济棠背信弃义，反而包围缴械，并暗中策划将骨干一一清除。

周士第被软禁在轿子里，准备押送途中秘密处决。

他察觉异样，当机立断，佯称不习惯乘轿，坚持骑马。

行至永定城外，经过苏区附近，他伺机策马疾驰，摆脱押送，孤身闯入苏区。

地方党组织接应后，周士第一路辗转，终于在1934年2月抵达江西瑞金。

抵达当日，他受到周恩来、朱德亲自接见。

面对久违的组织，周士第激动得几乎泪下，但心中也充满愧疚。

他双手递上那封未寄出的长信，坦诚陈述自己的过往。

周恩来和朱德亦取出一封同样未发出的信——那是党组织托贺昌、聂荣臻联名，委托他劝蔡廷锴归来的信件。

革命者间深厚的情谊，与党组织巨大的感召力，让周士第彻底坚定了归队之心。

当时，苏区正处于第五次反“围剿”的生死关头。

由于战事紧张，周士第的党籍审查被暂时搁置，他被安排为红军大学军事教员。

1934年秋，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周士第随大部队翻山越岭，踏上旷世未有的征途。

红军到达陕北后，周士第接受了严格的组织审查。

审查结论重新批准周士第入党，党龄从1924年起算，并且确认周士第在脱党期间，未做过任何危害党的事情。

介绍人，是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和红军大学政治教官罗贵波。

至此，周士第终于正式归队，重新站在了革命队伍的前列。

岁月流转，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周士第被授予上将军衔。

周士第两次入党始末 熊坤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