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刚参加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0周年庆典活动，就传来了66、67届大学生分配的消息。

这真是件大喜事啊！并且有关部门决定要分一部分毕业生到部队农场去锻炼。

我从小就向往着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1964年时，因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我与文艺兵失之交臂。

这次虽然不算入伍，没有军籍，但能到部队里去工作、生活与学习，也可算是半个子弟兵了吧。

我如愿地被分到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8011部队农场，我兴奋得几夜没睡好觉。

8011部队农场位于沙湾县炮台下巴湖地区。地处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南缘，离沙漠很近，周围有好几座像山一样的大沙包。

其实下巴湖原名为“下八户”，大约是生活在那里的先人们，渴望着水，渴望着有一片像湖泊那么大的水域来供他们繁衍生息，于是就“下八户”的谐音取了个“下巴湖”这样一个充满着让人向往和希望的名字。

到了下巴湖后，有两处地方深深地吸引了我们。一是在营地内的一口常年流着恒温的、水儿有点丝丝甜甜甘味的自流井。

用那井水洗头，感觉头发润滑、柔软，比现在用那些什么高级洗发膏呀、洗发精呀强百倍。于是，我们三天两头去那口自流井边洗头。

二是营地附近的几座大沙包。那时我虽然支边进疆已经4年整，但见到沙包还是头一回。

于是，一有空我们就去爬沙包，去玩沙子，去体会在沙山上行走，上一步下溜半步的有趣感觉，去享受那细细的、温暖的沙粒亲抚摩挲皮肤舒服的感触。

我们经常是一趟一趟地爬上去，又一次一次的抱头抱脚地滚下来。累了就仰天八叉地躺在沙包顶上，尽情地让10月中旬温柔的阳光抚摸，那种高兴和惬意的劲啊，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

我们三天两头的洗头和发了疯似的在沙包上滚爬，招来了一些鄙视的目光。那是几个“新兵蛋子”，他们是从陕西、甘肃的山沟里来的十八、九岁的半大小伙子。

他们“造反派”的袖章刚从袖子上扒下来不久，浑身的“造反有理”的味儿尚未退尽。

他们把我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娇小姐”，是“知识分子臭老九”，是属于需要“砸烂狗头”的那些人。

“知识分子”排行第九，简称“臭老九”。其实就我们那些知识与学历来讲，还算不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只是他们来自于穷山僻壤，孤陋寡闻，平时喜欢结交社会上没有多少文化、又有些“匪性”的小混混，没见过什么世面，见到城里来的、知书达礼的“尊贵”，反而觉得奇怪、不顺眼，因而才把我们这般抬举。

在后来的一些交往和接触中，他们处处表现得对我们很不友好，总是用异样的目光来审视我们。

包括那些被派来给我们当班长和排长的现役军人，他们不喜欢我们，不把我们当作他们的阶级兄弟姐妹，有的班排长还到连部去闹情绪，不愿意带我们这些“大学生兵”。

指导员（原是该部队后勤处的协理员）发现此苗头后，及时地搞了次阶级教育活动，让我们中一些年长的、小时候曾跟着父母要过饭的学生上台去忆苦思甜，还让我们中来自老区的学生上台去讲述他们父辈当红军的故事。

这次活动后，那些兵娃娃对我们的态度明显地好转了，班排长们与我们的话也渐渐多了起来。

连首长还派了一个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的女生（她的父亲文革前是七机部副部长、老红军）去他们队里当卫生员，加强了与他们的交往和沟通。

而我们自己也尽量地事事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用军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争取给他们留下好印象。

后来，在冬季训练中，实弹射击时，我们学生连打出了好成绩。记得我和朱逸萍在用自动步枪打50米胸环耙时，3×3打出了11环的优秀成绩，在女生中获并列第一，在全连中也名列前茅，这下彻底改变了他们对我们的看法。

在那个年代里，学雷锋做好人好事蔚然成风，部队里就更盛。就我们学生连来讲，帮女生挑个水，帮男生缝补衣裤都是好人好事，大家都争着干。

还有谁干的活最累、最苦、最脏，谁就是最革命，谁的世界观就改造得最好。清扫厕所是最脏的活，大家都抢着干。

那时候新疆的厕所绝大部分是在室外的。大体上分三种：一是最简单的。即在地上挖一个长方形的坑，上面搭上些木条条板供人蹲，周围用秸杆围起来，人们就可以去方便了。

在垦大住帐篷时，和农垦厅拖拉机修造厂的临时校址上课时就是用的此种厕所。

二是比较高档的。即用土块盖一个房子，底下挖一个深深的大坑，半个在屋内，上面铺上挖了洞的木板，便可方便了，还有半个坑在外边，是贮粪用的。坑沿上还修了台阶，供清理的人上下用的，此类厕所一般在居民区，人较多的地方。

三是也有房子，但蹲位不是在大坑上，而是用砖和水泥砌的长方形的浅浅的坑，坑底是一个斜斜向下通向外面的坡，后面是一个贮粪的坑。

此类厕所最不科学，因为虽然蹲坑里有斜坡通向外面，但那些污物并“不愿”“自己”滑下去，而要由人去清理的。

夏天还好，比较省事，只要用铁锹把粪便推下坑去，然后用水冲冲就好了，只是很臭。在滴水成冰的冬天就麻烦了，那些粪便老是冻在那里并越积越高，如不及时清理，会堆得让人解手时无法蹲下。

下巴湖的厕所就属这类。在这之前，我不管在哪里、是用哪种厕所，那里都有专人打扫清理的。

在下巴湖，那是部队，我们是战士，是没有专人打扫清理的，全要靠我们做好人好事来解决。

早在1964年底，我刚支边进疆，住在乌鲁木齐火车站附近的群众旅社等着分配工作。

有一次，我在附近转悠时，看到一辆毛驴车，上面码了许多冰块，猛一看那浅黄色的冰内还夹着灰白色和深颜色等杂物。

我以为是连汤带菜冻成的水咸菜，近了渐渐地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粪臭味，仔细一看，原来是从厕所中清除出来的粪尿混合的冰块。

当时我尚未接触过那些厕所，感到很奇怪。心想这些冰块不知怎么弄出来的？没想到马上要轮到我真真切切地去体验一番了，只觉得世事真是那么难料和滑稽。

砸蹲槽里的粪冰要用十字镐是需要有一定的技术的，必须稳、准、狠。不稳，十字镐会东倒西歪，砸下去，不准，还没有力量。

不，准会把蹲坑沿砸坏；不狠，粪冰就砸不下来。我们虽然是“战士”了，但毕竟是女生，把重重的十字镐举起来已经是很费劲的了，还要使劲地砸下去，实在是太难为我们了。

指导员从实际出发，提出让男生来干，我们坚持不同意，倒不是怕失去表现自我的机会，而是女生的那些“废弃物”让男生见了有些不雅。

毕竟我们已是大姑娘和小伙子了啊。我们一般是10天清理一次。为了让大家都有机会“锻炼”，我们采取轮流。

学生连只有一个女生班，共12个人，4人一组，分成3组。一组的4人中，两人用十字镐，两人用铁锹，一个月轮一次。在操作时必须绑上头巾，蒙上口罩，戴上手套以防粪碴溅到头发里，嘴里和鼻子里。

那天又轮到我们组去清理厕所了。吃了中午饭后，我和朱逸萍、张霞英、邓刚拿着工具到了厕所。那又笨又重的十字镐在我们手里就是不听使唤，但是有了前几次的经验，我们还是信心十足的。

我们使劲地砸呀砸，仍然与往常一样，只砸下些冰碴碴，而我们早已是汗流满面，内衣、内裤都湿透了。

“奶奶的！”我狠狠心把头巾、口罩、手套都取了下来，扔到了一边，往手心吐了口唾沫，把十字镐抡得高高的，“嗨！”地大喝一声砸了下去！

说时迟那时快，那四溅的粪碴碴非但溅了我一头一脸，还有些不偏不倚地飞进了我的嘴里，并且入口就化。

我只觉得嘴里进了些凉凉的、臭臭的，又有点咸咸的东西。害怕的事情到底发生了，我怕影响其他人的情绪，在假装使劲地咳嗽后大口大口地吐了起来。

几十年过去了，每每想起我曾在部队里锻炼过，会感到很自豪，觉得这辈子没白过。但是在自豪之余又不免有些苦涩。

要不是写回忆录，让世人了解我们支边青年的艰苦的成长历程，我根本不会把此事告诉别人，包括我的父母、丈夫和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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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戈壁滩难忘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