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初的一个下午，天气晴朗，秋高气爽，两个身背挎包的青年急匆匆地行走在开县县城通往铁桥区民主公社的大道上。

说是大道，不过就是铺着青石板的乡间土路。路旁的树上正挂着青上泛黄的累累柑桔，散发着淡淡的清香，田里的晚稻正在扬花抽穗，随风摇曳。

但这美丽的自然风光却掩盖不了他俩的一脸茫然和满腹心事。他俩就是刚刚从开县派出所放出来、正返回插队落户的民主公社的重庆一中的知青，一个名字叫达茂，一个叫建民。

他俩也是当时震惊开县的“南雅8.6杀人事件”的当事人之一。

这件事情的原委还得从头说起。

返 乡

1969年8月初的一天，达茂、建民、志伟、玉全4个重庆一中初68级的同学相约一起从重庆返回开县农村。

在朝天门码头，轮船长长的汽笛声勾起了半年前（2月9日）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2月9日凌晨，为了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首批离开山城、离开校园、离开父母的近千名老三届学生，其中年龄最大的二十多岁，最小的还不到十六岁，也是在这里登上了东下的轮船。

当轮船汽笛拉响时，船上岸上哭声一片，撕心裂肺。远去的知青将面对一个完全陌生而且毫不知晓的未来，其心情之复杂真真是难以描述。

8月初的这个傍晚，轮船在万县码头靠岸。万县是地区行署所在地，而他们插队的地方是开县铁桥区，还需要转乘两次汽车。

从铁桥区到达他们落户的民主公社约有10多里地，没有班车，只能步行。

他们4人在万县的小旅馆住宿一晚，第二天清晨去搭乘到开县的班车，却已经无票可售了。4人一商量，决定步行翻越大垭口再想办法。

大垭口海拔一千多米，2月份那次乘车经过时山上还有厚厚的积雪。虽然现在已是炎炎8月，仍然感到不时有阵阵凉风袭来，甚是惬意。

途中偶经一些农家、小店，就进去歇歇脚、喝口水。下山后就是开县陈家区，在那里终于搭上了一辆货车，来到了开县县城。在县城又住宿一晚，才乘班车到铁桥区上，最后步行回到了民主公社的生产队。

赶 场

南雅公社（场）是离民主公社最近的一个场镇，也是这不通班车的公路的尽头。每逢赶场日，附近方圆几十里的农民都要来这里赶场，用农民的话说就是“有钱场场赶，无钱赶赶场”。

南雅场从场头到场尾约300多米，两边都是一些小店铺，有邮局、小百货商店、农具店、药店、肉店等，也有公社办公楼、银行、信用社等，最多的还是一些小饭馆、小茶馆、小酒馆，主要卖一些诸如白糕、笼笼蒸肉、包面（抄手）等。

石板砌成的道路两边摆满了赶场农民背来的各种农副产品，“人山人海”、“人声鼎沸”、“摩肩接踵”是对赶场热闹气氛的最好描述。

场头附近还有一个破旧的佛像，据说十分灵验，有求必应。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人们只能偷偷地在旁边的地里插点上几支烛香。

21世纪初，当他们重返南雅公社、民主公社时，那里已几经翻修，成了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寺庙了，来礼佛的信徒也越来越多了。

几十年前，南雅附近还发现了丰富的天然气田，那里的农民尤其是南雅镇上的居民早就用上了天然气，比我们重庆的城市居民还要早几年。

事 发

8月6日上午，达茂、建民、志伟、玉全4个人结伴来到南雅赶场，办完了寄信、买东西等事情之后，随着拥挤的人流，慢慢走到场尾的一个小店门前，玉全想起要买点火柴（当时需凭票买）。

店主说：“五分钱一盒。”玉全说：“两分钱一盒的哪个卖五分哟？你这是投机倒把。

争执由此开始，随着双方争执的升级，言辞也越来越激烈，还开始了推搡，意外的事也突然发生了——

店主突然尖叫一声，倒在了地上，只见志伟和玉全迅速跑出小店，他俩那1.6米左右的身影眨眼间就消失在街上的人流中。

而达茂和建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正犹豫间，只听有人大喊：“知青杀人了！知青杀人了！”紧接着，就有人拿着扁担、打杵（挑担的辅助工具，一头多为铁制）冲了过来，朝达茂头上砸去。

达茂、建民见势不对，赶紧向外奔逃。后面的喊声越来越大，似乎群情激愤，但也有好心的农民喊：“快跑到公社去！”刚才还熙熙攘攘、人声鼎沸的街道一下子静了不少，人们站在原地四处张望，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公社的办公楼在场镇中部，距离事发地点也就一百多米，但达茂的鼻梁已被打破，建民的头上也被砍开了一条口子，两人血流满面、跌跌撞撞地跑进了公社办公楼。

公社干部反应还算敏捷，迅速叫人关上了大门。不一会儿，门外就聚集了数百人，狂喊着要冲进来打死杀人凶手。

公社领导召集了在场的干部们，将达茂、建民二人转移到楼上一间小屋里，一边劝说群众，一边组织力量把伤员送往县城抢救。

下午三四点钟，调来一辆大卡车，把达茂、建民叫出来，送去了开县县城。

拘 留

下午六七点钟，达茂、建民被带到开县派出所，一位自称是武装部参谋的人对他俩宣布：由于涉嫌“南雅杀人致重伤案件”，对二人实行拘留审查。

二人随即被送往开县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清理登记了个人的全部私人物品、宣读了“监规”之后，二人被分别送人了不同的监室。监室不大，约五六平方米，两张床，一个小便盆。

与建民同监室的是一个大约50来岁的老头。在相互慢慢的交谈中（室外不时有看守巡查，不准交谈），知道了老头姓张，开县人，曾经还是远征军的（当时不知道远征军为何物），因为到新疆去倒葡萄干来卖，被以“投机倒把罪”拘留。

建民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他后，他分析说，这事与你们关系不大，最多半个月就可以回家。

狱中的生活十分枯燥单调，除了每天可以从墙上的小窗口望望外面的青山，其他什么也没有。

记忆最深刻的是每餐就是二两饭加一大勺茄子，偶尔有几片肥肉。其间有两三次提审，每次重复地描述了自己所知道的事件经过之后，没有了下文。

后来才知道，由于开县当时正发生派性武斗，没有人来及时处理这件事。

归 家

9月初的一天，达茂和建民被叫到看守所办公室，宣布了释放二人回生产队的决定。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场景。

回到生产队后，大队书记特地把他俩叫去谈话，了解了事情的大致经过，告诫二人要吸取教训，认真在生产队搞好生产。最后还再三嘱咐，近期不要到南雅去赶场，以免发生意外。

后来，达茂和建民问了志伟才知道，当时持刀伤人的是玉全，他俩逃离南雅场之后，就去了50里外玉全落户的中兴公社。因为当地无人知晓此事，所以也无人追查。

再往后，玉全因事情败露而四处躲藏，就再也没有回生产队。1972年，达茂、建民、志伟分别被招工、招生离开了民主公社，从此与玉全彻底失去了联系。

直到2015年初，经多方寻找，4人在分别46年后，才终于团聚。当年十七八岁的半大小伙子，如今都已年过花甲，见面唏嘘不已。

当年那个店主被刺伤后住了2个月医院，玉全则在数年后被抓，判处了缓刑。

玉全从此留在农村，后与当地一位妇女主任结婚安家，并到临江镇一家纸厂当了工人。

九十年代末，企业破产，玉全携妻女返回了重庆。回首往事，他十分感慨：为了几分钱的火柴，给自己的一生带来难以挽回的痛苦，实在是太不值得了。

回想这不堪的往事，几个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多年、刚刚跨出校门的青年，竟然为了几分钱的火柴而动刀见血，这完全是文革造反祸害了一代青年所结的恶果。

30天蹲监的日子给达茂和建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共患难的知青岁月也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值得庆幸的是，南雅公社的干部们在突发事件面前当机立断，迅速采取有力措施，避免了更大规模血案的发生。

试想，如果他们稍有犹豫或懈怠，两个知青将丧命于众多暴怒农民的棍棒之下。

追根溯源，这是那特殊年代衍生出来的荒诞闹剧，政治上的极左思潮，经济上的极度贫困，以及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野蛮落后，共酿了这场灾难。

好在他们四人是幸运的，年轻的生命没有泯灭在无知与野蛮中，广阔天地的经历与磨练让他们走向了成熟，走到了幸福的今天。让我们永远铭记这蹉跎的岁月，这苦涩而美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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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在那梦牵魂萦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