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出生在抗战时期，见证过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经历过狂风暴雨的解放战争，195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跟着新中国一起走来的干部！

但是，他倒在了2004年这个经济腾飞的时期！

这个人就是刘方仁，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被推上法庭接受审批的省委书记！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封疆大吏”掉进了财色交织的陷阱？又是什么让他越陷越深，最终身陷囹圄？

让我们来一一揭秘：

一、“贫穷”给了我一笔财富

刘方仁，1936 年 1 月 8 日出生于陕西武功县的一个贫苦农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1 年，年仅 15 岁的他，因家庭经济的窘迫，早早地踏入社会开始工作，成为了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下属工厂里的一名普通工人。

新中国宛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他前行的道路，赋予了他改变命运的机会。18 岁时，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政治生涯的新起点。三年后，在组织的大力推荐下，他有幸进入刚刚组建的沈阳建筑材料工业学院进行为期 4 年的进修学习，这次学习如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成为了他人生中极为关键的转折点。

1962 年从学院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总后勤部位于九江的某厂。在这片土地上，他挥洒了 21 年的青春与汗水，凭借自身的努力与才华，从一名基层技术员一步步拼搏，最终成长为副厂长。

1983 年 7 月是他官场生涯的开始，开启了他从江西省九江市委副书记岗位上的从政之旅，谁也不曾想到，此后他的人生之路会在权力与欲望的交织中逐渐偏离正轨。

1993年6月，他当选为贵州省委书记，这正值国家 “西部大开发” 战略拉开大幕之际。

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夫妇与王林夫妇合影

贵州虽因这一重大政策迎来新机遇，但始终摆在眼前的麻烦却一直存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交通网络不畅。

自古贵州就有“地无三尺平”的说法，十万大山带来的交通不便，使得整个省的经济发展之后，从而导致的扶贫任务艰巨等问题犹如重重山峦横亘在前。

面对这般复杂棘手的局面，刘方仁起初展现出了积极应对的姿态，决意以交通改善为突破口，试图大力革新省内运输网络架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举措相继出台，旨在打通贵州发展的脉络，为这片土地的崛起奠定根基。

本来刘方仁也可以就这样兢兢业业的为人民服务，但是，他始终没能逃脱糖衣炮弹的诱惑。

1999年8月时任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找到了他，对方希望刘书记能够帮忙给自己一个亲戚批准一个项目。刘方仁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事情迅速办成。作为回报，他收到了价值10.6万元的劳力士金表。

大贪污犯卢万里

谁能想到，一对金光闪闪的手表，犹如金色的手铐，刹时铐住了刘方仁的那贪婪的心，食髓知味的刘方仁，自然就放开了嘴巴。

2000年初，刘某某和其子廖某在贵阳开发某某花园房地产项目。项目的建筑面积有6万平方米，可是刘氏母子动起歪脑筋，希望建筑面积再翻一番，由6万平方米增加到11万平方米，这样就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利润。刘某某要求对规划进行修改，但按城市建设规定，贵阳市规划局一直不予同意。于是，刘某某找到“刘书记”帮忙，见规划局方面拖而未决，“刘书记”不高兴了，“一发力”就使该项目获得通过。 　　

为感谢“刘书记”的帮助和支持，刘某某、廖某先后送给刘方仁149万元。

2000年1月，贵阳市国资局正拟转让“世纪中天”的股权，由于“世纪中天”当时在贵州算是比较优质的企业，因此应者云集。“在我们拟转让的名单上根本就没有刘志远公司的名字。”一位曾经参与过当年转让的原国资局人士回忆说：但事情的结局出乎我们所有人的预料———居然是刘志远的“世纪兴业”胜出。而事实的真相是——“当时上面一个电话下来，就这么定了。” 　　

2000年1月12日，“刘书记”的“哥们”刘志远就这样意气奋发地进驻了“世纪中天”。而刘志远也投桃报李，向刘方仁的儿媳妇送了500万元的大礼。 　

可即便如此，这位已经掉进了钱眼的刘书记还是到处大谈“理想、奋斗！”甚至在2000年的一次采访中，还大肆宣扬自己的童年苦难，甚至说“贫穷给了我一笔财富，最大的财富就是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现在反过头来看看，这简直就是莫大的讽刺。

二、省委书记与发型师演绎“爱情故事”

身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刘方仁，时常将法德兼治挂在嘴边。他宣称：“迈进崭新的世纪，价值取向日益多元繁杂。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但要凭借法律所具有的权威性以及强制性来达成依法治国之目标，同时亦需仰仗个体的道德自我约束力量。”

可就是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书记”“主任”，却以花甲之年，跟一个发廊妹发展了一段堪称“恶心龌龊”的“爱情故事”。

刘方仁上任贵州省委书记的第一年，在一间饭店酒足饭饱之后，被有心人安排在了饭店一楼的某房间理发。刘方仁邂逅了为其理发的郑四妹，这发廊妹面容姣好、风情万种。愣是让这位党龄比她年龄都大的刘书记怦然心动，二人言语试探、暗送秋波，渐生暧昧。从此后刘方仁只让郑四妹为其理发。

1994 年起，郑四妹与刘方仁之间的往来愈发密切，情感热度持续攀升，很快突破了应有的界限，　郑四妹的那位姘夫，行事风格着实令人咋舌，面对此种情形，不但毫无嫉妒之意，反倒热衷于为他们的幽会精心筹备场所，忙前忙后，乐在其中。

刘方仁起初并未察觉陈林与郑四妹之间的特殊关系，但见陈林如此殷勤周到、不辞辛劳地效力，便认定他是个懂得审时度势、甘愿奉献的 “机灵人”。郑四妹从中斡旋，期望借助她的影响力，说服刘方仁出面疏通关系，帮陈林把一些大型工程项目揽入了囊中。

陈林受审

陈林也的确非常“懂事”，赶紧又“孝敬”了刘方仁5万元人民币和1.99万美元。此外，为了“稳态地、持久地发展感情”，他还利用逢年过节的机会，时常到“刘书记”家走动，又是送钱，又是送物，先后送给刘方仁共7万元人民币。

陈林为了稳住郑四妹 ，也给了她100万元。郑四妹从陈林那里得到了这笔巨款，自然不再向刘方仁要钱要物，也不逼他离婚 “转正”，刘方仁对这个 “善解人意”的红颜知己非常满意，于是更加照顾陈林。三个人构成了一个奇怪的食物链，相互索取着利益。

此后，陈林为图贷款便利，深感在银行需有内应。于是向刘方仁提议，将郑四妹安置到了贵阳市商业银行工作。

到了1999年，贵州电信大楼装修工程开启招标流程，依工程的规模与质量标准，必须要有上亿资质的一级企业才能参与竞标。

然而，最终成功中标者，却是陈林那根本不具入围资质、徒有其表的 “空壳公司”。此时的贵阳市商业银行行长李隆中，已然被陈林牢牢把控，沦为其 “提款工具”，但凡陈林有所求，李隆中便匆忙批条放款，毫无原则与底线。数年间，陈林从该行所属支行累计贷款数额巨大，高达7488万元!

到了 2000年初，陈林已然脱胎换骨、呼风唤雨。被陈林“套牢”的官员越多，他越发有恃无恐，原来还口舌谨慎，现在却时不时夸耀自己和省委书记的特殊关系。

在刘方仁的违规 “运作” 之下，陈林顺利披上了 “企业家” 的外衣，堂而皇之的当上了贵州省第八届政协委员。自此之后，每逢年关佳节，贵州当地众多官员，竟都纷纷沦为 “拜谒者”。他们带着各种奢华贵重的礼品，仿佛陈林已然成为主宰他们官场命运的关键人物，“地下组织部长” 这一戏谑之称也在贵州官场不胫而走。

三、“法盲书记”的落网！

2002年1月7日，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被免职，同时，对他的调查也同步展开。但是一个月后，卢万里居然远渡重洋跑了！

卢万里这一跑，最高兴的恐怕就是刘方仁了。可他没想到的是，短短一年之后，本以为已经“逃出生天”的卢万里还是被引渡回国。

卢万里为了给自己减刑赎罪，不仅痛痛快快地承认了贪污受贿2500万的事实，还把刘方仁给揪了出来！

当年的那块金表，就成了钓起刘方仁这条大鱼的“鱼饵”！

在2003年7月19日，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开会决定，开除刘方仁党籍！

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在被羁押的日子里，刘方仁凭借自己所谓的 “政治经验”，做出了一个看似谨慎实则愚昧的判断。他暗自思忖，倘若自己聘请辩护律师，极有可能会在组织和相关部门眼中留下认罪态度不佳、意图对抗组织的不良印象。怀着这样的顾虑，他在内心深处反复权衡利弊，犹豫再三之后，毅然决然地决定始终不聘请律师。

随着案件调查与审理的逐步推进，刘方仁这才如梦初醒，终于领悟到了一个在法律领域极为浅显却被他忽视的道理：无论是自我辩护还是聘请律师进行辩护，均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行使这些权利绝不会被视作对抗法庭，更不会因此而加重对自己的处罚。于是，他迅速转变态度，与法庭指定的律师建立起了较为融洽的合作关系。

在法庭的最后陈述阶段，刘方仁悔罪:“原来我作为一个省委书记，以为什么都懂，但通过这次法庭审理我才发现，我其实是个法言。我现在非常懊悔，曾经作为一个省委书记，我却不懂法。在民主法治国家，省委书记不懂法，这是很大的问题。”

2004年6月2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于以受贿罪判处刘方仁无期徒刑。没收赃款人民币661 万元、美元1.91万元，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