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发于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改变了唐王朝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但人们通常把目光聚集到唐玄宗用人失察和安禄山狼子野心之上，其实，安史之乱发生的隐患早在叛乱发生的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埋下，那就是武则天时期在东北爆发的契丹人李尽忠、孙万荣叛乱。
李尽忠（约635年—696年），本姓大贺氏，营州松漠（今内蒙古林西县新城子镇西樱桃沟村）人，是契丹大贺氏部落的首领。契丹人大家都很熟悉，两宋之际建立了辽国，但其实契丹人历史很悠久，在隋唐时候就已经很强盛了。
隋朝开皇年间，契丹和奚两大部落相继内附中国，经过休养生息逐渐壮大，不时袭扰东北的营州等地，成为了东北地区重要的外族之一，甚至连北亚的突厥人都让其三分。
隋末唐初，契丹人和奚两大部落愈加强盛，两者合称“两番”，《旧唐书》记载：
契丹，居潢水之南，黄龙之北，鲜卑之故地，在京城东北五千三百里，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北至室韦，地方二千里，其君长姓大贺氏，胜兵四万三千人。武德初，数抄边境，二年，入寇平州。
而贞观末年唐太宗继续发起的针对高句丽的战争给了契丹人崛起的机会。当时，高句丽盘踞在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广大地域之上，“强盛不受制”，成为隋唐帝国统一天下的绊脚石和巨大威胁。
李世民虽然时时刻刻以隋亡为鉴，但由于高句丽对帝国东北的威胁，最终在平定了其他方向的敌人后决定出兵东北，击灭高句丽这个堪称“帝国坟场”的强硬对手。贞观君臣抛弃了隋炀帝时期蛮横僵硬的作战方式，一方面减少军队数量减少后勤压力，另一方面注意发挥臣属唐朝的少数民族力量，突厥人、铁勒人都率军参与了征讨高句丽的战争，比如名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人都在其中。
而东北当地的契丹人、奚人和靺鞨人等也被纳入了东征军队：
（贞观十九年李世民）至营州，会其（契丹人）君长及老人等，赐物各有差，授其番长窟哥为左武卫将军。
3年之后，也就是648年11月，窟哥率领所部契丹内属唐朝。唐太宗以契丹部为松漠都督府（在今赤峰、通辽一带），以窟哥为第一任松漠都督，又兼左领军将军，无极县男，赐姓李氏。而这个大贺窟哥，或者叫李窟哥，就是李尽忠的爷爷，李尽忠自己，就是契丹人大贺氏部落正儿八经的王族。
当时，在唐帝国高层对帝国整体的战略构想中是西方在前、东方在后的，关中才是帝国最关心的核心区域。击灭高句丽除了因为高句丽当时确实很强大之外，还有担忧高句丽人和河北山东（唐代的山东指的是崤山以东，比今天山东省面积大）的山东士族勾搭反唐的因素在。所以灭亡高句丽之后，唐的目的基本达到了，唐廷高层的关注重点明显转移到了青藏高原和西域地区，对于高句丽乃至今天朝鲜半岛的控制有一个收缩的过程。
比如灭亡高句丽之后建立的安东都护府，镇守高句丽故地，一开始是直接设置在平壤的，《旧唐书》记载：
总章元年（668年）九月，司空李勣平高丽，高丽本五部，一百七十六城，户六十九万七千。其年十二月，分高丽地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用其渠帅为都督、刺史、县令，令将军薛仁贵以兵二万镇安东府。
但很快，因为高句丽故地的遗老遗少，加上独霸整个朝鲜半岛的新罗崛起，安东都护府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根据记载，薛仁贵其实是第二任的安东都护府最高长官，第一任魏哲在总章二年（669）年病逝于安东都护任上，薛仁贵作为征讨高句丽崛起的名将，火线赴任，以右威卫大将军检校安东都护的身份镇抚朝鲜。
检校不是正式任命，唐廷安排将领都是随才任命，此时的薛仁贵正是锐利逼人的时候，战力非凡，但安排薛仁贵只以检校的身份镇抚朝鲜，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此时唐廷高层对待东方的重视程度。
果不其然，仅仅一年之后，咸亨元年（670），吐蕃日益强盛威胁到了帝国西部，为了重新扶持吐谷浑压制吐蕃人，高宗调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率领阿史那道真和郭待封，以兵五万互送吐谷浑王回青海，其实是给予吐蕃压力。这场战争大家可能知道，也就是著名的唐蕃大非川之战，唐军大败，当然这是后话了，在此按下不表。
我们需要注意，此时的朝鲜半岛也很不稳定，但高宗把更为顶尖的薛仁贵从东调往西，体现出了唐廷重西轻东的最高战略，不久之后，安东都护府就内迁了，《旧唐书》记载：
上元三年（676）二月，移安东府于辽东郡故城置。仪凤二年（677），又移置于新城。
辽东郡故城，现在学者基本认定就是辽宁辽阳老城，而仪凤二年再次迁移的新城，是辽宁抚顺城北的高尔山。唐帝国在东北方向战略收缩的意图比较明显，这也是唐朝在与新罗的斗争中没有用全力，反而允许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的原因之一，而这也彻底改变了此后东北亚的历史发展方向。
但虽然在东北方向以收缩防御为主，到唐廷从太宗李世民开始还是精心构筑起了两层三点的东北防御体系，也就是安东都护府+营州都督府+幽州都督府的立体防御体系。
内迁之后的安东都护府依然占据着辽东半岛险要的地点，监控高句丽故地；营州都督府治柳城（今天辽宁朝阳），在安东都护府西边，主要任务是监视契丹和奚（所谓押两蕃）以及靺鞨人，两者构成第一层的外围防线。而幽州都督府就在今天北京地区，是营州都督府和安东都护府的坚强后盾和第二道防线，同时也可以防范北亚草原之上的突厥人。可以说，唐帝国在东北地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构筑起了一个集体且完备的防御体系，只要这个体系运转顺畅，足以应对东北方向的局势。但这一切都在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发生的李尽忠孙万荣契丹叛乱之后被打破了。
关于这场叛乱，《资治通鉴》做了详细的记载：
万岁通天元年（696），夏五月壬子，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举兵反，攻陷营州，杀都督赵文翙。尽忠，万荣之妹夫也，皆居于营州城侧。文翙刚愎，契丹饥不加赈给，视酋长如奴仆，故二人怨而反…尽忠寻自称无上可汗，据营州，所向皆下…八月，丁酉，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与契丹战于硖石谷，唐兵大败…冬，十月，契丹李尽忠卒，孙万荣代领其众…又攻瀛州，河北震动…神功元年（697）春三月，清边道总管王孝杰将兵十七万，与孙万荣战于东硖石谷，唐兵大败，孝杰死之…武攸宜军渔阳，闻孝杰等败没，军中震恐，不敢进，契丹乘胜寇幽州…六月，武懿宗军至赵州，闻契丹将至冀州，懿宗惧，欲南遁。或曰：虏无辎重，以抄掠为资，若按兵据守，势必离散，从而击之，可有大功。懿宗不从，退据相州，委弃军资器仗甚众，契丹遂屠赵州。
赵州，在今天的河北石家庄赵县附近，在李尽忠孙万荣叛乱的势力最大的时候，叛军不仅攻占了营州，还越过了幽州，直插河北腹地。而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军事力量相比较于唐太宗，乃至唐高宗时期有了巨大的差距，名将凋零，吏治滑坡。李尽忠在万岁通天元年已经60多岁的年纪了，早已经是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却在营州都督府赵文翙任上谋反，可以知道这个赵文翙是什么样的人物。
文官不行，武将也远远没有初唐那般的战力，王孝杰已经算是可用战将了，结果一战被杀。而诸如武攸宜、武懿宗之流，更是草包将军，除了能让武则天放心之外一无是处，除了逃跑给叛军提供物资，毫无用处，一步步让一点火苗越烧越大，直接让叛军兵锋深入了河北腹地。
而此时，另一个危险更在悄然靠近，那就是一度被唐帝国完全压制的突厥人借着武周朝廷的软弱无力，难以平定契丹人叛乱，死灰复燃了，《资治通鉴》记载：
万荣之破王孝杰也，于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险筑城，留其老弱妇女，所获器仗资财，使妹夫乙冤羽守之，引精兵寇幽州。恐突厥默啜袭其后，遣五人至黑沙，语默啜曰：“我已破王孝杰百万之众，唐人破胆，请与可汗乘胜共取幽州。”三人先至，默啜喜，赐以绯袍。二人后至，默啜怒其稽缓，将杀之，二人曰：“请一言而死。”默啜问其故，二人以契丹之情告。默啜乃杀前三人而赐二人绯，使为乡导，发兵取契丹新城，杀所获凉州都督许钦明以癸天；围新城三日，克之，尽俘以归。使乙冤羽驰报万荣。
默啜可汗也姓阿史那，是东突厥王族，趁着契丹人叛乱，武周朝廷无力平叛，默啜可汗抓住机会，直接发兵抄了契丹人的营州老家，而这一击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时万荣方与唐兵相持，军中闻之，惧。奚人叛万荣，神兵道总管杨玄基击其前，奚兵击其后，获其将何阿小。万荣军大溃，帅轻骑数千东走。前军总管张九节遣兵邀之于道，万荣穷蹙，与其奴逃至潞水东，息于林下，叹曰：“今欲归唐，罪已大。归突厥亦死，归新罗亦死。将安之乎！”奴斩其首以降，枭之四方馆门。其余众及奚、皆降于突厥。
至此，绵延近一年的李尽忠孙万荣叛乱才宣告终结。但这场叛乱引起的蝴蝶效应才刚刚开始，并且给近六十年后的安史之乱埋下了伏笔。
首先就是东北方向主要外族势力，包括契丹、奚以及靺鞨的崛起。虽然李尽忠叛乱被唐朝和东突厥第二汗国联合击败，但这并没有改变东北区域其他民族势力逐步做大的态势。借着李尽忠叛乱攻占营州都督府，隔绝安东都护府的良机，唐廷势力被迫退回了幽州一线，即使几十年后玄宗朝曾经多次掌控柳城一代，但原有的羁縻统治体系已经瓦解了，东北外族崛起势不可挡。
这里有两个明显的例子。首先就是渤海国的崛起。渤海国，是曾经占据了今天东北以及俄罗斯远东等地的唐朝属国，《旧唐书》记载：
渤海靺鞨大柞荣者，本高丽别种也，高丽既灭，柞荣率家属徙居营州。万岁通天元年，契丹李尽忠反叛，柞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命东奔，保阻以自固。尽忠既死，则天命右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率兵讨其余党，先破斩乞四比羽，又度天门岭以迫柞荣。柞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则天不能讨，柞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地方二千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
可以看到，后来享国近两百年的渤海国，正是靠着李尽忠叛乱才得以脱离唐廷东北的羁縻统治的。渤海的主体是靺鞨人，靺鞨人是女真人及满族的先祖，渤海建国后，积极引进唐朝的经济文化制度，甚至唐末还有渤海人中过科举，这些都有力推动了东北地区的开发和文化进化。
而契丹人更是这次叛乱的最大最直接受益者。叛乱之后的契丹人虽然有时候也不得不臣服于东突厥，但东突厥后来被再次平定，契丹人在辽阔的东北塞外之地不断繁衍生息，逐步强盛，最终在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建立起辽国。
第二个后果就是唐军退守燕山山脉的幽州一线，东北形势不可逆的恶化了。前面说过，唐廷一直奉行“关中本位政策”，陈寅恪先生对此有精准的表述：
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又唐资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势，历经艰困，始克高丽，既克之后，复不能守，虽天时地势之艰阻有以致之。而吐蕃之盛强使唐无余力顾及东北，要为最大原因。
而武则天时期的契丹人叛乱，让本就没法把全部武力财力置于东北方向的李唐王朝基本失去了掌控燕山以北的机会。武则天时期，由于武则天以女人和高宗妻子身份御宇，面临着空前的政治压力，“得位之正”之微弱，历代罕见。在此情况下，为了巩固地位，武则天不得不采取保守策略，对李唐皇族和臣子进行残酷清洗，大量能臣干吏或是贬斥被杀，或是受到严重掣肘，唐军战力下滑严重。平定叛乱的时候王孝杰一战而没，武攸宜、武懿宗之流毫无作为，都严重影响了平叛进程，甚至不得不依靠东突厥人，导致默啜可汗带领东突厥人死灰复燃。
这场契丹人叛乱，将太宗高宗两朝花费大量心血灭亡句丽，羁縻掌控东北外族的两层三点防御体系彻底瓦解。失去了唐廷羁縻体系控制的外族势力不可阻挡的强大起来，更严重的是，武则天之后的唐朝是开元盛世，李隆基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皇帝，不可能忍受东北方向的不堪情形，所以在开元初年多次组织出兵，希望能继续恢复营州都督府、安东都护府加上幽州都督府的两层三点防御体系。这些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历史大势不可阻挡，玄宗朝的关外情形早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唐军再难以站稳脚跟。甚至不得不在幽州一线屯驻重兵，抵御契丹奚等外族。
和两层三点防御体系相比，在幽州一带屯驻重兵恶果明显。首先就是和两层三点大纵深防御+羁縻当地土著的立体体系相比，幽州一线防御单薄，而且不能发挥羁縻作用，相当于是硬碰硬直接对抗势力日渐壮大的关外契丹奚等势力。其次则是幽州虽然对外可以倚仗燕山山脉进行防守，对内则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直到黄河都完全没有什么地理阻碍，幽州一线边军假若挥师南下，直接便能冲到唐帝国中原腹地，而这一点在安史之乱的时候正好发生了。
最后，则是鉴于日渐恶劣的东北局势，不甘心的玄宗把大量精兵强将调往东北，逐渐形成了横跨多个节度使的西北、东北两大军事集团。出身营州杂种胡的安禄山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一步步走上了权力巅峰，身兼范阳卢龙乃至河东节度，“诸兵咸戌北边，天下之势偏重”，一朝反覆、九州沦丧，彻底葬送了辉煌的盛世大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