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的官僚体系架构中，六部的设置颇具独特性。其内部不仅设有尚书、侍郎等堂官，而且在尚书这一职位之上，还额外设置了“管部大臣”。这一特殊的层级架构，引发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六部的实际运作与管理中，究竟是“管部大臣”，抑或是尚书，能够真正掌控事务、行使当家作主之权？

对于“何者更具实权，是管部大臣吗”这一问题，多数读者可能不假思索地认定，答案显而易见，无疑是管部大臣握有实权。然而，此观点实则有失公允。在此，恳请诸位暂且搁置争议，耐心倾听御史观点，以明其理据是否充分。

【满汉双轨制下汉尚书难有作为】

清朝时期，京中各部院衙门均施行满汉并行的双轨体制，此制于历代封建王朝中独具一格。究其根源，主要在于“崇满抑汉”观念的深刻影响。在清廷最高统治者的理念里，唯有满族执掌权力，方能确保清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

自顺治时期始，便形成定制：于六部之中，堂官配置为满、汉尚书各设一人，满、汉左右侍郎亦各一人。在此体制下，权力格局呈现显著差异，满尚书执掌实际权力，并掌管部印，主导事务决策；相较之下，汉尚书在关键决策层面，近乎虚设，并无实质话语权，仅具形式意义。

依据《清稗类钞》记载，于清代官场体制之中，汉尚书在职责行使方面，处境颇为窘迫。即便面对刻不容缓的重大事务，汉尚书亦不敢擅自决断，而必须向满尚书请示。尽管从官阶品级来看，满、汉尚书处于同等地位，然而在实际行事过程中，汉尚书在满尚书面前，俨然呈现出一副卑躬屈膝、如属官般的姿态。

据官方记载，汉代尚书的核心职责为“主稿”，此职能类似于现代的办公室主任。“主稿”本是部务中至关重要的环节，然而，由于汉代尚书并无实际权力，每逢各司官员前来请稿，他们往往不敢仔细审阅，仅作形式上的过场处理。在清代官场，这一现象被称作“画黑稿” 。

事实上，就职权范畴而言，汉侍郎的权力逊于满郎中与员外郎。究其根源，在于六部之下各司皆专司特定领域之具体事务。例如，吏部文选司执掌官员选拔事宜，而户部各司则负责各省钱粮相关事务。

依既定规制，六部所属各司皆配备独立印信。于印信掌管方面，明确规定由满族郎中执掌印玺，汉族郎中则不具备印信掌管权限。

在封建统治架构中，为清晰彰显满汉差异以及尊卑秩序，于六部司职的官员，于日常履职之际，腰间皆会佩戴一款荷包，此荷包内收纳着印章。此举意在向社会各界昭告，他们在相应事务的管理层面，拥有着主导权与决策权，是实际意义上的掌权者。

【管部大臣未必就有实权】

自康熙时期起，鉴于六部之中吏、户、刑、兵四部所涉政务繁杂，皇帝时有委派大学士兼理此四部事务之举。

从官职品级层面来看，大学士品级高于尚书，且二者均为皇帝极度倚重的股肱之臣。在此基础上，当大学士获授“管部”这一衔职后，其职权范畴便超越尚书。

自雍正朝以降，大学士管部之制渐趋普遍推行。例如，张廷玉、蒋廷锡等朝廷重臣，以大学士身份兼理吏部、户部相关事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管理模式并非仅局限于大学士群体，偶有亲王亦会受命兼管部务，从而构建起更为多元的管理格局。

在清代官制体系中，存在一项未形诸文字的定制：若某一衙门由诸王负责管理，那么该王即成为此衙门的最高长官。这一规制，并非仅适用于六部，诸如宗人府、军机处、总理衙门等重要机构亦在其列。以恭亲王奕訢为例，堪称此情形之典型代表。自其进入军机处任职后，虽未正式获封首席军机大臣的名号，却实际上履行着首席军机大臣的职责。

自乾隆登基伊始，宗室诸王即被褫夺参政之权。由此，在咸丰朝之前，诸王执掌部务的情形实属罕见。

管部大臣所掌握实权与否，通常取决于满尚书的政治地位及其所兼之衔。熟悉清代历史的人士皆知，自雍正帝创设军机处后，内阁权力渐被虚化，军机处遂取代内阁，成为实质上的朝廷中枢机构。

此一转变致使大学士徒具虚名，其地位相较于无品无级的军机大臣，可谓相形见绌。需知，于清代，多数情形下，大学士亦会进入军机处当值。是以，唯有身兼大学士与军机大臣之职者，方能被视作“真宰相”。

在特定历史情境下，部分大学士，或鉴于年事已高，或基于受宠程度之故，未能获准入值军机处，然而却被委以管部之职责。与此同时，若满尚书并非大学士身份，却身为军机大臣，那么在此情形下，管部大臣便无权干涉部务事宜。

【满尚书受制于汉尚书的情况也是有的】

六部各司其职，分管各类具体行政事务，这就要求作为堂官者，须具备与之匹配的专业素养。特别是户部与刑部，钱粮、刑名等事务繁杂且专业性强，若堂官对这些领域一无所知，实难在相关政务决策与处理中拥有有效话语权。

在清代，京城内各衙署均设有专门的“则例”。以刑部与户部为例，分别制定了“刑部则例”与“户部则例”。这些则例作为衙署日常行政运作的纲领性文件，内容繁杂，条目众多，常达数百条乃至数千条。因其涵盖范围广泛、细节繁复，若非对部内事务谙熟于心之人，实难全面掌握。

若于朝廷典章制度之精研程度上，汉尚书造诣颇深，而满尚书则全然蒙昧，在此情形下，满尚书往往被迫处于次要地位。晚清时期户部尚书一职，便存在此类显著例证，闫敬铭与翁同龢便是典型代表。

翁同龢所处情形别具一格。其得以凭借汉尚书之职执掌户部，一方面源于他对户部相关事务稔熟于心；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状元及帝师这双重身份赋予了他强大助力。

闫敬铭堪称典型的专业型人才。其早年便投身于钱粮事务。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于胡林翼麾下司职后勤管理，专注负责相关事务。

闫敬铭擢任户部尚书之际，凭借卓越的理财才能名震朝野。彼时，同为尚书之职的满族官员，对其理财能力极为钦佩，于闫敬铭面前，皆秉持敬重之态，绝无倨傲托大之举。

故而，若欲精准衡量尚书之权力与地位，绝不能仅依据其头衔进行简单判定，而务必将之置于特定历史背景下深入探究。就此观点，不知诸位对御史此论作何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