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避免出现唐末五代以来武将专权的乱世局面，宋太祖在立国之初，便制定了崇文抑武的国策，不断扩大取士规模。
“恭惟宋有天下，以得贤为邦家之基；士生圣时，多有志于君民之事。凡一时翱翔场屋之词艺，皆后来掀揭宇宙之勋名”。
文人的地位也因此得到了空前提高，并且逐渐形成了好学乐学、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文化教育事业也随之繁荣起来。
为了推广地方教育，普及民众教化，北宋前后进行了三次兴学运动。
第一次是在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时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主持变法，不但“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并且“始置教授，以经术行义训寻诸生，掌其课试之事，而纠正不如规者”。
这一时期产生了一批以胡瑗、石介为代表的宋初著名教育家，可见统治者不仅注重提升学校数量，更加追求学校教育质量，最终出现了“州郡不置学者鲜矣”的盛况，这就为推广地方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兴学运动发生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在州县立学的基础上，继续推行教育改革，史称“熙丰兴学”。
此次兴学主要整顿地方学校，提高了对学官的要求，学官需由朝廷亲自选任，“熙宁六年，诏诸路学官委中书门下选差，至是，始命于朝廷”。
此外，朝廷在经费方面也“州给四十顷为学粮”。此次兴学活动历时较长，其中州学教育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展。
最后一次兴学是在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将熙丰兴学的范围扩大至郡县一级，“天下皆置学，郡学或应书人少，即合二三州共置一学，学悉置教授二员，县亦置学。”
为了加强地方教育管理，还建立了地方教育管理机构“提举学事司”，主要“掌一路州县学政，岁巡所部以察师儒之优劣、生员之勤惰，而专举制之事。”
与之前的两次兴学活动相比，这次兴学活动悉数囊括了教育应具备的场所、管理系统以及师资等关键要素，上承北宋建立百年来的教育硕果，对两宋的教育发展尤为重要。
靖康之乱后，宋高宗建立南宋，历经战乱的教育事业在原有的基础上逐渐恢复，与北宋相比，南宋学派较多且各个学派领域更加细致，相比于官学，朝廷更重视书院。
官办书院日益增加，逐渐发展成为南宋教育的主要场所，“书院中授徒立所，而为长者乃王官受命于朝，前代未之有也。”
由此可见，两宋统治者对地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科举取士规模也不断扩大，而“江西为士渊林”，其中“庐陵又渊之深、林之茂者，其产士富甚”。
庐陵地区是今天的江西省吉安市，始设于秦，气候温和，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自古发达，
尤为重要的是，庐陵历来重视教育，素有“状元之乡”的美誉，人民皆以读书应举为荣，“郡三岁贡士六十有八人，而庐陵得人为最，凡申举于监、于漕若以前举免者俱上春官率不下百数”。
据史载，“唐代杜审言（杜甫祖父）曾谪居庐陵，并且创建了相山诗社”，庐陵学风实始于此，“自杜司户创诗社而诗学兴，自宋建诗人堂而诗学盛”。
此外，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在庐陵任职期间，“以兴起斯文为己任，益广学舍，聘贤士以淑我吉人，自此庐陵声名文物卓为江表冠”庐陵以文化教育名冠江表，并且源源不断地为国家输送人才。
其中最负盛名的便是欧阳修、胡铨、周必大、杨万里以及文天祥，他们忠肝义胆，为国事鞠躬尽瘁，被后人誉为“五忠一节”，其中，“忠”指忠诚，“节”指操守。
在诸多先贤的感染之下，庐陵有识之士纷纷走上了读书应举之路，“书生由学入仕，亦将随所遇而究所施。
如视此以为平生之荣，则几何不负进士之目。”学校教育与科举互相依存，因而掌政者也越来越注重教育，徐梦衍担任吉州太守时，便非常注重教育事业，“始徐侯为州，雅意于表章儒先，风厉士习之事，某间得侍见，侯必薑亶以讲学为言。”
南宋著名政治家、教育家江万里在关心政事之余，也最为热衷于教育，因此他在来庐陵之初，便于当地创办了白鹭洲书院，还亲自为学生讲授课业。
“江古心公守吉，创立白鹭书院于白鹭洲，致公为诸生讲说。公首为讲议，精思条达，能言诸老余味。”
李义山在庐陵为政期间，在困乏衰败的情况下，也尽力整顿学校，努力发展庐陵地区的教育，“凋瘵之郡，游刃处之，以其余力饬学校，祠先贤，凡所以为斯文地者无不用其极。”
一代又一代庐陵太守缔造的教育底蕴深深地镌刻在了这片土地之上，促使庐陵地区出现了“士至二三万，挟策来游者不于州学则于书院”盛状。
“庐陵本是二程过化之地，理学名师汇集之地”，庐陵士人因此多谙理学之道。
南宋时期，程朱理学逐渐发展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居于社会主流思想地位，也成庐陵多数文人研究的主要学问思想，他们追求孔孟之道，主张博览群书，格物穷理，因而庐陵地区的教育内容多以儒家经学为主。
此外，两宋三百余年，先后遭受辽、金、元等少数民族的侵犯，动荡不安，在这样的情况下，庐陵士人真正践行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豪言壮志，并且发展了儒家“浩然正气”之说。
文天祥认为这种浩然之气就是维护国家大义的天地正气，“况浩然者，乃天地正气”，这种忠义节烈的风气在“五忠一节”的身上最为显著，例如杨邦乂“博古通今，以舍选登进士第，遭时多艰，每以节义自许”，宋高宗将其评为“为朕死节，不可不厚褒录，以为忠义之劝”。
欧阳守道对家乡的忠义名士也极为推崇，曾言“自忠简以来，若周文忠、杨文节皆推公前辈，目为矩人，元夫独恨公事迹于后生耳目未尽，稔此而书之，亦足以遗是邦君子之贤贤者”。
庐陵“五忠一节”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他们铸就的忠义之风极为盛行，促使庐陵地区的教育中饱含了鲜明的爱国主义情怀，因此，庐陵地区思想文化在承继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