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之间的碰撞与交流融合，推动着文明的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

魏晋南北朝正处社会、政治的大动荡时期，然与西域诸民族的交流融合并未停止，各民族之间多次进行文化交流和相互借鉴，在交流融合中促成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进步。此间，西域诸国在生产方式、文化习俗等方面深受“中原”民族的影响。

大动荡、大变革时期，魏晋南北朝与西域的文化往来并未停滞，“西域的主要文明中心集中在位于（丝绸之路）交通干线上的几个强大城邦国家的周近，如鄯善、于阗、疏勒、龟兹、焉耆、高昌等。

这些地区的繁荣基本上依赖于东西方的交通与贸易，所以它们为了自身利益往往主动地推进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另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诸王朝互相争权夺利……竭力阻挠对方与西域的交通，而自己则千方百计沟通之。

然而，这却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域与内地的交流……在整个这段时期内，西域的交通和贸易仍然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发展。”

所以不论是从西域诸民族或中原地区诸王朝的自身利益考虑出发，西域与内地的交流都被极大地推动着，民族间的交融日益深厚。

在质地互异的文化间的撞击与融合中，双方的发展方向和轨迹，在相互的交融中出现一定的取舍与偏离。

中心、强势的文化因其雄厚的根基，偏离度则不明显，而原始弱势的边缘文化则会出现较大的偏离，较容易接受中心、强势、先进文化的影响。

这在中原与西域的民族交融中则有较为明显的体现，西域诸民族深受汉文明的影响。

民族间交融的方式无非两种，一是文化上的交流交往，汉文化在西域诸国得到传播与影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文化政策。

丝绸之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中原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不断的输入西域诸国，使其生产方式等打上汉文明的烙印。

《史记·大宛列传》载：“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汉书·西域传下》师古注：“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

清代王世祯《池北偶谈·谈异二·汉人唐人秦人》载：“马永卿引《西域传》言：‘秦人，我若马，’注：谓中国人为秦人。”

所以秦人乃是指中国人，教会大宛人凿井灌溉技术，是多元民族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一例证。除灌溉技术外，西域诸国的铸冶技术也深受其影响，

《史记·大宛列传》亦记：“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

《汉书·西域传上》亦有相同的记载可为征：“其地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

文献明确表明汉使者的到来，给西域少数民族带来铸冶的技术。

与乌孙国的联姻也不失为汉文明的一次较大输入，成为汉文明与异域民族交融复合的一个良好契机。

《史记·大宛列传》载：“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汉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乌孙，乌孙王昆莫以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

《汉书·西域传下》亦同载：“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乌孙昆莫以为右夫人。”

与汉的联姻无疑给西域带去中原先进的文化。

天子亦“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锦绣应为中原所产，而在乌孙国给遗帷帐锦绣亦可视之为汉文化对胡文化的渐染影响。

除此之外，“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也极大促进鼓琴在乌孙的流传。

此种政治关系的联姻带来的胡人汉化影响在史书中常被忽略，仅一笔带过，只能从琐碎的文献记载中大浪淘沙，以见一斑。

汉文化对西域诸国的影响根深蒂固，异域民族已由被动地文化输入变为以主动的姿态接受汉文明的熏陶融合。

西域诸国的汉化影响，不仅仅涉及到农业的灌溉技术和铸冶技术等器物方面，而且逐渐波及于礼仪等制度层面。

西域某些地区的官职、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中原已大同小异，吐谷浑“其俗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多以幂为冠，亦以缯为帽。妇人皆贯珠束发，以多为贵。兵器有弓刀甲槊。”

焉耆国“婚姻同华夏。”不仅如此，汉字、儒家文化在胡地区也得到广泛传播，《周书·异域传》记云：“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

是胡人逐渐汉化的最佳例证，体现中原与西域多元民族间相互的交融复合。

文化上的交流交往是各民族交融的方式之一，西域诸国因汉文明的先进性而被吸引，常以朝贺献物的方式而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例如《汉书·西域传》便载：乌孙“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檄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

所以朝贺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臣服，亦是学习汉文化，进行各民族间交流交往的最佳方式。

中原文明较其他文明处于领先发展的地位，其所产生的凝聚力和辐射力会对其他少数民族形成认同和互化的影响。

中原文明为维持其权威性和官方地位，必须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使自己的内外部系统变得越发严密，从而走向模式化，随之也将会是僵硬化。

而此时少数民族的边缘活力，其带有原始性、流动性以及不同文明板块结合部份特有的开放性和混杂性文化，在民族的交流往来中，则不可避免地会给中原地区输入新鲜的血液。

而在汉民族与西域多民族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之中，亦会出现西域文化的迹象，两者间由多元走向胶合状态。

在各民族间的交流往来中，汉文明亦深受西域文明之辐射，渐染异域文化色彩。《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

安息即是帕提亚帝国，又名阿萨息斯王朝，坐落于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之间的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西王母的神话在中原地区广泛流传。

中原文化受到西域诸国文化的渐染，不仅体现在“西王母”等神话方面，西域乐舞对中原的影响亦十分深刻。

《晋书》载：“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

胡乐的粗犷豪放之声，好适合作为军中之乐，以振奋军心，“鸣笳角抵，伐鼓叫呼，以增其气”。

武乐新声二十八解便是在借鉴胡曲的基础上改造而成，先是给边将用之，发展到后期得到广泛认可而使万人将军得用之。

随着民族大迁徙，从漠北、西域以及其他地区传入中原，使传统音乐显得更加丰富多彩。西晋后期，天竺国送给凉州刺史张轨乐工二十二人，乐器一部，其中有笛子、琵琶、箜篌、五弦琴、铜鼓、皮鼓等，还带来了天竺调等乐曲。

《唐音癸签》便云：天竺乐“起自张重华据凉州，曰贡乐，后国子为沙门来游，又传其方音乐器，九色工十二人。”

龟兹乐亦在中原盛行一时，为时俗所知，《通典》载：“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

龟兹乐乃吕光征西域而带回，“前秦末年，吕光远征西域，又获得筚篥、腰鼓、答腊鼓，以及龟兹乐曲。”

《唐音癸签》亦载：“龟兹乐起自吕光破龟兹，因得其声。”

龟兹乐传入中原后，随之盛行，《隋书·音乐志》便载：“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足以可见统治者对西域音乐的喜爱。

例如胡笳为西域乐器，八音之列并无笳名，《魏书》便载：“八音之数，本无笳名，推而类之，箫管之比，岂可以名称小殊，而不为乐。”

但是胡笳东传之后，汉人逐渐接受此乐器，使之成为皇家贵族等出行礼仪的一部分，“鸣铙以警众，声笳而清路者，所以辨等列，明贵贱耳，虽居哀恤，施而不废。”

民族间的交融方式无非两种，一是各民族之间的和平交流，二是战争。典故“耿恭疏勒拜井”无疑是第二种方式的最佳的例证。

《后汉书》记云：

“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据之。七月，匈奴复来攻恭，恭募先登数千人直驰之，胡骑散走，匈奴遂于城下拥绝涧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马粪汁而饮之。恭仰叹曰：‘闻昔贰师将军拔佩刀剌山，飞泉涌出；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为吏士祷。有顷，水泉奔出，众皆称万岁。乃令吏士扬水以示虏。虏出不意，以为神明，遂引去。”

虽然是通过战争的形式进行的交流，但该事件最后成为历史典故，并被文人书写于笔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