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器物，在漫长的历史时间演化中，赋予了独属于各个时代中的特性与美感，但又再继承前朝的文化传统上，有种融合上下的艺术表达。
翻检史书，动辄就是帝王家事、王侯将相，关于普通群众的笔墨描述，在漫漫长河中少得可怜，往往只是寥寥几笔，只是在近代以来才被广泛提及，这一点从雕塑上可见一斑。
我国古时的雕塑型建筑，多承担着记功以传天下，铭记后世的作用。
比如说秦王朝，一统六合、横扫四方之后所铸的12金人，霍去病深入漠北、击退匈奴的勒石燕然，还有唐王的凌烟阁24功臣像等等。
他们多以纪念某件标志性事件，或者某些拥有卓越功绩的人，作为主题以使得后世人们进行纪念和拜谒，因此，这一类型的作品，也可以被称之为纪念性雕塑。
形制与材质作为载体，想要达到的以传后世，供人瞻仰的目的，材质的选取也是至关重要。
从自我意识诞生以来，先民写写画画，在墙体乃至土石器物上进行刻画符号，以进行简单的表达。
材料的获取难易程度以及成型程度，都决定着材质是否能被普遍使用，比如陶制、土质器物不仅广泛存在于夏商周时期，在后世的历朝代中，墓葬陪葬品中屡见不鲜。
而在发展的过程中，日用陶器和礼仪陶器逐步完成了分化，各自承载着不同的意义。
同时各个时代的器物都有着特殊的历史烙印，比如在商周至春秋战国，代表性碑塑器物多以青铜材质为主，而它的造型以各种纹饰为主，云纹、兽纹、饕餮纹、夔龙纹等等。
《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也。
而其形制造型多样，想象瑰丽，比如鸟首兽尊、四羊方尊等等。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演变，土石应用更加合理，兵马俑的现世是陶俑工艺在秦时的集大成体现。
秦俑制作：第一步黄土加石英砂调和而成的泥做粗胎；第二步，二次复泥加以细节修饰；第三步，首、身、躯干组成；第四步，窑内焙烧；第五步彩绘成型。
可以看到的是，历经千年，刚出土的兵马俑俱都彩绘，颜色艳丽，人像栩栩如生，几乎涵盖整个军制，包括车兵、车士、武士、骑兵、驭手等等；此外造型多样，立射俑、跪射俑，种种形态不一而足，完全称得上是千人千面。
当王朝实力强盛，周边外族臣服，往往纪念碑性雕塑涌现较多。
不仅仅是有关统治者的意志，也有着因军功大胜刻石记功或者封禅泰山等等具有纪念性的大事，而且墓葬中的神道石刻也比较考究。
比如始皇帝二十八年刻石颂秦功业；西汉霍去病墓《马踏匈奴》等16件石刻；还有出土于北京石景山去的东汉墓葬神道石柱。
接下来就以《马踏匈奴》为例，聊聊其所体现的艺术表达。
艺术表达及文化场域霍去病，公元前140年生人，西汉时期著名将领。
少年英杰，18岁时便率800骑兵大破匈奴，歼敌破千，因其勇冠三军，被封为冠军侯；公元前119年，霍去病打破匈奴左贤王，率军追击至狼居胥山，昭告天地，刻石记功。
然而霍去病本人，年仅23岁病逝，后人感念其功勋卓著，又叹其英年早逝，在霍去病的墓前立下石刻群。
整个石刻群以花岗岩材质成型，造型涉及虎、马、牛羊、胡人以及马踏匈奴等形象，雕塑群采取了“循石造型”的手法，也就是根据石块的整体天然外形，针对性地通过阴线刻和浅浮雕等手法略加处理，以有限线条映照无限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马踏匈奴》表现的并不是霍去病本人战场上的英武风姿，而是通过胯下战马的昂扬姿态以及畏缩于马下的匈奴败将，以侧面烘托其英雄豪迈之感。
整体雕塑气势磅礴，浑然天成，战马肌肉的雄健与匈奴人物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给人以无限的视觉冲击。
其他动物石雕，一般被认为是霍去病在西征时，攻略领土的现实意象体现。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御敌于外侮，战无不胜的霍去病，也成为了历代兵家子弟精神信仰。人们在瞻仰其遗迹之时，不仅仅是在纪念其丰功伟绩，也是在告诉后人军人的荣耀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