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华东
《红楼梦》一书描述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呢？有人认为是乾隆朝的事，但红学界很多人认为是明末清初的事。土默热先生总结出书中的特色是晚明文化气脉的延续。比较明显的有以下几点：
1.情本文化。明末清初的文学作品，有三个相对突出的共同特点：大旨言情，写梦写幻，明白如话。《红楼梦》具有这三个特点。
2.昆曲盛行。书中出现的戏剧曲目和剧种，除了《西厢记》《牡丹亭》等元明传奇杂剧之外，基本上都是明末清初创作并流行于舞台上的戏剧。其创作年代下限不晚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绝无任何一个乾隆嘉庆时代的剧目出现在书中。清朝初年最流行的戏剧是南洪北孔的《长生殿》和《桃花扇》，《红楼梦》书中多次出现《长生殿》而没有《桃花扇》的影子，也从一个侧面间接证明了小说的创作时间应该在《长生殿》和《桃花扇》问世之间的时间段里，即1688至1699年之间。后40回完成稍晚，但也不会超过雍正朝，因为程伟元购到时，已经漶漫不堪。
3.女性崇拜现象。贾宝玉的“男人是泥，女儿是水”的思想，其原因是男人受“剃发令”胁迫，剃掉半边头发，身后拖一条老鼠尾巴辫子，使得男子深切感受到自身形象的污浊和卑琐；而女人则无须剃发易服，仍然穿着前朝传统装束。因此，男子见了女人就必然有“清爽”的感觉。经过一个甲子之后的乾隆朝，这个思想倾向就淡化了。
4.“疑经辨伪”思潮。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对除《四书》以外诸多经典文献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把包括《左传》在内的多数经典都判定为伪书，并质疑“程朱理学”的权威性。所以，宝玉会说：“除《四书》外，杜撰的甚多”“除明明德外无书”。
5.遗民的不合作现象。书中描写宝玉见了贾雨村一类的官僚就头疼，把追求功名前程者统统斥骂为“禄蠹国贼”。这一时期，在“亡国”“亡天下”的愤懑哀伤情绪支配下，具有正统思想的士大夫阶层，对异族统治者建立的新王朝普遍采取不合作态度。他们往往以“山人”自居，以 “入道”托词，拒绝出仕做官；对下山为官的人，斥骂为屈膝变节的国贼。那些被迫做了官的人，往往为自己的“失节”而悔恨终身。
6.遗民文人的反思潮。书中贾宝玉的奇谈怪论，如反对“文死谏，武死战”的思想，是明清鼎革后，士大夫阶层对明王朝300年基业一朝灰飞烟灭的沉痛教训进行反思。在明末，武将在征剿“流寇”和“建虏”的战争中，急功近利，冒死轻进，几乎每战必败，以死报效朝廷的将士很多，但明朝江山也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了。此外，贾宝玉骂“禄蠹国贼”，还是对明末文臣阉党一再内斗误国的痛恨。
近读吴晗《明朝的历史教训》一书，有一章介绍明朝上下骄奢淫逸的生活，其中有五点：“一事佛，二营丧，三服食，四倡优，五赌博”。“ 正统十三年，监察御史陈鉴言：今风俗浇浮，京师为甚。其一军民之家，事佛过盛，供养布施倾赀不吝。其二营办丧事。率至破家，唯夸观视之美，实非送死之益。其三服食靡丽，侈用伤财。其四倡优为蠹，淫败无极。其五赌博破产。”这五点，在《红楼梦》里都有很多描述。这使我产生一个想法，《红楼梦》作者是不是也在反思明朝衰亡的历史教训呢？
翻看《红楼梦》，书中佛道的情景贯穿全书。贾府每年都要在佛道事上花不少钱。如马道婆请见贾母，开口就是“那经典佛法上说得厉害”“那经上说”，说王府里的太妃一天施舍“四十八斤油，一斤灯草”。贾母说：“即是这样，你便一日五斤合准了，每月打趸来关了去。”赵姨娘也问马道婆：“前日我送了五百钱去，在药王跟前上供，你可收了没有？”
赵姨娘又为了魇魔法算计凤姐宝玉，给了马道婆“五百两欠契”。王夫人也是吃斋念佛之人，看到贾环下了课，“便命他来抄个《金刚咒》唪诵唪诵。”难以尽述。
服装食物方面，也够奢华。不看王熙凤平时的穿金戴银，贾宝玉的雀金裘，就看第49回下雪天的服装。贾母给了薛宝琴一件“鸭子头上毛做的”斗篷，黛玉披的是白狐狸里的鹤氅，宝钗穿一件洋线番羓丝的鹤氅。特别是湘云，穿着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大褂子，头上戴着一顶挖云鹅黄片金里大红猩猩毡昭君套，围着大貂鼠风领，里头穿着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镶领袖秋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裉小袖掩衿银鼠短袄，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妆缎狐肷褶子，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子长穗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鹿皮小靴。宝玉穿一件哆罗呢狐皮袄子，罩一件海龙皮小小鹰膀褂。这些服装都够贵重的，有的还是舶来品。书中还说到，几十年前接驾时，“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
饮食方面也非常讲究，乌庄头送年货，第一项就是“大鹿三十只”，招待刘姥姥时说起茄鲞的做法够烦琐够精致，其他的就不一一列举了。
说到赌博，《明朝的历史教训》一书中揭示，进士甚至有“以不工赌博为耻”的情形。举国上下都淫于赌博。《红楼梦》里，丫头们赌博，上夜的婆子们也赌博。
关于倡优，《红楼梦》第33回，忠顺亲王派长史官到贾府索取“断断少不得”的琪官，就写明了有这样的风气。
明朝大办丧事成风，吴晗书中说：“万历初年名相张居正奉旨归葬时，沿途地方官挖空心思趋奉。……所过牙盘上食味逾百品，犹以为无下箸处。”《红楼梦》中写大办丧事，第13回有生动全面的叙述。在花钱方面，贾珍说“尽我所有罢了”！棺木是价值千金、万年不坏的樯木棺材。请了“钦天监阴阳司来择日，择准停灵七七四十九日，这四十九日，单请一百单八众禅僧在大厅上拜大悲忏，超度前亡后化诸魂，以免亡者之罪：另设一坛于天香楼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业醮。然后停灵于会芳园中。灵前另外五十众高僧、五十众高道，对坛按七作好事。”以上够铺张了，可贾珍为了丧礼上风光些，花1200两银子给贾蓉买了一个“五品龙禁尉”官衔。作为贾敬的长孙媳妇，搞这么大的丧礼排场，显然是极端超规格了！
以上《红楼梦》描写的五个方面，可以跟《明朝的历史教训》书中提出的五点对应上了，不能不使我想到，这是不是作者有意为之？而第13回中的“戴权”，更加引起了我的注意！
看书中原文：贾珍心中打算定了主意，因而趁便就说要与贾蓉捐个前程的话。戴权会意，因笑道：“想是为丧礼上风光些。”贾珍忙笑道“老内相所见不差。”戴权道：“事倒凑巧，正有个美缺。如今三百员龙禁尉短了两员，……不如平准一千二百两银子，送到我家就完了。”贾珍感谢不尽。
“内相”是什么官？书中全称是“明朝宫掌宫内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的注释是：“本为翰林的别称，这里是对太监的尊称。”内相就是内宫的“宰相”，戴权谐音“代权”，就是代行皇帝之权。
明朝的政府机构是“内阁”，下设六部，内阁不设宰相，领头的叫首辅。内宫设有一个太监组成的权力机构，叫“司礼监”，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首席衙门，亦是整个宦官系统中的权势地位最高者。司礼监不仅总管内廷宦官事务，而且职涉外廷朝政，即所谓“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司礼监掌印太监实际已成为与内阁首辅对柄机要的“内相”。到明武宗时候，司礼监太监“遂专掌机密，凡进御章奏及降敕批疏，无有不经其出纳者”。皇帝授权司礼监代行“批红”，是利用宦官势力牵制内阁，代表皇权监督和控制政府机构的施政活动，以确保皇权的利益不受损害和侵犯，并防止任何违背皇帝意图的行为出现。从正统年间的王振开始，司礼监同外廷的内阁对并柄机要，它又相当于外廷的吏部，宫中官员的委任提拔由司礼监负责，京军三大营的坐营、提督东厂的是司礼监太监，明朝重大案件的审断，三法司的会审，司礼监太监要坐镇，可见其权力是很大的，资源调配是很便利的。司礼监利用皇帝的幼小、怠政、厌政等原因，取得了批红的大权，遂对内阁的票拟有很强的牵制和干预作用，并进而控制了内阁，出现了司礼监势压内阁的局面。内阁参与票拟的时候，最终决定必须由司礼监批红，内阁已经从形式到内容上都受制于司礼监。另外，在许多情况下，又出现了旨从中下，奏章留中的情况，使内阁处于无权的地位。当司礼监完全控制了政权时，内阁已完全沦为司礼监的办事机构。内阁完全被架空，司礼监掌握着最终的决定权，使明代中央权力出现了非正常的倾斜，权力失去了平衡。
万历皇帝为了搜刮钱财，派太监到各地，称为税使、矿使，随意收税，致使民间叫苦不迭。
明熹宗时，魏忠贤利用秉笔太监的特权，欺上压下，栽赃诬陷。明制规定，大臣奏章，例应由秉笔太监转呈皇帝，这样魏忠贤就可以随意篡改，蒙骗明熹宗，再借熹宗之名，滥定人罪。
明代大量派遣宦官进入军队作为监军、镇守、巡视、分守、监枪等。宦官以皇帝代表的身份来到军队，难免君临一切，而督抚镇将则必然处处受到掣肘，形同虚设。早在宣德初年，内官在边者，就仗势恣肆，就连总兵也不能节制。
魏忠贤干预军事决策的突出表现是冤杀有功将领，这主要表现在熊廷弼冤案上。熊廷弼任辽东经略，但实权却掌握在广宁巡抚王化贞手中。王化贞拒不采纳熊的正确意见，擅自领兵冒进失利，后在广宁之战中大败溃退，当时手中无一卒的熊廷弼只好同退入关。王化贞无事，熊廷弼被冤杀，不仅使明朝损失了一员得力将领，更严重的是给了辽东防务带来很大的影响。从此以后，明在东北的防卫节节溃退，土崩瓦解。
明亡之后，遗民文人深刻反思。黄宗羲曾这样概括明朝宦官之祸：“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富，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 明朝的宦官干政，代理皇帝行使权力，从政治到经济，再到司法等方面，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红楼梦》里的太监“戴权”，就是隐写“代权”这一历史教训的代表人物。
有人可能会说，《红楼梦》是乾隆朝的曹雪芹写的，写的是清朝的事吧？可以肯定地说，绝无可能！清朝知道明朝宦官的危害，严厉禁止太监出宫，不可能出现《红楼梦》中那样太监游走于官宦人家敲诈勒索的情景。如第72回，夏太监打发小太监借了凤姐200两银子，小太监说：“夏爷爷还说了，上两回还有一千二百两银子没送来，等今年年底下，自然一齐都送过来。”等小太监走了，贾琏出来说：“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又说：“昨儿周太监来，张口一千两，我略应慢了些，他就不自在。”口说是借，实际就是勒索！这样的事，不可能发生在清朝。历史记载，大太监安德海出宫下广东采办衣物，一路招摇，在山东德州被丁宝桢抓捕，接谕旨后就地正法。上面的理由是：“祖制：太监不得出都门，擅出者死无赦。请令就地诛之。”非常严厉，慈禧也救不了！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红楼梦》不是写乾隆朝之事，而是写明末和清初之事。我认为，作者一个重要意图，是在反思明朝衰亡的教训。
一部伟大的著作，往往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后的产物，比如《三国演义》《水浒》，比如《静静的顿河》《飘》。《红楼梦》说的正是明朝“末世”的故事，是天崩地裂、改朝换代大变局后的产物。贾府的楼塌了，喻示了国家的衰亡。这样的小说，才可以说是伟大的小说，称得上是中国小说的艺术高峰之作。
如果按照胡适定义的“家事说”，就谈不上“伟大”了。事实上胡适也不认为是伟大的，他曾经说“《红楼梦》毫无价值”“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去，《红楼梦》的文学造诣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去……”还说《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海上花》《老残游记》。”这是因为胡适没有看懂《红楼梦》作者的创作意图。我国红学界部分专家至今把胡适的定论奉为圭臬，不容撼动，难道没有想过，这是在贬低伟大的《红楼梦》？
考古学家根据陶器、青铜器的不同特征就可以指明是哪个朝代的。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也有不同的风格特点。乾隆朝的小说特点不会跟康熙朝的特点一样。《红楼梦》是明末清初晚明文化气脉下的产物，绝不可能是乾隆朝的作品。我们搞清了《红楼梦》的时代背景，才能真正读懂这一伟大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