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华东
《红楼梦》第36回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来欣赏一下：
宝玉听见这话，便忙握他的嘴，说道：“罢，罢，罢，不用说这些话了。”袭人深知宝玉性情古怪，听见奉承吉利话又厌虚而不实，听了这些尽情实话又生悲感，便悔自己说冒撞了，连忙笑着用话截开，只拣那宝玉素喜谈者问之。先问他春风秋月，再谈及粉淡脂莹，然后谈到女儿如何好，又谈到女儿死，袭人忙掩住口。宝玉谈至浓快时，见他不说了，便笑道：“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庚辰本眉批：玉兄此论大觉痛快人心。绮园】袭人道：“忠臣良将，出于不得已他才死。”宝玉道：“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汙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拼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也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蒙府本侧批：此一段议论文武之死，真真确确的非凡常可能道者】【庚辰本眉批：死时当知大义，千古不磨之论。绮园】
初看到此处，会感到古怪，“文死谏，武死战”好些书上都说是英雄壮举，宝玉怎么如此评价？《红楼梦》不是“大旨谈情”“毫不干涉时事”的书吗，宝玉怎么在此褒贬时政？我们感到古怪，而批书人却大赞其“痛快人心”“千古不磨之论”！有红学家告诉我们，读《红楼梦》，看到似乎不合情理的“怪事”，往往是作者提醒读者思考背后的“真事隐”。我想，这里一定有原因，可能又是作者有意为之，又是在讲明朝的事，是反思明朝文官武官中发生的不正常的历史事件。
先来看“文死谏”。翻开明朝历史，有不少文臣，面对至高无上的皇权，不惜以身犯险，勇敢提出自己的谏言，只为心中那份对国家的忠诚与对正义的追求，这是值得赞颂的。然而，正是这种勇敢与执着，往往使他们陷入了皇帝的猜忌与权臣的排挤之中，遭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以下挑出几个实例。
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嘉靖年间进士，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谏臣。嘉靖皇帝迷信道教，重用奸臣严嵩，朝政日非。面对此情此景，杨继盛毅然上书《请诛贼臣疏》弹劾严嵩，历数其“五奸十大罪”，请求罢免严嵩等奸臣，恢复朝政清明。这份奏疏言辞犀利，直指时弊。嘉靖帝看到奏疏后，在严嵩的挑唆下，立即下令将杨继盛投入诏狱，严刑拷打，企图迫使其屈服。然而，杨继盛在狱中受尽折磨，却始终不改其志，反而以更加坚定的态度继续上疏，痛斥朝政腐败。最终，嘉靖帝下令将其处死，杨继盛慷慨就义，年仅四十岁。
海瑞，字汝贤，号刚峰，是明朝嘉靖、隆庆年间的著名清官。他以清廉著称，生活俭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嘉靖末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海瑞毅然决定上书直言，痛斥时政弊端。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海瑞以《治安疏》闻名于世。在这份奏疏中，他毫不留情地指出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不理朝政、重用奸臣的种种过失，言辞之激烈，前所未有。嘉靖帝看后大为震怒，欲置海瑞于死地。然而，由于海瑞在民间声望极高，加之朝中一些正直官员的力保，嘉靖帝最终只是将海瑞关入诏狱，并未立即处决。
嘉靖帝驾崩后，隆庆帝即位，海瑞得以释放并官复原职。虽然他在仕途上并未获得太大的升迁，但他的清廉与正直却赢得了后世的广泛赞誉。海瑞的故事，也展示了文人大臣勇于提谏言的精神风貌。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明末东林党人之一，以刚正不阿、勇于直言著称。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权，朝政腐败，民不聊生。面对此情此景，杨涟挺身而出，多次上书弹劾魏忠贤及其党羽的罪行。
天启四年（1624年），杨涟上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列举了魏忠贤的二十四项重大罪行，言辞恳切，证据确凿。然而，这份奏疏却触怒了魏忠贤及其党羽，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杨涟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杨涟被捕入狱后，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拒不认罪。最终，魏忠贤下令将其处死。杨涟忠心报国，力战“阉逆”，为挽救混乱的政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在明朝，皇权至高无上，皇帝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文人大臣们虽然心怀天下，但往往难以摆脱皇权的束缚，一旦触怒龙颜，便可能面临严重的后果。这些文人大臣为国为民冒死直谏的精神是值得称颂的！《红楼梦》中贾宝玉对“文死谏”虽然有批评之意，我看主要还是引起读者对明朝这一现象的反思。
当然，有没有某些文官没有考虑实际效果，盲目谏言，导致无谓的牺牲呢？如宝玉所说“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这种官员应该也是有的。如史料所载：“正德十四年（1519），以谏止‘南巡’，廷杖舒芬、黄巩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嘉靖三年（1523）以大礼之争廷杖丰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万历五年，以争张居正夺情，杖吴中行等五人。”为了劝止正德皇帝“南巡”，为了争论嘉靖皇帝的所谓是否符合儒家礼仪，为了攻击张居正所谓没有守孝辞官而顶撞皇帝，且前赴后继，那么多人死于廷杖，是否有必要，值得思考。
再来看“武死战”，明朝历史中也有很多实例。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的军事力量遭受重创，皇帝被俘，国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于谦临危受命，担任兵部尚书，负责指挥北京保卫战。然而，由于他坚决反对与瓦剌议和，并主张立郕王为帝（即明代宗），于谦在朝中树敌众多。一些人认为他过于激进，甚至怀疑他的忠诚。
面对这些质疑和排挤，于谦没有选择退缩。他深知，只有用行动才能证明自己的忠心。于是，在北京保卫战中，于谦身先士卒，亲自指挥作战。他充分利用地形优势，布置防线，并动员全城军民共同抗敌。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明军终于击退了瓦剌的进攻，保卫了北京的安全。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不仅挽救了明朝的危局，也充分展示了于谦的军事才能和忠诚品质。然而，即使建立了如此丰功伟绩，于谦依然没有摆脱被排挤的命运。他引用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名言成了他的罪状。明代宗去世后，英宗复位，于谦因“谋逆”之罪被冤杀。
王守仁，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是明朝中后期的一位著名思想家和军事家。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冬，宦官刘瑾擅政，逮捕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王守仁上疏论救，而触怒刘瑾，被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并遭刘瑾派人追杀，设计逃脱。他创立的“阳明心学”影响至今，他不仅在哲学上有着卓越的成就，还在军事上立下了赫赫战功。正德十四年，面对宁王朱宸濠之乱，王守仁临危受命，负责平定叛乱。然而，由于他曾在朝中得罪过权贵，因此在出征前便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和排挤，召集兵马，累累受挫。王守仁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智谋。他通过精心策划和周密部署，成功地诱使朱宸濠叛军深入内地，然后利用地形优势进行围歼。最终，在王守仁的指挥下，明军成功平定了宁王之乱。然而，平叛大功却没有得到武宗的认同，没有得到朝廷的封赏。嘉靖六年（1527年），思恩、田州的民族首领卢苏、王受造反。总督姚镆不能平定，于是下诏让王守仁以原先的官职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王守仁平定了多起盗匪和叛军，可是皇帝听信谗言，怀疑其冒功。平乱后，王守仁因肺病加重，几次向朝廷上疏乞求告老还乡，皆不准，只得不等朝廷的批复就回去了。中途走到江西南安府，病逝于舟中。
王守仁画像
袁崇焕，字元素，在天启六年正月率领宁远军民顽强抵抗给后金军以重大杀伤，努尔哈赤不得不决定撤回沈阳，袁崇焕取得了萨尔浒之战以来第一次对后金正面交锋的胜利，因此被明方称为“宁远奇捷”或“宁远大捷”。然而，由于他坚决主张抗击后金，并多次上书朝廷请求增援和粮饷，袁崇焕在朝中树敌众多。一些人认为他过于强硬和固执，甚至怀疑他的忠诚，诟病其与皇太极和议，批准辞职回广东。
崇祯登基后，重新起用袁崇焕，督师蓟辽。由于他在朝中得罪了不少权贵和奸臣，因此在战后不久便被诬陷为“通敌卖国”之罪而被捕入狱。内阁大臣温体仁和兵部尚书梁廷栋欲置袁崇焕于死地，一面不断上疏请求诛杀袁崇焕，一面让袁崇焕的部将谢尚政来提供袁崇焕通敌的罪证。最终经崇祯批准，袁崇焕惨遭杀害。
卢象升，字建斗，号九台，崇祯十年（1637年）冬，调任宣大总督，防范清朝。在抗击清朝入侵的过程中，卢象升多次立下战功。他率领明军多次击退清军的进攻，保卫了明朝的边疆安全。崇祯十一年（1638年），加兵部尚书衔。同年丁父忧，适逢清兵入塞，他奉命入卫京师，并督天下援兵，第三次获赐尚方宝剑。期间力主对清抗战，与兵部尚书杨嗣昌及关宁总监高起潜不合，处处受到掣肘，被崇祯帝褫夺兵部尚书衔，以侍郎衔督师。
崇祯十一年十二月（1639年1月），他在巨鹿贾庄被清军包围，终因炮尽矢绝，战死疆场，年仅三十九岁。
卢象升无疑是一位民族英雄，虽累遭质疑和排挤，仍英勇为国捐躯！但是，他的死，有点“拼死以明志”的意味。据史料记载：
卢象升本应丁忧回家，崇祯帝屡次挽留，甚至连“夺情”这个程序都不走，直接强迫他任三军统帅，不给调度权，不给军饷，还听信谗言，撤了他的兵部尚书，“戴罪立功”。此时，卢象升所统的一部分兵力交给陈新甲去守护昌平皇陵，麾下三总兵之一的大同总兵王朴又以大同有警为由折返大同，卢象升实际掌握的兵力不过五千（一说七千）人而已。他曾任职的大名等三府父老建议他南下大名等地募兵，但他既不想落得逃离战场之名，又不想连累大名等地百姓，所以拒绝。十二月十日，卢象升进驻钜鹿贾庄。当地生员姚东照资助军粮七百斛，士气稍稍恢复。监军高起潜此时就驻扎在五十里之外的鸡泽，指挥关宁铁骑。卢象升派人联络，期望次日清晨合兵一处，与清军决战。然而高起潜不答应，东走临清。
十二月十一日晨，卢象升“自誓必死”，走出营帐，先四面拜，然后训示部众说：“吾与将士同受国恩，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众官兵“皆泣，莫能仰视”。之后，卢象升率师出征，在蒿水桥遭遇清军，他领中军，虎大威领左军，杨国柱领右军，激战一天，双方均有伤亡。深夜，卢象升回营帐。十二日晨，清军以优势兵力将明军的贾庄大本营层层包围，将士们见状“殊无人色”，卢象升反而“气弥励”。他有条不紊地排兵布阵，在“南、北、中布巨炮，挟以弩矢，隅中开壁迎敌，士皆殊死战”。午后时分，炮尽矢穷，卢象升与清军短兵接战。面对清军夹击，明军死伤惨重，虎大威挽住卢象升的马，劝他突围，卢象升说：“将军死绥（暗示自己突围也会被处死），有前无却！”随后跃马驰入清军阵中。他左胸先中一箭，将箭抽去，挥刀再战；其后腰又中一箭，左右大腿各中一箭，仍然扶伤强力支持。清兵蜂拥而上，卢象升左脑中一刀，右胆中一刀，面门中一刀，一共中四箭三刀，终于倒地殉国。
卢象升孤军出击，慷慨悲壮地走向必死之路。明朝就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走向了灭亡！皇帝是刚愎自用、轻信太监、滥杀大臣的皇帝，多少英雄豪杰也无法挽回大厦倾倒。贾宝玉说的“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也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这是矛头对准了皇帝，鲜明反映了遗民文人的深刻反思。
《红楼梦》中贾宝玉说的一通“干涉朝政”之“怪论”，正是作者提醒读者反思，因为那时的人们还留有对明朝的记忆。我想问“曹学”专家一句话，如果是处于乾隆时期的作者，怎么可能议论“文死谏，武死战”这样的问题，清廷有这样的问题吗？乾隆朝汉人被“文字狱”封住了嘴，有人敢议论清廷的是非吗？
说到《红楼梦》的成书时间，有几条历史资料，可证明书中讲了明朝的故事。现介绍如下：
《红楼梦》第一回，在叙述甄士隐简历与性情时，在“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一句下面，梦觉主人序本、庚寅本下有双行夹批（甲戌本侧批有着一样的内容）：【自是羲皇上人，便可作是书之朝代年纪矣。总写香菱根基，原与正十二钗无异】
羲皇是传说中的古帝王伏羲氏。出处是晋·陶潜《与子俨等疏》：“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大致意思是过着像原始社会的日子，无忧无虑的。书中描述甄士隐就是这种“禀性恬淡”的人。
实际上我们如果知道批书人所处的时代，就知道他说出“羲皇上人”是多么严重的历史事件。康熙时期也有文化管制，所幸没有乾隆朝那么严酷。《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记载：“六年三月，刑科都给事陈赞化劾大学士周延儒招权纳贿、游客李元功借丛威人。延儒尝语去辅李标事云：‘上先允放，余封还原疏，上即改留。颇有回天之力，今上羲皇上人也’”此处的“今上”，即崇祯皇帝，首辅周延儒把崇祯比喻为“羲皇上人”，引起崇祯“帝怒”，撤职，放归老家。《明史稿列传第一百三十二》和万斯同、张廷玉编撰的《明史》也记载了“羲皇上人”事件，内容基本一致。这是发生在崇祯六年的事情，所以在明末清初是路人皆知的大事，被详细载入史册。《红楼梦》批书人是在告诉我们，不是“朝代年纪无考”，而是写有明朝的事。
大家都熟知上海有正书局1911年至1912年出版了据“戚沪本”照相石印，题为《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八十回全，前四十回帖加了书局老板狄葆贤的眉批
有正书局第一次影印出版《红楼梦》时，是在清朝最后一年，而封面题目为《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这里的“国初”很明白，人在清朝说“国初”，且是抄本，这说明《红楼梦》清初已经有传抄，而不是在清中期乾隆时期才创作，所有批书人标明的天干地支落款，应前置六十年，这就是铁证：曹雪芹生活的年代是明末清初！
这是吴雪松先生最近提供给我们的历史资料。当然，能证明《红楼梦》创作于清初的证据还有许许多多，比如晚明气脉论，避讳方面，批书人中有曹寅的朋友松斋、绮园等人，包括本文关于反思“文死谏，武死战”等等。
《红楼梦》书中明说有“真事隐”，批书人说要看其背面才是会看。戚蓼生也说此书用春秋笔法，一喉二歌，说明不能只看书中表面的风花雪月，要明了作者隐藏的深意。这就有一定的难度。如果搞不清书中的时代背景，以为是乾隆朝的时代背景，那就更难看懂了。红学界的曹学就是搞错了时代背景，结果越研究越糊涂，遇到许多解不开的死结。难怪俞平伯先生晚年沉痛地说：“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即讲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其结果变成‘断烂朝报’，一如前人之评春秋经。”又说：“我看红学这个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我们不能上当，我们只要搞清《红楼梦》的创作背景，了解作者的真实创作主旨，就能读懂这一伟大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