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49年10月某天，地点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内，刚刚睡醒的周总理简单洗了把脸，便投入到了工作之中，由于新国初建、百废待兴，摆在案前的文件简直比山还高，见此情形，周总理亦是苦笑着摇了摇头，随即掏出钢笔开始了批阅。
但岂料，还未下笔，一声急促的敲门声便打断了周总理的思绪，来人正是他的秘书，只听他火急火燎的表示，自己刚刚收到了一封来自澳门的信件！
澳门？会是谁呢？周总理的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了一个久违的名字，因此，没有任何犹豫，他赶忙将信件撕开，随即阅读起了其中的内容。
而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好家伙，居然真的让他猜对了，来信之人不是旁的，正是当年背叛我党的大叛徒——包惠僧！至于他的目的也很简单，无他只一点，那就是想要获得原谅，重新恢复共产党党籍！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包惠僧到底是何许人也，他为何要叛变，如今又为何想要再次入党呢？
四一二事变
一切的一切还要从包惠僧此人的革命生涯开始说起。
与常人猜想的不同，在叛变之前，包惠僧在我党之中并非是什么小人物，恰恰相反，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算得上是资历最早的老革命之一了，我党还未成立，他就参加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后续又在武昌以书记的身份，组建了共产党临时支部，我党成立当天，也就是1921年的中共一大会议上，年仅二十七岁的他更是受到了陈独秀先生的委托，成为了与会人员之一。
经由这场会议的洗礼，包惠僧一举成为了我党的中坚力量，影响力、话语权极大不说，亦是身兼包括长江支部主任、北京区委秘书、武汉区委委员长等等数个重要职位。
当然了，包惠僧也没有辜负组织上的信任，在共产主义革命遭受军阀势力的打击之际，他没有畏惧，毅然决然的投入到了对抗之中，在此期间，他甚至还救下了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所通缉的毛主席。
二人之间早已相互神交，相遇后更是一见如故，包惠僧尽到了地主之谊，自掏腰包招待毛主席，即便毛主席百般警告，倘若逗留恐怕会受到牵连，他也依旧是态度坚定，在满城风雨的情况下，足足保护了毛主席将近一个月，并在最后关头将其送出城去。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历经种种，包惠僧的资历与威望亦是越来越高，不过真正让他的地位到达顶峰的，还要数后面发生的一件事。
彼时，正值陈炯明背叛革命的危急时刻，孙中山先生为了大局，只好调兵遣将准备先行讨伐此贼，在他的呼吁下，天南海北，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员皆是赶赴前线、前来驰援，例如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总理便是如此。
周总理放弃了安稳的校园，选择了提枪上阵，这般选择着实令人敬佩，不过一码归一码，仗要打，黄埔军校的教学任务也不能耽误，因此，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廖仲恺先生便赶忙寻找起了周总理的替代者，大家猜猜他最终选了谁？没错，正是包惠僧！
再一次让一个共产党干部担任政治部主任，此事一出瞬间引起了舆论哗然，可让人感到震撼的是，即便如此，包惠僧却还是稳坐钓鱼台，莫说是我党之中了，就连国民党内反对者都是寥寥无几。
由此可见，包惠僧彼时的资历、威望与能力，已然不逊色于周总理，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未来他的成就也必然不俗，不说是超越周总理，在建国后也肯定会在中央高层有着一席之地，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一步错步步错，就因为一次错误的选择，竟让他从此前人人尊敬的“包先生”，瞬间沦为了人人喊打的大叛徒！
沦为叛徒
参加过中共一大、救过毛主席的性命、更是接替周总理，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包惠僧的资历与地位，在我党之中不说数一数二，也算是鼎鼎大名，本来，只要他按部就班的继续革命，未来的新中国必定会有他的一席之地，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有着如此光明的未来，他又为何会选择叛变呢？
事情还要从臭名昭著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说起。
1927年4月12日，北伐战争还未结束，岂料，刚刚掌握权力的蒋介石便悍然发动了一场“清党行动”，具体做法也很简单，那就是无差别攻击、逮捕、屠杀我共产党人！
这显然是蒋介石为了巩固权力、为了自己独裁统治的恶行，见此情形，我党中人也无不感到愤恨，但包惠僧却不然，他虽然也恨，也心疼那些牺牲的同志，可他的心中却不由得升起了一阵恐惧，是的，他怕了，他怕死，也怕自己被蒋介石打为“赤匪”，所幸就在此时，周总理的一封电报打乱了他的思绪，否则的话，或许当下他就会想到叛变！
周总理的意思很简单，那就是让包惠僧尽快撤离到南昌，闻讯，虽然心有顾虑，他却也没有过多犹豫，很快就乘坐火车抵达南昌，并见到了一脸憔悴的周总理。
老友相见本该寒暄一阵，不过彼时的局面却不容他们闲聊，第一时间，周总理就传达了中央的命令，即，组织上决定创建《前敌日报》，由包惠僧同志担任主编！
接到命令的包惠僧心中总算燃起了希望的曙光，因为他知道，这显然是组织上想和反动派正面对决，同时这也意味着，历经“清党风波”后，我党的中坚力量并未受损！
说干就干，很快包惠僧就投入到了组建报刊的工作之中，但岂料，由于局势的突然变化，计划只能中途夭折，而没了任务的包惠僧也只能躲在南昌，继续等待下一个任务的委派。
至于后续的事情相信大家也都清楚，八月一日，周总理、朱老总、贺老总等人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抗争的第一枪，见此情形，包惠僧万分激动，他本想着也投笔从戎出一把力，岂料由于水土不服，他居然直接一病不起，没办法，组织上也只能让他留在家中养病，等待身体恢复后再去寻找组织。
就这样，整整半个月，包惠僧错过了太多太多大事，这着实令他心急如焚，于是，仅在身体刚刚痊愈的第一时间，他就带着妻子赶到了武汉，想要尽快为革命出一份力。
可谁知，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来到武汉后，许久包惠僧都没有找到党组织的踪迹，随即，他又走遍了此前多个秘密的组织据点，去到了高邮、黄冈、上海等多个城市，只可惜结果却是一样，当地的党组织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这可把包惠僧吓得不轻，彼时的他内心的猜想有二，一个是蒋介石已经彻底消灭了我党势力，另一个则是组织上已经将他抛弃，显然，无论哪一种结果对他来说都是沉痛的打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初的那种恐惧再度席卷全身，思虑再三，已经吓破胆的包惠僧终究还是迈出了那一步，即，退党、叛变！
当然，虽然已经下定了决心，包惠僧的内心却仍是不甘、痛苦的，毕竟这么多年来，他都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都在与同志们并肩作战，可问题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孤身一人、无法联系到组织的他实在是看不到任何希望。
他开始为自己辩解，又是说共产党、国民党都是为了国家，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都是为了人民，二者的初衷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又是说，自己本就是共产党、国民党双重党籍，退掉一个选择另外一个，怎么能算是叛变、算是叛徒呢？
想到此处，包惠僧擦掉了满脸的泪水，随即找到了当年好友、时任湖北省主席的何成浚，暂时成为了对方的幕僚，后续，眼见自己的职位太低，尚且无法保障人身安全，1931年秋，他又给蒋介石寄去了一封亲笔信，大体意思很简单，那就是放低姿态，表示自己已经退党，如今打算“弃暗投明”，打算在“委员长”麾下谋个一官半职。
闻听此讯，蒋介石那叫一个开心，原因也不难理解，谁让包惠僧是我党的中坚力量，更是最早的五十八名党员之一，他的投奔不单会让自己如虎添翼，更是能够起到极佳的宣传作用，让更多的共产党员“投鼠忌器”。
所谓“千金买马骨”正是这个道理，事实也的确如此，蒋介石很快就答应了包惠僧的请求，并将他委以重任，相继任命为了海陆空军总司令部参议、中央军校政治教官、户政司司长、人口局局长等等重要职位。
不过相信大家也能看出来，这些职位虽说关键，却始终与军事无关，在那个乱世之中，国民党政府内没有军权的官都是虚职，几乎就是任人拿捏，可以说，蒋介石对包惠僧始终都是藏着一手的，这也难怪，毕竟“贰臣”在哪都是不受待见的，不是吗？
申请重新入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包惠僧在孤身一人、极度畏惧、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情况下，最终选择了投敌叛变，成为了蒋介石的“座上宾”，虽说权力不大，只是一身的虚职，不过待遇和俸禄却是不低，那么既然如此，后续他又为何要给周总理写信，希望能够重新回到组织的怀抱呢？
话接上文，投奔国民党后，包惠僧的确是过了几天好日子，可后来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伴随着解放战争的开启，国民党军堪称是节节败退，很快就丢掉了半壁江山。
我党解放全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这时的包惠僧再一次感到了畏惧，组织上对待叛徒的政策与态度，他是最知道的，没办法，他也只得选择逃跑，于1948年底带着全家老小偷偷逃到了澳门。
在澳门，包惠僧见证了国民党的彻底战败，也得到了新中国建立的消息，闻听此讯，他的内心着实是五味杂陈，有激动，毕竟这也是他最初的理想，有后悔，悔不该当初的一念之差，更有憧憬，憧憬组织会看在过去的功劳上，对自己不计前嫌。
想到此处，时隔二十余年，包惠僧再一次颤抖着举起了笔，随即向周总理写去了一封信，信中的内容很简单，一是认错，承认自己当初是“猪油蒙了心”，二是回忆往昔，希望周总理能够看在过去的功劳与情分上原谅自己，三是请求，请求回到国内，并获得重新入党的机会。
待将信件送出后，包惠僧算得上是每天翘首以待，等待着周总理的回复，而周总理这头同样十分纠结，说他不恨包惠僧吧，那不现实，说他不记得二人的感情，与对方曾经的功劳，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没办法，他也只得找到了毛主席询问意见。
得知此事后，毛主席同样无比纠结，思虑再三后，不知是念及当年的救命之恩，还是理解彼时艰难局势下对方的选择，又或是为了将包惠僧塑造成一个典例，让更多流落在外的人才返回华夏大地，反正他最终是答应了下来，只不过却有一个条件，即，包惠僧回国后，必须用实际行动对党、对人民作出交代！
就这样，在毛主席的许可下，包惠僧终于回到了国内，也见到了曾经朝夕相伴的革命战友们，接风宴上，他老泪纵横，神色中的愧疚溢于言表，此后他亦是用出了一百二十分的力气，坚决遵守毛主席的条件，为人民服务、为党服务、为国家服务，先后任职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内务部研究院、国务院，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而这也算是赎清当初的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