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元年（1621年），在辽东危亡之际，在京师震动之际，年过七旬的王象乾再度出现在君臣们的视野中。年轻的君王和想不到更好办法解救危局的朝臣希望借助王象乾的才能与威望缓解当前紧张的局势。

国家和国君的召唤让始终怀揣忠君报国思想的王象乾毅然决然北上。次担任蓟辽总督时的光景与第一次相比完全是形同迥异，所面临的是辽东在后金铁骑四掠下支离破碎，士兵们也都被后金铁骑吓破了胆。再加上火药、装备不足，粮饷不济，军队士气和战斗力处于大明建国以来最低落的时候，还有蒙古人的袭扰和挟赏，外患形势相当严峻。

身临危局，王象乾没有退路，他只能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态度去兢兢业业支撑帝国大厦的东北一角。此次他出任蓟辽总督，主要职责是做好蓟镇防御，保障京师安全，支援辽东经略办理辽东事务。

王象乾虽然年纪大了，且在家休养了较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他头脑依旧清晰，对时局和国防深入的认识。这在他给皇帝分析蓟辽局势时可以发现：“臣惟今日天下大势，京师堂奥也，蓟密垣墉也，山海、居庸门户也，广宁、宣云藩篱也。今逆奴耽耽逼我藩篱，河西所恃以隔虏马者，止三岔河一衣带水耳……广宁全辽根本，当设重兵简练教阅、精其技击，时其粮饷，又必以辽阳为鉴，毋令西兵两相仇怨”。

从这段话可见他清楚阐述了三道屏障京师防线的利害关系，即蓟镇所辖的“蓟密垣墉”防线是直接保障京师安全的内线；山海关和居庸关组成第二道防线，连接关内和关外；以广宁为核心构成第三道防线，也是直接面对后金的外线。

在当时漠南蒙古还未完全归顺后金的前提下，再加上广宁的阻隔，后金还无法绕过辽东进入关内。因而，广宁存关内就多一分安全，广宁失则明朝的防线便要退到山海居庸一线，后金兵锋直逼蓟镇，威胁京师，可见广宁在国防战略中地位的重要。王象乾根据三道防线，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计划。

该计划大体上可分为高筑墙、深挖渠，招调兵马固防线，训练精兵，招抚西虏四部分。高筑墙、深挖渠部分包括将三岔河以西的沙堤增加高度厚度和以北的河流的挖宽挖深，在山海关以南地区挖掘人工河和削山崖驻兵马；招调兵马部分包括招募逃难民众中的青壮和征调分散在全国的旧部，以及在南边训练的新兵驻守险要地区。

训练精兵主要是在蓟镇一线设置车营兵，专练枪炮类的热兵器，以破后金铁骑；招抚西“虏”，则是通过利益和信义来结交，使之不在西边燃起烽火。王象乾从内外两方面具体地阐述了防御措施，考虑较为全面，在当时严峻的局势下不失为一个救危措施。根据这些计划，上他任后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提高军队士气，加强蓟镇防御：正军纪。

明末军队的腐败是不争的事实，除了将领贪污索贿，克扣军饷外，军纪松弛，执法不严也是一个重要体现。王象乾鉴于此，不得不严明军法，他规定对待那些逃跑的军士不能仅仅招抚或者轻罪判罚，而是将带兵将领与士兵捆绑成一体，如果有哪一个将领所辖士兵军纪不严，士兵逃亡较多，将领可被处斩。

如果是执行任务的士兵中途逃跑，抓获后被处斩，倘若是有合情合理的理由，可以不处斩，但要到辽东前线杀敌；如果军士逃走后聚众闹事且拘捕，抓获后立即处斩，倘若主动投降或者是束手就缚则不处斩，但要严惩。他要求各路将领要具文执行，还上疏要求各地严查逃兵，一旦抓获即行处罚。

王象乾正军纪的规定看起来过于严苛，但乱世用重典也是为形势所迫。正如其所言：“盖时当调募，正各兵观望之始，军律不肃，从此再无到辽之兵，国家再无灭奴之日矣。”

明朝自“土木堡之变”后就没有打过大仗，一直恪守防御为主的国策，将士长久不经过战争洗礼自然很容易松懈下来，常规性的军事训练也得不到持续，战斗力无法得到保证，遇到凶猛的敌人就显然不是对手。王象乾深知明朝军队的这一弱点，认为创建和训练出一支能抵消后金铁骑近距离搏杀，且能有效保障京师安全的生力军十分必要。

他选择在蓟镇设火器营，火器能在几百步之外取人性命，可以不用与后金军短兵相接，从而达到扬己所长避敌所长的目的。火器营在蓟州、密云、永平等地分三营训练，每营一万二千人，马一千匹，还有大量的火器和火药。

除了火器营，还创建车兵，这是参照南宋岳飞破金兵“铁浮屠”所制，“车上设盾，虏马不能飞越，如其重铠轻刀，直前冲突，而我斧斤突出，上砍人胸，下砍马足”，兵源由四川和浙江调来的三万六千人构成。火器营与车兵组成车营兵。所有兵马分成三部分，一部驻辽东，一部驻山海关，一部驻蓟镇，三支军队连成纵向的一条线，相距都不远，可以彼此呼应援助、固防。

王象乾巩固蓟镇防线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夯实蓟镇的兵力，蓟镇与辽东相连，辽东局势恶化，蓟镇首当其冲要派兵援助，而同处于边防重地的蓟镇兵力没有得到补充，防线必然松动，且蓟镇援辽并没有阻止明朝一败再败。“今敝蓟以援辽，而辽不能支，辽敝蓟与俱敝，言之大可寒心”。

为了弥补防御力量的不足，王象乾想了一个折中办法，将部分援辽兵回调充实蓟镇防线，把招募的浙兵补充到辽东，使辽东的兵力不受较大影响。此外，他还通过从辽东退回来的败军中挑选一批精壮，再用朝廷拨付的军费中招募一批军士，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

另一方面，在险关要冲之地限期完成建城修垒，铺设陷阱的任务，他认为京师的东西屏障山海关与居庸关是兵弱不虚，皆不足以完成防御任务。改进的办法是“循南海至南山十有六里，请于城下设火城以传城，城外设敌台以卫城，台外筑土墙以卫台，墙外建敌楼疏浚水道以卫墙，每八十丈建台一座，加以护门台二座……

枪炮、纲轮、地雷、地龙、品坑、品窖以次修建，仍于八里铺岭上再筑土墙一道”。蓟镇防御经过王象乾一系列的筹划与实施，可以说是得到好转。当时的刑部右侍郎郑元標在给皇帝的上疏中说有王象乾坐镇蓟镇，蓟镇不必担忧。

天启元年（1621年），努尔哈赤带领他的铁骑杀向辽西广宁，明朝是内部经略、巡抚不和，防线布置失当，叛徒出卖，外有蒙古不守信用，坐看明朝败走广宁而不施援手。在内外诸多因素作用下，明军苦心经营的防线快就溃败，丢失了战略要地广宁。

广宁一失，数十万的溃兵和难民涌入关内，无形中给蓟镇造成了巨大压力，而后金兵锋也能直接威胁山海关。当时的山海关“各隘口边墙未葺，器械未整，兵马未足，钱粮未议，将官情窳，军士偷闲”，局面的败坏，使王象乾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他也只能迅速采取行动稳定人心和局势。请饷稳军心。

稳定军心有赖于前线将士的饷银是否能够及时、到位发放，拖欠饷银、克扣军饷只会寒了那些镇守边关兵士们的心。军心一旦动摇，对边疆对国家都是灾难，作为国家的重臣、封疆大吏，王象乾经历过万历四十二年（1621年）蓟镇的军士哗变，当时“脱巾之变一见于遵化，再见于蓟门，三见于永平”的记忆对他尤为深刻。

广宁之役失败后，他积极上疏请求朝廷解付所需饷银，补发蓟镇欠发数月的饷银，安定军士们的心，避免引起哗变对整个局势造成更不利影响。重新部署防线。广宁战役后，明朝失去了广宁的外围防线，导致整个明朝的东北防线回退到山海关一线。

如此一来，三道防线只剩下了两道。一旦山海不保，后金便可以长驱直入威胁京师。蓟镇作为联系山海关与京师的纽带，屏障京师的任务更重了。

强化山海关一线防御，王象乾除了贿赂蒙古帮忙外，还在内部调兵遣将。“永平府、一片石二处各添副总兵一员，山海镇总兵标下设左右腋二营，各添游击一员，南海口添水兵游击二员，永平、抚宁二处各添游击一员，中前所、前屯卫各设游击一员，山海路边城五部添设守备五员，以上各处通共添水陆马步兵丁四万八千八百名”。

不仅如此，还在山海关外明朝所剩不多的辽东土地上修建城堡，王象乾不主张占领广宁后部署防务，而是认为“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此稳著也，”。他的这种保守思想影响到了辽东经略王在晋，于是引出了王在晋与孙承宗关于在山海关八里铺筑关置重兵的争议。

尽管王象乾是用保守的防御思想调兵遣将，部署新的防线，但对暂时性地稳定住攸关明朝存亡的山海关防线起了重要作用。抚赏“西虏”。广宁之战左翼蒙古诸部答应帮助明朝，却最后食言，明朝丢了河西，左翼蒙古也失去了河西互市和领市赏的地方，纷纷涌向山海关和蓟镇边境。

“而已，朵颜赖晕大、蟒金儿、煖太束不得朗素等三十六家及哈剌慎罕孛罗势伯彦、黄台吉等诸部遂乘间局关外地”，有些部落摆出“大兵压境”的情势，无非是攫取赏赐的资本。“初王化贞既失广宁，关外王城七十二堡，悉为额喇沁诸部所据，声言助边，实怀窥伺”。

蒙古人在边境外聚集使明朝感到十分紧张，王象乾一面派人快马向各部首领传檄，要求他们在边关安分守己，一面向朝廷上疏陈述“西虏”察哈尔林丹汗、朵颜卫等部首领率部帮助大明守卫国土，派斥候为明军打探后金军队动向，派兵掩护百姓撤退和给军民运送后勤补给的事情，请求朝廷给予“西虏”赏赐，以稳定边外蒙古部落首领的情绪，避免他们被后金利诱和胁迫而去。同时，也让这些蒙古部落甘心帮助明军守卫山海关和夺回广宁。

广宁战败后，明朝中央命王象乾主管安抚蒙古事务，当时他在奏折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与辽东经略王在晋一起到欢喜岭款赏“西虏”的盛况：“诸夷既闻宣谕，怡然色喜，寂然无譁，懽呼罗拜，真是胡越一家。而煖太二子随从汉官威仪，率领诸虏，望阙谢恩，诸部夷人环而望之、靡不顾其酋長早來戍守，几幸如煖太二子、而得與寇葢之荣者。”

明朝深知广宁重要性，自从被后金夺取后一直谋求收复，因此，明朝中央“用象乾谋抚西部以复广宁”。由此可见，明朝清楚刚经历广宁大败，不可能依靠败军将士收复，希望一向主抚的王象乾用安抚的对策让蒙古的军队去帮助收复广宁，这与王象乾的想法一致，他认为“得广宁不可守也，为罪滋大”。

固然是有逃避责任的意味，但也是符合实情，努尔哈赤攻取广宁后转移了所有财富、粮食、人畜，临走还烧毁了广宁，使城市变为废墟和空城，就算是占领了坚守也是大问题。其本人也是希望借助蒙古人的手收复广宁，在规避风险和责任的前提下坐收渔利。

为此，王象乾用厚赏利诱林丹汗和喀尔喀，他甚至制定了一套覆盖林丹汗和喀尔喀从首领到士兵的奖励计划，即林丹汗助明朝收复广宁，给予十万两的赏赐酬谢，抢到首功赏赐增加。林丹汗和喀尔喀各派一万人帮明军守卫广宁，旗下军士由明朝提供饷银，“每夷月给米三斗，布八疋，约值银一两五钱可当步兵一人之费”。

一年下来，明朝仅此一项就要支出三十六万两，再加上给其他部落首领的赏赐，明朝用于抚赏蒙古的银子就过百万，不可谓不多，但王象乾认为相较于明朝招募新兵，为他们提供衣、食、住、装备、饷银等所要耗费的近两百万花费，联合蒙古来得更划算。王象乾的计划固然是设想很好，但也犯了主观性的错误，毕竟在实际执行中有诸多因素左右，最终结果是花费了钱粮，却没有收回广宁。

天启初年的辽东诡谲云涌，短短两年时间，便丢掉了辽东的大片土地，使蓟镇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边关，给边关守卫增添了不少困难。其间派出的诸多御边将领均不能抵挡住后金的兵锋，不是战败自杀就是逮捕枭首。除了所派之人并无雄略之才外，还在于军队战斗力低下和朝廷的掣肘。

如此情况下，不管是派谁都无法挽救局势，王象乾也不例外。在当时的情况下，王象乾俨然不可能收复辽东失地，除了勉励经营现有防地、笼络蒙古外也无能为力改变大局，这是时代和时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