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臣统军”制度在承袭了前代“监军”的一些因素基础上又由于明代特殊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环境，最终于明代得以形成。明代“文臣统军”在明英宗时期开始制度化，并在明世宗时逐渐成熟。
文官以六部尚书、侍郎、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等身份担任着总督、提督、巡抚、经略、督师等负责军务方面的官职，其规范化、制度化、权力等方面都超越了前代。此外，“文臣统军”在政治、军事、民族关系、官场风气上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政治原因1.明代军事权力演变和督抚制度的产生
明代掌握军事权力的机构主要有兵部和五军都督府，这两个机构如李新峰所说：两者关系略似北宋枢密院与三衙。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罢中书省，废丞相等官，更定六部官秩，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
十三年（1380年），分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见若以为品秩如其故者，而兵部阴移之，其权渐分矣。至永乐而尽归之兵部，所谓五军都督府者，不过守空名与虚数而已。明代兵部应始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太祖下令于中书省下设置六部，但此时兵部主要负责“马政”。
至洪武五年（1372年），开始确定六部的职责“兵部掌天下军卫武选、厩驿、甲仗之政，其属有三：一曰总部，……。二曰职方，……。三曰驾部，……”此时的兵部较之于洪武元年地位得到明显的提升。
洪武十三年（1380年）兵部尚书由原来的正三品升为正二品，正如范忠义所说：“明代兵部往往行使超出制度规定的权力”，兵部此时开始接办一些原本属于五军都督府职责的事务。自明英宗时，兵部的地位开始迅速提升，从正统六年（1441年）兵部尚书王骥首任总督率兵出征，到后来兵部侍郎于谦升任兵部尚书，积极调兵遣将、做好备战，最终打赢了北京保卫战，都可以看出端倪。
相反五军都督府由吴时期的“总领诸军事”到永乐时期“空名与虚数”，再到后来逐渐成为武将寄禄之处。明代文臣地位提升还表现在总督和巡抚的产生。明代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管理派出中央大臣掌管地方事务，其中中央大臣的外差主要总督和巡抚两类，“巡抚”一词起源于懿文太子（即皇太子朱标）巡抚陕西。
至永乐十九年遣尚书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明中后期巡抚虽然是行政差遣，但如《明史》所说：“兼军务者加提督，有总兵地方加赞理或参赞，所辖多、事重者加总督”。
在军务差遣方面主要分为总督、提督、赞理等各个级别，虽然这二者都属于都察院，但是总督明确高于巡抚，所以有总督兼差巡抚之说。由文臣担任的总督和巡抚在明中后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也是形成明中后期文臣统军的重要原因。
2.文官和武官斗争的结果
魏文帝曾在其著作《典论·论文》中说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其实不仅是文人内部的“相轻”。有明一代，文官与武将之间也存在各种明争暗斗，而在这场较长时间的“马拉松比赛”中不言而喻是文官最终取得胜利，究其原因首先是武将之出身。
武将们从小接受的便是兵法谋略、弓马刀枪等，即便是考核做官也是“举通晓兵法、谋勇出众者，……。帅府试策略，校场试弓马。”所以武将天生有着武装割据的条件再加上历朝历代武将叛变谋反、武装割据的事例使得皇帝对他们天然有一种“戒备意识”。
文官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不断利用这种“戒备意识”来打压武将。如“正统四年（1439年）十二月都指挥金事李进打造兵器未经批准,就遭到御史弹劾,又附以私役军士的罪名”原本打造兵器是为皇上分忧就因为没有得到皇上的批准而遭弹劾被处以“仍罚俸三月”。
其次是乱世用武臣，治世用文臣。明太祖可以说是深谙此道：在自己开辟荆棘时重用武将开疆拓土，而在建国之后则大肆屠戮开国功臣。至成祖、仁宣时期对文臣更加亲近：“戊戌，赐吏部尚书蹇义及杨士奇、杨荣、金幼孜银章各一，曰‘绳愆纠谬’，谕以协心赞务，凡有缺失当言者，用印密封以闻”，有了皇帝的青睐，文臣地位想不提高都难。最后就是上文提到督抚的产生。
随着明代中央集权的加强，利用文臣来管理地方成为流行，这样总督和巡抚就应运而生了。虽然是由各部尚书、侍郎等文官担任，但却有总理地方军政的权力。再加上当时文官率军作战确实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在这种胜利喜悦的渲染下，文臣在作战中变成了主帅,而武臣慢慢变成了部将,甚至是走卒。
3.武将职能缺失
武将们天生就携带着可能“拥兵自重、武装割据”的“基因”，这就使得武将们的职能并不能完全发挥出来，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无权处理违背军纪的下属。如宣德十年（1435年）八月,蓟州等处总兵奏:“擦崖子百户孟山、东胜左卫指挥张琳不行严督军士了守,以致达贼至关杀伤官军,请治罪”。
这项权利实际上归到了都察院身上。其次是无权撤换下属。这一条也是跟武将容易“拥兵自重、武装割据”的“基因”是挂钩的，如果让武将有权利去撤换下属，那么就有可能会在军队中安置耳目、任人唯亲，也容易发展自己的势力来对抗朝廷。
所以这项权力不能交给武将而相反地将其交给了文官，因为文官深受儒家“忠君爱民”思想的影响，不太可能背叛朝廷，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其三便是调兵权。《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明朝对武将调兵权的规定，由此自明初开始武将们便没有自由的调兵权，调兵权由兵部掌握而兵部又直接受控于皇帝。
基于以上三种职能的缺失，久而久之，武将们自然慢慢不被重视，其地位可谓江河日下。与此同时，文官们却是如日中天，等待他们的将是不可限量的前途，至少在明中后期基本如此。
二、军事原因实行文臣统军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必须要由中央掌握军事权，防止地方权力过大。纵观中国古代军事史，自周幽王宠幸褒姒“烽火戏诸侯”，犬戎入侵，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始。春秋时期出现了“春秋五霸”而战国则出现了“战国七雄”，这些诸侯国经过多年的经营，拥有自己的封地、武装、人才资源等，尊重周天子只是作官样文章而已。
至汉代汉武帝始设置了十三州刺史，负责监督地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发展，这些州刺史凭借自身拥有的军事武装、民政等资源，后又发展为州牧。尤其是在东汉末年，地方权力过大。提到地方割据，就不得不联想到唐中期的“安史之乱”，正是由于唐代节度使在地方势力不断坐大，才爆发了这场动乱，以致唐玄宗不得不避难蜀中。
至宋太祖时根据历史教训和个人“创业”之路的经验，登基伊始便运用“杯酒释兵权”的手段，解除拥有较大兵权的武将；抽调地方精锐以充实中央禁军，削弱地方军事力量；控制地方的财政权等，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
明代实行文臣统军当然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明朝建立后，我们可以从明太祖大肆屠戮开国功臣的现象中看出一些端倪：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处死胡惟庸；十年后，又以胡惟庸案株连李善长、唐胜宗、赵庸等大批功臣；三年后，又爆发了蓝玉案，这一次牵连了一万五千余人。
这么做到底有何目的呢，正如《中国通史》所说的：“朱元璋为了子孙能坐稳皇帝的宝座，处心积虑，不惜大肆屠戮为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功臣大将。”那么在屠戮武将后，为何又让之乎者也的文官的统军呢？
这要从文官的所接受的教育说起：明代的学校可分为：府、州、县学和国子监（学）。如要做官必须有府、州、县学进入到国子监才可以，不管是何种入学方式，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和《五经》是必须要学的，且明代对进入国子监的生员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如《明史》中“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具送部冲吏，追夺廪粮。……（诸生）受脏、奸盗、冒籍、宿娼、居丧娶妻妾所犯事理重者，直隶发冲国子监膳夫，各省发冲附近儒学膳夫，满日为民，具追廪米。”所以当这些生员通过层层考核通过后授以官职。
那么儒家思想中“忠君爱民、三纲五常”等观念便会深深影响他们的言行，在这种“忠君爱民”思想的长期熏陶下，文臣便很少出现武装割据的念头。同时正如李方昊所说的“文臣乃是任命制,皇帝的一纸诏书即可对文臣随意处置,从而有利于皇权的集中与加强”，这便是其军事方面的原因。
三、总结明朝“文臣统军”的原因，应该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考虑。政治上，由于明初军事权力由大都督府逐渐转为五军都督府且分设六部，使得六部对于军事权力的掌握日益加强；同时为了加强朝廷对于重要边关地带的掌握，又设立总督和督抚来总揽军队大权，并派遣朝廷大臣来担任。
当然还有文臣们利用皇帝对于武将们的“戒备心理”不断打压武将，而且武将们随着自己地位不断下降和天下承平日久，使得武将们的职能逐渐缺失。军事上，最主要由于武将们掌握了军队，具备“拥兵自重、武装割据”的条件，所以皇帝天然对其没有好感，加上文臣们的“煽风点火”，使得武将们在明代中后期似乎一直抬不起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