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完第一二章就给我很大震动。他虽然没有直说明朝亡于阳明学说，但是字里行间对阳明学说的厌弃表露无遗。他说，在明朝末年的二三十年间，中国的文化出现了一个新动向，用八个字概括就是：厌恶冥想，向往实践。

为何会出现这个新动向？因为这是对前一个阶段的思想的反动。前一个阶段是指阳明心学诞生后，该思想席卷士大夫，导致空谈和冥想在明朝流行的时期。

梁启超说，道学学派很多，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想把儒家思想建立在形而上的玄学上。虽然在道学的旗帜下，有朱熹、吕祖谦、陈亮等不是以谈玄为主的道学家，但是道学的大势所趋还是往玄学发展，所以到了明朝，阳明心学奄袭全国。阳明学说属于道家学派中陆九渊这一支流。这是一个唯心主义支派！这帮道学先生不懂实践，只会“明心见性”。他们中的一些人依附于阉党，为害人民；另一些结成东林党和复社，虽然具有的正义感值得肯定，但也不过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而已。

王阳明

正是看到这些道学先生的危害，所以明朝末年出现了一股思想界的反动。反动的结果是一股重视实践的风气蓬勃发展，最后在清朝发展成为考据学！

当然，明朝士大夫陷入玄谈不能仅仅归咎于阳明心学，还有八股文取士这个原因。

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时期是东林党人掌权，他们的治理能力如何，我想崇祯在临死时说的那一句话可以作为注脚：“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

当崇祯说出“诸臣误朕”的时候，他或许觉得这些文臣还不如阉党。阉党虽然道德坏，但还能做实事。

我们不能把满洲人入主中原的后果归咎于明朝士大夫的空谈，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当做胡族入侵前的征兆，因为历史上多次发生这样的巧合。

比如五胡乱华之前，比如金元入主中国前，中原的士大夫都出现类似的唯心哲学流行。

在五胡乱华之前，魏晋士大夫有过一段臭名昭著的清谈和玄谈阶段。以何晏、王弼、竹林七贤、向秀、郭象等等士人以老庄思想为基础兼容儒佛发展出的玄学，成为当时门阀士族的流行思想。他们以放浪形骸为荣，沉浸在形而上的思辨中。

魏晋的这段历史跟明末很相似。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

另外一段相似的历史是两宋。两宋是道学诞生的时期。面对辽金夏元的强大外部压力，汉人士大夫再一次把注意力转向了内心，道学就是在这一种背景下诞生的。道学有三派：理学、心学、气学，创始人分别是程颢、程颐、张载。南宋的朱熹继承了理学和气学，而明朝的王阳明继承了心学，两个人是道学的集大成者。如前述梁启超所说，朱熹的理论不是以谈玄为主，但是他研究的“理”和“气”依然脱离实际，宋宁宗就认为他的学说没什么用。

总而言之，不管是理学、气学还是心学，它们在两宋诞生并且流行就是一个强烈的预兆：胡族将入主中华。

朱熹

因此可以总结出一个结论，当汉人知识分子流行不切实际的空谈的时候，就是胡族准备要入主中国的时候。虽然其中的原因还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个规律是站得住脚的。

所以为了防止胡族再次入侵，中国的学校应当重视数理化等理科的投入。文科并非不重要，而是把它当做生活的调味剂就够了，主菜应该是理科。理科和科研，才是我们的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