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像陈永贵这样从普通农民当上副总理，还始终保持农民本色的，可不多见。1986年，他在北京因为癌症去世了。在去世之前，虽然也难免有遗憾的地方，可更多的是问心无愧的坦然。
1964年末的时候，有张照片在首都北京的各大报纸显眼的地方刊登出来了。就因为这张照片，大寨的支书陈永贵一下子就在中国出名了。这照片拍的是啥？是毛主席拿出自己的稿费，请了些同志来参加他71岁生日宴的画面，在照片里，毛主席正在和陈永贵亲切地握手。
这是一次非正式的聚餐。按照毛主席的想法，这桌宴席是他拿自己的稿费操办的，来吃饭的全都是在各个战线上为祖国建设出过力的同志们，就连他自己的孩子都还“不够格”。
毛主席诙谐地讲，这可不是生日宴会，而是“三同”（与群众一块吃、住、劳作）。同样受到邀请来的朱老总也在那儿跟大伙一起聊天，还提及许多从前在太行山区打日本侵略者时的旧事。
多年之后，陈永贵的孙女陈春梅回忆道，爷爷那代人亲身经历过旧社会的苦日子，所以一辈子都对党和主席怀着深深的热爱，毕竟是党和主席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
那一年，他当代表去北京参加大会。能亲耳听到主席和总理对大寨提出表扬、给予肯定，还被邀请去了毛主席自己掏钱办的“生日宴”，这事儿，让他一辈子都觉得特别光荣，一直怀念着。
大寨在山西，离首都挺远的，那大寨的事迹和影响是咋传到首都的？
咱国家是人口大国，农业生产有多重要就不用细说了。那时候，很多地方的农业生产确实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就像暗雷似的，得赶紧改善。像管理马马虎虎、效率低、资源分配得不合理，人力物力都浪费了这些情况都有。
陈永贵从1952年起就担任大寨村党支书了。他出身贫农家庭，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所以，他一直特别关心农业生产该怎么搞，耕种环境怎么去改善。在他心里，这可是农民最要紧的本职工作。
他弄了个长达十年的治山治水“造地计划”，拉着乡亲们一块下田，就想把那“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大寨变成能好好耕种的农田。一开始，慢慢把山坡弄成能抗旱又能保墒的“海绵田”，随后还得建个稳定好用的引水灌溉工程。
五十年代初的时候，哪能有很多农机工具来帮忙。陈永贵还有大寨当时的村民们，基本上就靠着自己的双手、肩膀，再加上箩筐和锄头，一点一点把土地给改造好的。
大寨的农业生产走上正轨了，村民的生活也稳稳提高了，陈永贵，就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模范村支书啥的，得了好多荣誉称号。山西省这边，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觉得，大寨在改造土地、发展生产还有基层管理这些事儿上，都攒下了挺有用的经验，值得推广学习。
大寨也在太行王屋山区，所以大寨人被比作现代版“愚公移山”的主人公，他们就代表着不畏艰险、努力拼搏的精神。
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毛主席注意到了陈永贵。
他觉得这个人的工作作风非常棒，特别值得表扬和推广。作为干部，就得“先干一步”；不管怎样都不能脱离群众；要是不深入劳动，那肯定会脱离实际、不了解情况的。
陈永贵没多少文化，识字不多，可他讲出来的话，那都透着朴素的道理。就像“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这话，就连大名鼎鼎的作家赵树理听了，都觉得说得太棒了，值得去宣扬。
后来，他去北京参加大会的时候，被毛主席邀请去“吃饭”，这事儿就很自然地发生了呗。
陈永贵全国闻名，都成模范和榜样了，可他还一直坚持着“四不”原则，就是“困难大压不倒，灾情重吓不倒，成绩大喜不倒，荣誉高夸不倒”。
除了“四不”以外，陈永贵给自己定下了“四怕”的工作准则，这“四怕”就是：怕跟群众脱节、怕搞特殊、怕铺张浪费、怕劳动少。
打那以后，因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个号召，大寨在全国出了名。陈永贵和山西的老劳模李顺达都被选为中央委员。他还当过昔阳县委第一书记、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慢慢就成了政治局委员。
在这期间，陈永贵一直和土地紧密相连。他曾到全国各地到处调研，在宣传推广大寨经验教训的同时，也会指出当地农业生产里存在的问题。
上海的《文汇报》还根据这事儿发表了《陈永贵当官不像官》的报道，这报道在全国的干部里都激起了不小的动静。1975年，陈永贵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这样超规格的提拔和晋升，在历史上都很少见。
就在这一年举办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陈永贵的名字跟华国锋、邓小平他们联系到一块儿了。这个在昔阳开的大会是华国锋主持的，陈永贵作了开幕词。邓小平，代表中央在会上讲了话。
邓小平在对全国形势加以分析之后，又一次强调要达成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还点明农业现代化是其中的关键所在。他也提到，自己以前跟外宾聊天时“吹”过，要是全国有一部分地区能赶上大寨，那粮食就会足够而且还有剩余了。
陈永贵当上副总理之后，还是保持着农民的生活习惯。户口不迁走，农民身份也不脱离，工资也不拿（一开始靠工分挣钱，后来也只有两份补助），照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平时的穿着，夏天就是白汗衫，冬天就穿黑对襟，只有在出访等正式场合才换上中山装。
以前有个省里的领导，帮着把陈永贵和他妻儿的户口往北京迁，所有手续都弄好了。可陈永贵知道这事儿后，很干脆地就不同意，说“不能离开农民”。结果，大家没辙了，户口迁转的手续又原封不动地退回去了。
山西作家马烽要写大寨的电影剧本，为此和陈永贵喝过几次酒。过了好多年，有个细节让马烽印象特别深，啥细节？就是陈永贵的一双手，那双手像老树皮似的，又粗糙又坚硬。
后来有一次喝酒的时候，陈永贵跟马烽他们聊起当副总理这事儿，他讲“这副担子太重”。不过，既然这安排是主席和总理给的信任，那不管多困难、多吃力，无论如何也得使出浑身解数。
毛主席曾专门批示他按“三三制”安排工作：把工作的时间和地点分开，一部分放在首都，一部分去全国各地实地调研，还有一部分时间留给大寨。为了保证一直不脱离农业、能充分掌握情况，这后来就成了他工作的惯例。
虽说大家都觉得他的职位升迁属于破格拔擢，可不得不承认，陈永贵最拿手的角色，还是做一个和土地紧密相连的基层干部、农民。
在当副总理的时候，他一直都有着勤俭朴素的生活习惯。而且，他还时不时就回到田间地头，回到农民群众里。好像只有这么做，他心里才觉得特别踏实。
邓小平后来还评价说，他，本来是能当个“很棒的农村基层领导人”的，可非得把他放在国家副总理的位置上，“这不是让他遭罪嘛！”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会上，陈永贵提出要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后来，大会同意了他的这个请求。
这时候，陈永贵也到了该退休的年龄。他和家人的户口总算转到北京了，每个月能按照正式职工的标准拿到200元的生活费。
到了安度晚年的时候，陈永贵慢慢开始习惯城市里的生活方式。每天早上五点钟就爬起来，跟老伴儿一块儿给还在念书的小儿子和孙子把早饭弄好，然后放在热水锅里热着，等他们起来吃。
然后，他们就走下12层楼，到三里河、钓鱼台那边的绿地河边去散步闲逛。那地方经常有市民早起晨练，打太极拳来锻炼身体的人可不少。陈永贵见得多了，心里就好奇起来，忍不住跟着比划几下。可真学了几招之后，他觉得不怎么管用，就摆出刨地的姿势，自己弄出了一套活动身体的动作。
他后来给这套动作取名为“庄稼拳”，还特别自豪地讲，还是自己的这个庄稼拳打起来顺手又好打。
有空的时候，他就爱坐到书桌旁，安安静静地看会儿书报，要么就去阳台打理自己种的花菜瓜的。他大多时候都跟家人一块儿过，真算得上是深居简出的生活。
可惜，这样平静的日子没维持多久。1985年初的时候，陈永贵突然觉得老是头疼，浑身没劲儿。按照以前的“经验”来看，他觉得可能是感冒了，就吃了些感冒药，可没怎么见好。
他一直身子骨挺硬朗的，很少有普通老人那种虚弱的样子，所以不管是他本人还是家里人，都没太当回事儿。
一直到后来儿子送他去北京医院看病，检查结果出来，把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肺癌，都已经晚期了。考虑到病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医院没直接跟本人说，但他后来也猜出个大概了。
来看望的人都劝他，让他遵照遗嘱、好好配合治疗，这病能治好的。可陈永贵听了这话，老是摇头，他讲：“周总理得的也是癌症，不也没治好嘛。”
这一年的腊月二十八，陈永贵一再要求，医生就“特许”他回家跟家人团个年。那辆平常基本不会用的黑色达特桑小卧车开出来了，把病得不轻的陈永贵从北京医院接回了家。
刚一进家门，陈永贵就赶忙去瞧了瞧自己养在阳台上的君子兰，这君子兰可是他近几年的心头爱。听人说，曾经有人看上了这盆花，还出价800元想买下来，可陈永贵说啥也不卖。现在看到这花长得还是那么好，他才松了口气。
大年夜，陈家热热闹闹地团圆了。那阵儿陈永贵精神头特足，还自个儿跑到厨房去忙活饭菜。第二天就是他生日，家里人合计着给他庆生、祝寿，可他摆摆手就给拒了：“明天大年初一，全国人民都在给我过生日！”
晚上守岁的时候，小儿子闹着要放花炮。家里有病人，大家都怕病人受不了那噪音，就都劝小儿子别放了。可病人自己一点都不在意，还笑着讲，得让孩子们热热闹闹、喜庆喜庆。哪怕最后困得不行了，在沙发上都闭上眼了，他还让家里人别关电视，毕竟孩子们还得看春晚。
当时，他跟他的家人虽说对病情心里都有点数，可谁都没想到这竟然是一家人最后的团圆时光。
1986年3月26日晚上八点半左右，陈永贵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他的房间里，来送他的人看到他的表情特别平静，还透着点儿骄傲。
他讲，自己这一辈子能跟着毛主席一块儿做事，那可真是“没白活这一回”，还好没给主席丢人，就在前几天还梦到主席了……。他还说，邓小平是个大好人呐，不但没把他关起来，还让他吃得好住得好……
另外，陈永贵也不是没有遗憾的。就在这一年，他的小儿子陈明亮要参加高考了。在他的好几个孩子里，就只有陈明亮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成了家里唯一的“读书苗子”。
陈永贵特别希望儿子能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可天不遂人愿，病魔太残忍了，他直到去世也没盼到儿子考上大学那一天。过了好几个月，高考完事儿了，陈明亮带着父亲的心愿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这也算是慰藉了父亲离世时的一大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