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的某一天，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让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巴卡京，把美国大使施特劳斯请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来，还交给他一个密封的材料袋。

施特劳斯把材料袋打开一看，嘿，里面装的居然是苏联克格勃安装在美国大使馆窃听器的分布图，还有这些窃听器的技术说明书！

施特劳斯拿到资料袋时，并没有显得特别激动。他出于礼节跟巴卡京握了握手，然后像外交官常做的那样，用外交辞令对巴卡京说了两句：“美国很欣赏你们的做法，不过很可惜，我们不会这么干。”

施特劳斯的意思很明白，苏联不再窃听美国了，美国对此表示赞赏，可美国，它不会停止对苏联或者俄罗斯进行窃听的。

就是说，不管苏联那边停不停，美国人都打算接着窃听，他们就想知道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些人往后要做啥。

这两句话表现出的，完全就是一个胜利者那种高高在上的样子，在嘲笑失败者。这种嘲笑，任何一个有血性的战斗民族的人都没法忍受。

施特劳斯说的这两句话，可把当时还在克格勃工作的普京给伤得够呛，普京心里一直难受，老是放不下。

普京觉得巴卡京做的这件事，对苏联和俄罗斯的利益破坏可太大了，而且这也说明巴卡京在情报工作方面经验严重不足，作为情报部门的头头，国家意识欠缺得很。

2022年8月1日，巴卡京在莫斯科逝世，享年84岁。

巴卡京去世第二天，《俄罗斯报》就出了篇评论员文章，标题是“巴卡京如何摧毁了克格勃？”文章里讲，苏联解体那时候，巴卡京把监听设备移交给美国使馆，这事儿让苏联和俄罗斯的利益遭受了特别大的损失，简直是对俄罗斯利益的“巨大破坏”。

《俄罗斯报》在文章里还讲，巴卡京要是有最基本的专业知识，就不可能接受这种政治决定。他要是国家意识很强的话，就该辞职，这样起码不会被人骂成“叛徒”。

从这家报纸的态度，多多少少能看出来：到现在为止，俄罗斯总统普京都还记着巴卡京当年向美国人交出监听设备的事儿，而且也没原谅他。

历史上，苏联针对美国的情报工作那可老成功了，有着特别辉煌的过往。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1946年3月5日的时候，英国的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就在美国富尔顿发表了大名鼎鼎的“铁幕演说”，这就正式把冷战的序幕给拉开了。

1947年3月美国杜鲁门主义一出台，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美苏冷战持续了40多年。这俩国家，虽然没打过正面仗，可在背地里都琢磨着通过代理局部战争、搞科技和军备竞赛、进行外交竞争这些手段来互相牵制对方。

这四十多年来，两国都想称霸，就为了搞到对方的情报，派出了好多间谍和特工，都想在特殊战线上把对手给压制住。

美国和苏联这俩超级大国之间，间谍事件那可没少发生。不过，让苏联人特别自豪的，得是1945年到1952年这八年里的事儿。那时候克格勃用一种叫“金唇”的窃听器，针对美国驻苏大使馆搞了个代号“自白”的间谍行动。

苏联克格勃搞的这个窃听行动，那可真是让他们倍儿有面子的大壮举！这可把美国中情局搞得超级难堪，脸都丢尽了。就因为这样，这个窃听行动在世界间谍史上被当成经典了。

早在冷战还没开始的时候，斯大林就想从美国那儿搞到更多机密。他就吩咐克格勃的头头贝利亚，让他不管咋样都得去窃听美国大使馆的各个办公室，特别是当时美国驻苏联大使卡里曼的办公室。

斯大林一下达命令，贝利亚就精心策划出了一个行动方案，这个方案代号是“自白”。

克格勃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搞出了一种窃听装置，性能超棒，简直无与伦比。贝利亚跟斯大林打包票说，这个叫“金唇”的窃听器效果特别神奇。

它就像蝌蚪似的，特别小巧，很容易隐藏起来。当时的反窃听设备压根就捕捉不到它发出的任何信号，可它却能接收到300米范围以内的微波脉冲。

贝利亚特别自信地讲：“‘金唇’那可是当时世界上窃听器里顶尖的存在，美国人肯定想不到苏联人手里会有这么先进的窃听玩意儿。”

克格勃把“金唇”研制出来后，就把美国使馆周边的居民全都换成了自己的工作人员。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苏联那些居民楼的楼顶还有阳台上，就会出现一些苏联的“家庭主妇”，她们把洗得干干净净的地毯和被褥挂在楼顶、阳台晾晒。这些稀松平常的行为，美国人压根儿就没起疑心。

每天傍晚的时候，那些由克格勃技术人员假扮的“家庭主妇”，在收被子的当口，总是会有意无意地朝着楼下拍拍灰尘。这时候，附在被褥上的那些个“蝌蚪”，就跟拍下来的灰尘一块儿，悄没声儿地飘到美国使馆院里去。

克格勃用这种手段，是完成了靠“金唇”窃听器监听美国驻苏联使馆大部分地方的任务，可怎么才能把“金唇”安到美国大使办公室里去？

于是，克格勃的特工们就想出了好几个计划。比如说，他们在美国使馆里精心策划了一场火灾，然后让特工伪装成消防员，在进美国使馆“灭火”的时候，顺势就把那个“金唇”窃听器装到卡里曼大使的办公室里了。

但美国人也不是好糊弄的。那起火灾发生之后，“消防队员”想进大使办公室的时候，还是被大使馆的保卫人员给拒绝了。这就表明这个计划完全失败了。

克格勃的特工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琢磨出个点子，把窃听器放在礼品里，然后送给美国大使，这样就能进到大使办公室。

可美国人警惕得很，苏联外交部送了檀木盾牌、猛玛象牙之类的礼物，美国人是收下了，不过转手就把这些礼物搁到大使馆的储藏室去了。

克格勃的计划又泡汤了。一直没法达到目的，贝利亚可就开动脑筋了，想出个妙招：找工匠用最稀罕的木材做个美国国徽，把“金唇”藏进去，瞅准机会送给卡里曼大使。贝利亚觉得，卡里曼肯定不会把美国国徽扔地下室去的。

贝利亚把计划执行的时间，定在了1945年2月，当时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正在雅尔塔开会。

当“三巨头”正商议世界反法西斯的重大计划时，苏联宣告要在黑海之畔的克里米亚举办“阿尔台克全苏少先队健身营”的开营仪式，还以苏联少先队员的名义向罗斯福和丘吉尔发出了参加此次开营仪式的邀请。

克格勃心里明白，当时罗斯福和丘吉尔正在雅尔塔开会，肯定抽不出空来参加少先队的开营典礼。不过，为了不让孩子们伤心，也为了能让美、英、苏这三个大国齐心合力去对抗法西斯，这两位领导人肯定会让自己的大使代表他们来参加开营典礼的。

克格勃果然没料错，罗斯福、丘吉尔分别让他们两国驻苏联的大使赶到克里米亚，去参加这个所谓的“阿尔台克全苏少先队健身营”开营典礼。

这场典礼由苏联人安排得特别隆重。典礼快结束的时候，有两位苏联少先队员代表非常严肃认真地邀请卡里曼大使上台讲话。卡里曼大使讲完话之后，苏联少先队员在乐队的伴奏下用英语合唱了苏、美、英三国的国歌，一下子就把典礼的气氛推到了最高潮。

几名苏联少先队员抬着一枚老大的木制美国国徽和英国国徽，在孩子们的歌声里，走到两位大使跟前。

斯大林的秘书勃列日科夫对两位大使讲，这两枚国徽是拿名贵的紫檀木做原料的，好几十位手艺超棒的苏联工匠用了半个月时间全手工打造出来的，它们代表着苏联少年儿童对美、英这两个盟国与苏联人并肩对抗德国法西斯的感激之情。

两位大使刚接过国徽的时候，有个漂亮的苏联女少先队员就对他们说：“全苏联的孩子都盼着你们把国徽挂在办公室，这样你们每天上班都能瞧见国徽，就跟瞧见苏联的每个孩子似的！”

在那种热烈情绪的感染下，卡里曼大使还能有啥怀疑？赶紧点头说自己肯定会把这枚国徽挂在办公室特别显眼的地方，毕竟这国徽代表着苏联孩子们对美国的热爱！

1945年到1952年这8年里，有一枚特别的国徽就一直挂在美国大使的办公室。这8年当中，办公室的大使换了四位，可每一位大使都对这枚国徽深信不疑。这国徽就成天高高地挂在大使办公桌后面的墙上，一天24个小时监听着美国大使所有的通话。

1953年的时候，有个克格勃的大官叛逃到美国去了。这一下，美国人才晓得，他们驻苏联大使办公室里，竟然有个窃听器藏在国徽里头！为了保住面子，美国人只能自认倒霉，一直都不敢把这个秘密透露给外面。

“金唇”窃听器一被取下，就和那枚国徽一块儿被悄悄送到美国五角大楼去了。

美国召集了不少专家来研究这枚窃听器，想破解它的制造技术，可一直都没成功。

艾森豪威尔总统没办法，只能下令把窃听器和那枚国徽一块儿送进美国中情局博物馆封存起来。这事儿，就成了美、苏两国情报战里让美国人觉得特别耻辱的一段历史了。

冷战的时候，苏联人可是想尽办法窃听美国大使馆。嘿，你可别以为就苏联这么干，美国也没闲着，他们也把窃听的主意打到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头上。

1984年11月的时候，阿列克谢耶夫被派到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去当三等秘书。美国联邦调查局觉得阿列克谢耶夫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就像条“大鱼”似的，所以就想从他这儿搞到苏联那边的一些情报。

某天早晨，阿列克谢耶夫打算开车出去，到车库的时候才发觉车钥匙忘带了。他就折回自己房间拿钥匙。刚把卧室门推开，阿列克谢耶夫就瞧见床底下露出一双男人穿着皮鞋的脚！

阿列克谢耶夫寻思着，这双脚的主人准是个美国特工。这人，正在自己床底下捣鼓着啥，说不定就是在安窃听器。嘿，好在自己推门的时候声音特别轻，估摸这家伙八成没听见。

于是阿列克谢耶夫就装作没瞧见，又轻手轻脚地从房间退了出去，躲进一间空屋子，耐心地等着。

过了十分钟，阿列克谢耶夫瞧见有个身着电工服的男人从自己屋里偷偷摸摸地跑出来。那男人瞅见周围没人，就赶忙下了楼。阿列克谢耶夫立刻转身回房，钻到床底下仔细查看了一遍，嘿，床底下还真有个窃听器！

阿列克谢耶夫没去动那个窃听器，他把这事儿告诉给了多勃雷宁大使。多勃雷宁大使向国内汇报后，苏联那边就给指示了，让阿列克谢耶夫装作没瞅见床下的窃听器，有意给美国人“泄露”些假情报。

打那之后，阿列克谢耶夫就给美国那边“递”了好多假情报，把美国中情局耍得团团转。

美国不光把苏联人当作目标，还老是借助他们的驻外使馆，在驻在国使尽各种法子搜集情报。

美国媒体透露，美国窃听的可不光是别国的驻外使领馆、驻外机构和那里头的人员，连越洋的电话、电报、邮件，空中飞机、水下潜艇，甚至目标国家内陆城市之间的通信，都被它列为窃听对象。

特别不像话的是，美国人连联合国代表团都不放过。

在联大开会的时候，各国代表和本国的联络老是被美国人窃听。好多国家的代表为了保密，没办法，只能走出联合国大厦，跑到公园里去打电话，这事儿都成了联合国大会上的一道奇景。

“窃听”这招儿历史可老长了，在古代，就是比较简单的“偷听”这种形式。成语“隔墙有耳”可把古代“窃听”无处不在的情况给鲜活地展现出来了。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里讲，秦惠王他弟弟樗里疾，挖了条地道，这地道直接通到秦王的宫殿。每次秦王要召见跟自己作对的公孙衍的时候，樗里疾就偷偷钻进地道去偷听。就这么着，靠着偷听来的消息，最后把公孙衍给挤走了。

在当时，窃听是受到好多条件约束的。要是被窃听的人说话声音很小，又或者离得比较远，那就窃听不到。古代的人肯定想不到，现在哪怕在地球的两端，窃听技术也能让这边把地球那一头说的话听得明明白白的。

20世纪之后，微型录音机出现了，窃听也变得越来越普遍。但这种窃听方式科技含量不高，容易被察觉，还爱出故障，所以效果不太好。

1955年，美国在柏林有个特工，偷偷把录音机的传声器塞到手表里头，就打算去窃听一个东德官员说话。哪知道，半道上录音机出故障了，“嗡嗡”地响得特别大声，结果这个特工就被抓起来了，这“窃听”的事儿也就成了个大笑话。

20世纪60年代后期，那种带有微型电子集成线路的窃听器一出现，体积小又方便携带的它很快就被特工们看上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用微型电子集成线路做出了一种直径0.25厘米的无线电传送器，这传送器能安在苍蝇背上，然后让苍蝇把它带进戒备森严、防护周到的会议室。

苍蝇出发执行任务前，会先吸一口神经毒气。这样一来，等它到了目的地就很快会死掉，就不会影响窃听器使用。

1969年的时候，克格勃在美国驻布加勒斯特大使左脚的鞋跟那儿装了个窃听器。一直到保安人员按惯例对使馆进行“消毒”检查的时候，才从高频监听器里听到大使和高级外交官聊天的声音。

1983年1月的时候，法国驻莫斯科的使馆在修电传打字机时，很意外地发现打字机的电容器里有个特别复杂的电子窃听器。有了这个窃听器，电文还没被译成密码就可能被截获了。西德驻苏联的使馆，也在一架译码电讯机上找到了一种超级精巧的电子仪器，这个仪器能把使馆发回国内的密电码给收录下来。

进入21世纪之后，窃听技术里加进了好多高科技的东西。这样一来，窃听的效果特别棒，而且更难被人发现。

前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在他写的《为什么是中国》这本书里提到，德国和法国都是美国的盟友，那美国为啥要这么干？还不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嘛。所以美国就得盯着它这些伙伴，看它们都在干啥、想啥，特别是德国。

如今不少人觉得我们和美国之间的分歧就只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实际上，美国在以维护自身利益为着眼点去评判、看待世界的时候，它的着眼点早就不局限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这些方面。

中国只要稍微不小心，就会被其他势力拿来当成打压中国的借口。所以咱们得牢记：“冲突与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与核心，这种精神的基础并非社会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