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25日的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了一个议案，就是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个议案是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带头，跟好多成员国一块提出来的，被叫做“两阿提案”。
毛主席就这事儿说过：“咱们，是被非洲黑人兄弟抬着进联合国的！”
1949到1969年，新中国刚成立的头二十年里，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那可老好了。中国在刚成立的时候，国内经济挺困难的，但还是坚持了十多年去援助阿尔巴尼亚。
可是，在1969年的时候，我国的外交官耿飚被派到阿尔巴尼亚去了，他看到当地的情况后特别生气，就写了封信寄给那时国内的领导人。
耿飚在信里提到，阿尔巴尼亚对待中国援助的东西那是随意糟践，这些东西在咱国内大家可都舍不得用。耿飚还说阿尔巴尼亚人压根就没有“借东西得还”这种想法。邓小平知道这事儿以后，马上就决定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了。
20世纪50到70年代，中国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开始结缘了。
阿尔巴尼亚以前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中国跟阿尔巴尼亚能结缘，就是因为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
那阿尔巴尼亚到底是个啥样的国家？
1946年1月11日，阿尔巴尼亚正式成为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1月23日的时候，它和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就建立外交关系了。
阿尔巴尼亚这个东欧小国，从那时候起就和咱们国家有了不错的往来。阿尔巴尼亚在欧洲巴尔干半岛西部，西边靠着亚德里亚海，面积有287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83万。
阿尔巴尼亚是个小国，经济状况向来不咋样，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跟苏联、中国这些大国比起来，它就显得比较弱小。
1954年的时候，中国就启动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计划。财政部长李先念到阿尔巴尼亚去访问，还签了个给阿尔巴尼亚提供贷款的协定。中国给阿尔巴尼亚提供了5000万卢布的长期贷款，另外像麻绳、糖、丝织物、锡、大米和小麦这些物资，也都援助给阿国了。
1961年的时候，中阿两国的关系变得更热乎。对阿的援助也一个劲地增多。
而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的回馈，更多体现在外交方面的支持上。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好多国家对于和中国建交都是持观望态度的，可阿尔巴尼亚没怎么犹豫就决定了，是第一批跟中国建交的国家。建交以后，中阿两国的领导人之间也一直有着很不错的互动。
阿尔巴尼亚的党政领导人霍查、谢胡、巴卢库，他们好多回都跑到中国来参加会议和庆典，这就是用实际行动在支持中国。
“两阿提案”在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里那可是相当重要的。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举行。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缅甸、南斯拉夫等23个国家提出了一个议案，就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里的合法权利”，这个议案也叫“联合国2758号决议”。
在提案里，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要联合国恢复中国的所有权利，把蒋介石一伙从联合国及其所有下属机构所占的席位上赶走。
中国在联合国的应有地位得以恢复了，过程可是又难又曲折。这在咱中国的外交史上，可是超级重大的一件事。
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它既是发起国，又坚定地站在中国这边。在两阿提案之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开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毛主席还专门发去了贺词。毛主席可是毫不吝啬赞美，把阿尔巴尼亚称作“欧洲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
毛主席还引用古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来描述中阿两国的关系，还说“中阿两国虽然隔着千山万水，但咱们的心是紧紧相连的。”
就因为刚刚提到的那些原因，那时候中国的经济状况其实不怎么好，可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是非常重要的力量，所以还是一直给阿尔巴尼亚这个“老弟”提供援助。
阿尔巴尼亚当时全国总共就200万人，中国给他们的资助加起来算一算，平均到每个人头上能有4000多元。您得知道，在那个时候，4000元人民币可绝不是个小数目。
两国之间像哥俩一样亲密的关系，这是很明显能看出来的。
可能，不管多好的感情，背后也都会有那么点儿缝隙和阴影。谁都没料到，1965年竟然是中阿关系转折的开始。
就在同年5月，中阿关系正处特别亲密的时候，周恩来就打算往阿尔巴尼亚派去首位外交使者，这样两国就能有更深入的交流。
周恩来看中耿飚的时候，正在物色人选。
耿飚，他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头一批驻外大使，是个超级传奇的人物，就像罗宾汉那样。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可是个武将。他当时是红一军团第一师的参谋长，带着部队参加了好多重要战役，像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还有巧渡金沙江这些战役。
新中国成立之后，耿飚就投身到外交工作里去了。在去阿尔巴尼亚之前，耿飚可是咱们中国驻瑞典王国的外交大使，还担任过芬兰、丹麦、巴基斯坦的大使，外交经验那可老丰富了。
周恩来，就瞧上耿飚能文能武还经验老到这个特点了，打算让阿尔巴尼亚体会到中国对它的看重和尊敬。
周恩来交给临去阿尔巴尼亚前的耿飚的中央对阿方针是“加强团结、友好合作，增进友谊，并肩作战”。
耿飚带着满满的善意去了阿尔巴尼亚，可到那儿之后，他感受到的居然是震惊和失望，这真让人想不到。
1969年5月16日，耿飚到阿尔巴尼亚担任新的驻阿大使，他一到阿国首都地拉那，看到的可不是那种热热闹闹、蓬勃发展的建设景象，而是到处都有干了一半、拖拖拉拉没干完的工程项目。
中国援助的化肥，在地里堆得乱七八糟的，就那么放着，任由风吹雨打，根本没人管。
耿飚发觉有些不对劲儿，不过他并没有马上嚷嚷，而是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他察觉到，阿尔巴尼亚得到中国的援助之后，根本没好好利用这些物资，反而是浪费得厉害，化肥的浪费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情况。总的来讲，在经济建设方面，阿尔巴尼亚一味地追求大而全，摊子铺得太大了，非生产性项目搞了太多。
国家刚起步那会，没有好好抓生产、提供产能，反倒在非生产建设项目上投了太多钱，占总投资的25%。
阿方的五年规划里提到，要实现规划就得在全国增加4.6万名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可阿尔巴尼亚当时就200万人口，冷不丁地增加差不多5万劳动力，这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嘛。
另外，阿尔巴尼亚方面请求中国援建电视台的时候表示，打算让每个农业社都能有电视。这可大大超出了当时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超前消费状况。要知道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就算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黑白电视机也是很少见的。
好长一阵子，中国给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那真是要啥给啥，都到这种程度了。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中国由于粮食短缺，从加拿大进口了好多小麦。当时，那几艘装着小麦的船都已经在大西洋航线上了，正打算开往中国。
阿尔巴尼亚，自己在浪费资源，可它根本就不反思，还越来越过分了。它把中国给它的援助就当成是天经地义的事了。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霍查讲过：“你们有的东西，我们也得有。”霍查把中阿两国关系当成兄弟关系，中国就像哥哥，阿尔巴尼亚如同弟弟。弟弟找哥哥寻求帮助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不找你们要，还能找谁要？
耿飚实地调查得越多，就越是忧虑。阿尔巴尼亚那些不合理的援助要求，既没有让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好起来，又给中国自己增加了负担。
要是咱国家一直对阿尔巴尼亚的要求啥都答应，那就跟养个填不满的无底洞似的，肯定会让本来就不宽裕的经济负担变得更重了。
可当时咱国内对阿尔巴尼亚啥样儿根本不清楚，就觉着两国好得像兄弟似的。耿飚要是把真实情况说出来，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不好，那肯定得冒特别大的风险。
耿飚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挣扎后，就想着得坚守初心，一切都得为国家好，哪怕冒着风险，也要把实情说出来。
耿飚写了一封信，言辞特别恳切。在信里，他把上面提到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反映了出来，还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耿飚觉得，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出发点特别好，就是想帮阿尔巴尼亚把经济建设搞好嘛。但可惜，最后的实际效果不咋地。不但没让他们的经济发展起来，还让他们变得更傲慢、更懒惰，依赖思想也更重了。
不管是国家也好，个人也罢，互相援助的时候都得注意两点：援助的一方得根据自己的能力来，还有就是双方要根据实际需求来，让援助效果达到最好。
信很快就被送到中央那边去了。好多人都很认同这件事，乔冠华和李先念都支持耿飚的想法。
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等人知道了真相之后，就开始寻思着要怎么改变这两个国家的状况。
1969年的时候，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到阿尔巴尼亚去访问。在考察当地情况的过程中，李先念就直截了当地问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你们从我们这儿拿了这么多东西，打算啥时候还？”
真没想到，他们的回答居然和耿飚信里写的一模一样，压根就没寻思过要还这回事儿。
在到阿尔巴尼亚中南部走访的时候，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谢胡，说话的时候差不多每句都在暗示向中国索要援助。
阿尔巴尼亚想拥有自己的“鞍钢”，想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这都得靠中国的设备和材料才行。
那时，国内对于要不要援助阿尔巴尼亚已经有些动摇了。李先念，他是个外交官，平时为人很温和，可看到这种情况，忍不住直接就说：“你们计划自己的需求，我们考虑自己的能力。”
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兄弟情谊，而且在中国困难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帮过咱。所以中央就决定，暂时还是得继续援助，不能一下子就撤了。
1974年10月的时候，阿尔巴尼亚都没觉察到关系已经很紧张了，还直接就提出来，在阿尔巴尼亚实行第六个五年计划的这段时间，希望中国能给提供大概50亿人民币的经济援助。
外交官伍修权曾经痛心疾首地表示：“咱中国人可真够慷慨的，现在中国正处于困难时期，这样的援助还该不该继续下去？”
最后，咱们国家的回应是，咱们国家觉得有点力不从心了，而且这样对阿尔巴尼亚独立自主发展本国经济也没好处，于是就决定少给点援助，只提供10亿元的贷款。
阿方对这事儿可不满意了。
打那之后，阿尔巴尼亚在外交方面对中国的态度有了微妙改变，在政治上反华倾向更严重了。他们公然说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理论是在鼓吹种族主义。
最后，各种各样的因素积攒到一起之后，邓小平一上任，就很干脆地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那时候是1978年，正赶上改革开放，邓小平和党与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就决定，得把中国的钱袋子看紧，不能再白白地、吃力不讨好地去支援别的国家。
当时咱们国家算了一笔账，到1978年的时候，就那么个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居然没花钱就从中国用掉了100多亿人民币。
随后，按照邓小平指示的精神，外交部在余湛副部长的主持下，跟外经部一块做了份特别详尽的有关对阿援助的报告。
报告里说，阿尔巴尼亚这几年对咱们中国从影射、攻击，变成公开地反华了。就这种情况，中国还是一个劲儿地给阿尔巴尼亚提供好多援助。
但阿尔巴尼亚却恩将仇报，老是故意为难，制造麻烦，甚至觉得中国有损害阿尔巴尼亚经济的不良企图。
1978年7月7日，中方公布了外交部照会，这一照会的内容表明邓小平同志顺应民意，正式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和阿部长会议怎么回应的？在1978年7月29日，他们给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写了封信。
这封信意味着中阿关系公开破裂了。在之后的日子里，两国关系就像霍查讲的那样，“仅仅是表面上的外交关系罢了”。
霍查自己，身体都带病了，还亲自跳出来，对着中国当时的内政外交，那是全方位地攻击，彻底地否定。这人说变脸就变脸，真让人忍不住感叹。中阿外交的历史就这么留下了个不圆满的结尾。
从这件外交事件就能发现，在国际外交的形势里，一直按照中国传统的以德报怨来做，是很难让利益达到最大的。光一方付出，那肯定长久不了。哪怕有很好的获利希望，可要是双方利益分配明显不平等，援助方的信心和承诺都会少很多。
另一方面，国家的行为是由国际格局决定的。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这既受国际环境影响，也和中国国家领导人对国际局势的判断、认知脱不开关系。
到了21世纪，中国就联合东欧的一些国家共同推进海上丝绸之路了，这时候，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外交活动又变得频繁起来了。这几年，中国给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更侧重于技术和管理人才的培养了。
说到底，援助不过就是一种手段罢了，国家最终还是得靠自己，要自立自强才行。国家和国家之间，只有达到共同发展、互惠互利的状态，两国关系才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