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初开始，率部驻在印度蓝姆伽整训的孙立人、廖耀湘两位师长，每天都有一项重要工作，那就是缠着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要兵”，尤其是学生兵。“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之口号虽然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正式提出来的，而实际上早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初，各新兵补训处已经开始招收青年学生，编组成为数个补训团组成青年远征军通过驼峰航线运往印度，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原因。

孙立人的新38师撤到印度后尚余4000余人，而廖耀湘的新22师辗转到达时也就3000人，两师都远远低于满编状态，那就必须得补充新兵，到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0月驻印军开始在缅北实施反攻时，驻印军总指挥部的直属部队、新一军的两个师总兵力已达40000余人。也就是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国内通过空运给兰姆伽训练营送去了至少32000多名新兵（含军官），日平均500人以上。

那么为什么孙立人、廖耀湘特别喜欢学生兵呢？因为驻印军的武器装备是完全由美方提供的，其中技术兵器占比相当之大，比如美式105重炮营、汽车兵团、战车部队、通讯部队等等，这些部队装备的新家伙，那些走过野人山但是没文化的老兵们也摆弄不明白，那么就很难形成战斗力。而国内来的知识青年，大多具有高小文化甚至大学学历，在美国教官的指导下，很容易掌握这些武器装备的使用方法和要领。

比如很多大学生就被分配去战车部队，战车训练所主任舒适存少将对此就深有感触，也逐渐器重这些文化人，他曾经对左右说：“今天的战争，是科学的战争，一切战斗工具都是需要头脑灵活的优秀知识分子来使用，尤其是坦克车，无论是驾驶还是射击，或者应用战术，都要倚仗现代知识。”驻印军总部直辖和编入两个步兵师的战车部队，足足有七个战车营，可见需要多少学生兵。

为了让中国官兵熟悉和掌握美式武器，美方派来了大批教官，那么互相的沟通就成了大问题，少数配备的翻译是不能满足需要的，所以在驻印军整训之初，语言问题成为困扰战斗力形成的重大因素，然而大批学生兵的到来轻松解决了这个困难。舒适存就夸赞道：“这些知识青年，不论美国教官给怎样困难的科目，只要讲一遍，他们就能领会！”

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懂英文，不用翻译，学生兵们一来，连美国教官的积极性都高涨起来了。”不仅是技术兵种，在普通的步兵分队里，学生兵也有出色表现，比如美式重机枪实弹射击时，那是十多挺机枪一字排开，对着丛林深处设置的集团目标猛烈开火。而一拨机枪手打完后，美国教官就会指挥十几个助教，把重机枪的部分零件拆卸下来，给下一拨射手设置障碍，这也是出于实战需要：战斗中机枪零件损坏需要更换怎么办？

而这些学生兵们一上去，最快的仅用30秒就可以排除故障继续射击，美军也比较服气：有这成绩，考西点军校也成了。驻印军总部是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月正式成立的，仅仅九个月以后的10月间，新一军的两个师即可以大规模发动反攻，并且火力和战力均优，与部队中编组的大批学生兵有很大关系。每次进攻战役中，天上有美军飞机掩护，后方有重炮猛轰，前面有坦克装甲车开路，日本人终于也尝到了武器落后被动挨打的滋味。

曾经服役于驻印军第1战车营的易克恨老人回忆，他当年只有16岁，跟随机械化驾教团的学员一起被送到印度蓝姆伽，学员年龄全部在18岁以下，被史迪威戏称为“娃娃兵部队”，所以最初对他们信心很是不足，原定装备的谢尔曼坦克也换成了M24霞飞坦克，重量只有15吨，配备机关炮一门和机枪两挺。

在战车第1营第一次投入实战时，甚至不敢直接告诉这些娃娃兵，而是以“进行大规模实弹演习”的名义发布命令。“演习”命令要求以连为单位，对准前方高地快速推进：“一律不准开大灯，可开尾灯联系，接近阵地时一律用火炮和机枪射击，不准打开车盖”。战车第1营从夜里打到次日凌晨三点，枪炮声才逐渐停息，然后又接到了拂晓前不准下车的命令。直到了天亮时分，这些学生兵才惊讶地发现已经身处战场，四周还有日军的尸体，清理车辆时还发现有些坦克履带上粘有日军的血肉！

战车营的学生兵就这样稀里糊涂参加了第一次战斗，但是他们驾驶坦克却轻易就碾碎了日军的防线、在不久以后的孟拱战役中，也是战车第1营第三连第一排的五辆坦克，率先冲进了一座日军驻守的大村庄。毫无戒备的日军被坦克追杀得四散逃命，战斗结束后才发现这里是日军第18师团的司令部驻地，不仅毙杀大批日军官兵和缴获战马、武器辎重，连第18师团的关防大印都缴获了，可见日军逃跑之狼狈。

对比一下国内抗日战场上，那些被强征或者抓丁而来的少年兵，两者的境况和作战能力完全是天地之差，许多少年兵连日军什么样都没看见，就在敌机或者敌炮火之下牺牲了，被俘的也不在少数。而这些有文化的驻印军少年兵，却能够驾驶坦克装甲车撵得日军精锐师团撒丫子逃命，这是不是“知识改变命运”呢？一句话，二战已经是近代化战争和现代化战争的分水岭。

这也就解释了抗战初期中日军队的素质差距，中国士兵的文盲率高达90%以上，在使用基本武器、技术兵器、观察地图甚至在传达命令等很多方面，都不能胜任战斗任务。拿最基本的军事技能来说，无论步枪、机枪还是掷弹筒、迫击炮和重炮，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射击、拆装、保养程度都会大打折扣，中国军队为什么广泛使用手榴弹呢？操作简单容易上手呗。

而日军的现役和预备役士兵普遍都具有小学或者中学文化，日军从中学开始就有军事课，再加上新兵入伍后几个月的各种单兵训练、模拟实战训练，所以日本士兵掌握的军事技巧和自身的战斗素养，远远在拉农村壮丁为主重庆政府军之上。常说日军战斗力较强，不仅仅是强在身体条件和单兵素质上，更突出的差距其实而是战术效率上。

许多八路军老战士都回忆到，在同样的人数和火力配置下，日军普通士兵通常能够做出比较好的应对和判断，隐蔽、射击、掩护、包抄、偷袭均能发挥出较高效率，而这是建立在具有基本文化水平之上的，否则士官和士兵就不能领会和贯彻军官的战斗意图和命令。当时的俄国学者曾经调研过：明治年间日本的青少年就学率达到70%以上，识字率超过50%，而在同时期的欧洲，英国的识字率是25%左右，法国的识字率是14%，俄国约为20%，中国呢？少得可怜就别提了。

同时，有文化的士兵也利于进行思想动员工作，知道为国而战和为民族而战，而这方面的工作，对文盲壮丁来普及肯定是事倍功半了。所以抗日战争时期双方军队战斗力的差距固然体现在武器装备和战斗意志上，平均文化水平也是一项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