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遵义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一幢二层小楼临街而立。
89年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指挥红军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就是这里谋划中国革命的道路，召开了一场重要的会议——历史学家称之为遵义会议。
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看，遵义会议不仅解决了军事和组织问题，重塑了党中央的权威，还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当然，这种历史评价只是后世史学家的观点，其重要性是由历史和人民所赋予。如果身临其境，未必有人能知晓该会议在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凯丰同志就是看不清历史的、分不清真理的局内人，他也是遵义会议上唯一支持李德、博古的参会人员。
先锋革命者凯丰只是一个化名，他原名何克全。
1906年，凯丰生于江西萍乡，算是年龄较轻的革命者。
投身革命前，凯丰家境富裕，接受过新式教育，思想较为激进、开明。
1925年，18岁的凯丰考入了武昌高等师范（即武汉大学的前身）学习。
武昌高等师范，是当时湖北境内一流的大学，校内不少教授的思想都左倾。
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耳濡目染之下，凯丰积极投入社会运动，声援过五卅，也曾向北伐军募集捐款。
1927年3月，凯丰正式有了一个政治身份——成为一名中共青年团成员。
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势如水火，双方彻底撕破脸。
凯丰身处中共一方，接受过高等的文化教育，是一颗耀眼的后起之秀。
中共十分注重培养后备人才，便举荐凯丰，启程北上，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政治理论。
从政治派系上分析，凯丰无疑属于知识分子的“留苏派”群体，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显然凯丰和毛主席这类的山沟沟里的“本土派“分属不同的阵营，这也为他日后在遵义会议上支持博古，敲响了先声。
更为重要的是，博古也早就听说过凯丰，有意培养。
1930年，凯丰从寒冷的莫斯科回到了温暖如春的上海，见到了博古。
博古知晓凯丰还不是正式党员，便当了凯丰的入党介绍人。
可以说，博古是凯丰在政治上的引路者，两者有着很深的私人关系。
由于凯丰年纪轻，没资历，一线核心的领导位置他肯定是坐不了，于是党内就任命他为团中央宣传部部长。
1933年4月，上海中央遭到破坏，凯丰来到了苏区瑞金，不久接替顾作霖任团中央书记。
上任之初，中日矛盾急剧上升，国民党奉行“不抵抗政策”。
凯丰便响应中央的号召，发动广大爱国学生，举行罢课、游行、示威活动，痛斥国民党的卖国行为。
为了揭露国民党的卖国行径，凯丰发表了一系列署名文章，历数了“国民党出卖满洲，出卖淞沪，掠夺教育经费，大批关闭、解散学校”等罪行。
在驳斥国民党炮制的“读书救国论”一文中，凯丰写道：“明显的事实是东北学校之被解散，上海战区学校之被毁灭，到哪里去读书呢？帝国主义的炮火在前面，怎样去读书呢？”
客观上讲，凯丰有着不俗的宣传能力。
蒋介石调集大军，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中央得到消息后，立即着手准备，动员苏区群众参军入伍。
凯丰领导下的少共中央军，号召了苏区广大青少年的响应，仅两个多月，就有7千多人参加了“少共国际师，加强了革命武装力量。
不过由于博古、李德的瞎指挥，导致红军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博古一度想要饮弹自尽，终被别人说服。
同属“留苏派”的凯丰却仍未认识到博古的错误，反而一直为博古开脱。
遵义会议上的凯丰1935年1月，贵州的遵义空气中透露出一股冰寒的气息。
当时，红军打了败仗，中高层指战员的士气都很低落，心中有怨气。
中央领导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不开一场会议，总结错失是不行了。
1月15日，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张闻天、毛泽东批判了博古错误的军事路线。
然而，凯丰却不同意毛泽东等人的观点，他站出来说：“我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的发言，中央是不可能犯军事路线错误。军事上的失败，用一句话就可以总结，是敌人过于强大造成的。”
毛主席反驳道：“我不同意凯丰同志的意见，敌人的强大是客观存在的，这点不假，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大家可以想一想，前几次蒋介石“围剿”我们，敌人是三十多万，红军只有三万，十比一啊，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保卫了苏区。事实说明，第五次的“围剿”是由于背离了中国革命的特点，机械地套用洋理论的必然结，这怎么不能说是军事路线犯了错误呢？”
讨论到这里，凯丰便不正面回答问题，反而给毛主席扣上了帽子，挖苦毛主席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了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拿着两本书，能打仗吗？”
毛主席笑了笑，继续说：“打仗光靠哪一本书，是不能打胜仗的，请问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你知道《孙子兵法》有几章几节吗？”
凯丰一脸不情愿地回答道：“我没读过，自然是不知道的。”
后来，还是周恩来出面，制止了这场争辩，提议举手表决。
会议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毛泽东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和能言善辩的口舌以及完全正确的理论赢得了与会人员的支持。
可大家不知道的是，遭到吃过洋面包的凯丰的嘲笑，毛泽东的心里也挺不是滋味。其实毛泽东当时，也没有读过《孙子兵法》。
之所以问凯丰读没读过，是出于驳倒凯丰使的一条计策，正应了《孙子兵法》中的“兵者，诡道也。”
1962年1月，毛泽东对日本一个访华团谈话时，讲述了这件往事，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能死板去照着书本呢？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三国演义》，至于《孙子兵法》，我也没看过。不过，从那以后，我来到延安，倒激起了我读《孙子兵法》的兴趣。”
即便会议有了结果，确认了毛泽东负责军事，但凯丰依旧不服气。
会后，他曾三番两次找聂荣臻谈话，希望聂荣臻能够支持博古，但是聂荣臻始终不同意。
后来凯丰还向博古说道：“聂荣臻真顽固，油盐不进！”
不过随着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摆脱了国民党的追捕，凯丰渐渐有了改变。
他的可贵之处也正此处：知错能改。在长征末期的许多政治关口，凯丰常常站在了毛泽东这边，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作斗争。
比如1935年6月，中央在四川西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了扩大会议，并通过了《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红四向川康退却的主张。
凯丰明确支持北上，还专门写了长文《藩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刊登在机关报《前进》上，批评红四领导人搞的西北联邦政府不可行，是想将中央也“联邦”进去。
红军抵达陕北过后，凯丰就一直被安排在老本行，宣传领域工作，著名的抗大校歌就是出自凯丰笔下。
建国后，凯丰任宣传部副部长，不幸染上了疾病，于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逝世。
儿子参观旧址凯丰的子女中有一人叫何明，他曾多次受邀参加红色旅游活动。
早在八十年代，国家刚刚改革开放，为了鼓励党内干部能摈弃旧思想、贵州党委领导便希望能借助兴建遵义会议纪念馆提振干部士气，就主动邀请了何明出席纪念馆的落成典礼。
可没想到，这次旅程出了点乱子。在纪念馆中，讲解员对历史的细节知之甚少，一个劲儿地讲凯丰是如何反对毛主席的，大大偏离了事实，弄得凯丰的儿子何明很尴尬。
何明说：“那个年代，人们没有祛魅，还是沿着旧有的思想，评价历史人物总是脸谱化，非正即邪，非好即坏，凯丰作为毛主席的对立面，自然就被说得不是人了。”
等到了2005年，何明又去了一次遵义。为了避免尴尬，提前和纪念馆的负责同志打了招呼，通了气。这才避免了类似不和谐的场面再次出现。
遵义纪念馆的负责人还发愁，向何明说，找不到一手的材料，手里凯丰的照片很少，希望能提供一些，摆在纪念馆，供游客观赏。
何明二话不说，将照片递给了负责人，说：“我父亲是在遵义会议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也的确和毛泽东有过比较激烈的争执，可能说过一些过头话，但这都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希望你们在讲解时能提到这一点，不要搞得非黑即白，将二人放置在一个对立面上。”
四年之后，何明经老南方局的子弟邀请，来到了重庆南方局的旧址参观。
一进纪念馆，就发现了几张大头像，分别是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但唯独没有凯丰。
其实凯丰当年也在南方局工作过一段时间，于是何明又是妒火中烧，立马告状。
馆长知道后，解释说二楼有你父亲的照片。何明一看，只是不起眼的集体照，就说道：“我不是怪你，只是我们应该正确看待历史，事情都过去了几十年，不应该再用脸谱化的方式演绎历史，而是将有血有肉的人展现出来。”
直到一年后，江西萍乡出版了《凯丰传》，才打消了何明的怒火。
结语：凯丰的一生，虽然存在着缺点和错误，但仍是一位合格的革命者。
尤其是在宣传领域上的工作，切实帮助到了革命，在文化阵地上给予了敌人迎头痛击。
可惜的是，其儿子未免太有些锱铢必较，为了恢复父亲的名誉，而不顾现实的考量，更不应该责难于底层的工作人员。
参考资料
《试论凯丰》江西大学学报 易绍林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凯丰》乌有之乡
《何明：父亲凯丰在长征中没搞阴谋》文史参考 2010年第1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