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兰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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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遵义会议纪念馆对外开放，霎时吸引了众多群众前来参观。

有些参观群众发现，遵义会议参会者名单包括了许多革命前辈，却唯独少了邓小平同志，但是董必武、林伯渠却名列其中。起初群众选择相信纪念馆的权威，并未对这份名单表示怀疑。

但是等到1958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到贵州视察时，看到当年熟悉的场景，他感慨万千，回忆说自己当时就坐在会议室的角落中。

此话一出，众人万分惊愕。难道历史资料出错了吗？明明资料中未查到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可是他为何说自己曾参加过遵义会议呢？那当时邓小平同志又是以什么身份参会的呢？

参观一结束，馆长孔宪权就找到杨尚坤，小心翼翼地询问他是否还记得当时参会的人员。

杨尚坤作当时作为红三军团政委参加了会议，他的话最有说服力了。可是已经过去了数年，他的记忆也有些模糊额，为了谨慎起见，他回答说到了北京查询资料后，一定会给出准确答案。

就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为了真实的名单焦头烂额之际，位于事件中心的邓小平同志倒是冷静。他既没有怪罪工作人员，也没有继续宣扬自己参与过遵义会议的事实。

终于，在各方求证之下，事情有了眉目，但是由于当年会议条件艰苦，资料不足，只找到了一份未署名文件。但文件中并未提及邓小平同志的姓名，馆长为了保险起见，就让纪念馆发出官方回应，将这份文件作为参考，张贴了18名参会者的照片，仍将邓小平同志排除在外。

很多人为邓小平同志感到不公，但是他依然冷静淡泊，从未为自己的辩解。

不久之后，贵州省来了新省长，他本人认为遵义会议意义重大，所以一直很关注场馆建设。

当工作人员提及“邓小平同志是否参会”这个颇具争议性的问题时，他面容变得严肃，坚定地表示，既然邓小平同志同志亲口说过自己曾经参加了遵义会议，那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

听了这话，工作人员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正式加入到参会者名单中。但因为一些原因，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又从参会者名单中被抹去。

1973年，邓小平同志从江西回到了北京，一位老友前来探望时又提到了遵义会议参会者名单这件事。

相较于旁人的愤愤不平，邓小平同志倒是显得十分平淡，他表示自己一生已经够精彩了，多了遵义会议不会增光多少，少了这件事也不会黯淡，为了空有的荣誉撒谎实在不值得。

这几句话不仅成了反击质疑者最有力的武器，也让人感叹邓小平同志同志的豁达和勇气。

我们终归要还原历史真相，革命者所做的贡献也不该被忽视，所以查明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过遵义会议十分有必要。于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这件事情的调查也正式开始。

首先就是邓小平同志自己的叙述和回忆。他曾多次谈到会议的细节，而且还提到了鸭溪等一些地名，如果没有亲身参与，对这些肯定不会如此了解。

而且资料也显示，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确实在贵州鸭溪和苟坝等地活动，这就和邓小平同志的回忆对应上了。

而且根据邓小平同志女儿毛毛的回忆，父亲邓小平同志曾经多次和自己讲起在遵义会议时的点点滴滴。

当然，参会人员的回忆和证明更有说服力，于是相关人员就询问了周恩来和杨尚坤。回忆起那段时光，周恩来先是感叹革命事业之不易，之后笑呵呵地说确实记得邓小平同志参加了会议，还充当记录员来着。

之后，杨尚坤也多次表示在会议中见过邓小平同志的身影。

尤其是1984年10月26日宴请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时，他还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党的历史，重复着周恩来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表示邓小平同志在遵义会议时就坐在角落记录，认真的模样叫人想忘也忘不了。

有了这些铁证，邓小平同志参与过遵义会议这件事自然毋庸置疑，但是仍有些人提出了这件事中的一些疑点。

如果邓小平同志真的是记录员，那么为何记录文件不见踪影呢？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当时条件异常艰苦，不仅没有完备的设施和环境来保存资料，而且需要时刻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自然无法将所有资料保存完整。

根据历史资料显示，中共中央在长征期间将重要文件都放在了几个箱子中，被他们称作“挑子”，基本上由人挑或马驮跟随中央行动。

如今遵义会议资料丢失，很有可能是四渡赤水时敌人炮火过于猛烈，驮“挑子”的马受惊落水，我军忙于躲避敌人攻击，根本没有时间，也不能对资料进行清点，所以遵义会议的资料很有可能就是在那时遗失在了水中，或者被炮火烧毁。

也有可能是在解放战争初期，我方为了保护文件，就把重要资料进行防潮、防虫处理之后掩埋到了延安郊外，准备等到战争胜利之后再取出文件。

但是战争残酷之程度超出预想，我方无法及时将文件取出。

后来新中国成立之后，亟待处理的重大事件一个接一个，这些资料也被暂时遗忘了。而且延安当地气候恶劣，等到中央派人前去搜查资料的时候，当时作的标记已经因为暴雨、山洪等被破坏，再无线索可循，当年的资料就永远丢失了。

还有一种可能是长征过草地时候出了意外。刘英晚年回忆到说草地茫茫看不见头，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泥沼之中，所以许多文件也就随着战士沉入了污泥中。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也称很多重要资料都没有保存下来。杨尚坤晚年回忆起遵义会议，也遗憾地表示不仅是邓小平同志的会议记录，张闻天的发言提纲也遗失不见了。

这样看来，资料保存完全受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这并不能成为质疑邓小平同志的借口。但很快又有些人拿出陈云的《遵义政刈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说事，因为这其中也没有提到邓小平同志。

关于这个问题，专家在研究查阅其他资料后发现，这份文件只用作记录会议的主要内容，并不能将参会人员全部记录在内，就连当时也参加这次会议的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没有提及。而且邓小平同志当时在党内并没有担任重要职位，就算被忽略也是可以预料的。

就算退一万步来讲，邓小平同志同志当时称自己参与过遵义会议的时候，除了博古、邓发、凯丰去世外，其余的参会者都在世，如果邓小平同志真的杜撰了历史，那么这些人为何从未反驳过他的说法呢？

邓小平同志参与过遵义会议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如果还有心怀不轨之徒试图用一些自相矛盾的言论来怀疑历史的真相，那么当年邓小平同志淡然的态度仍然是最好的反击。

邓小平同志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他和遵义这个地方也有着很深的渊源。

在遵义会议之前，邓小平同志一直担任《红星》报主编，随着中央行动。当时条件艰苦，《红星》报是唯一的报纸。

顶着敌人的疯狂进攻和办报的种种困难，邓小平同志依旧坚持着高质量办报水准，为饱受战争之苦的战士提供振奋人心的精神食粮。

1935年1月，红军进入了遵义，邓小平同志随中央军委纵队入驻遵义城，和潘汉年、黄镇、李一氓等一起住在一个知识分子家里。这是邓小平同志第一次进遵义，当时的他对这片土地和质朴的乡亲充满了好感。

1935年2月红军又一次攻占遵义，邓小平同志也随着部队再次进入了遵义。虽然两次驻扎的地方都不一样，但是大家对这个热情认真的战士都印象深刻。

李一氓在遵义会议期间恰巧和邓小平同志是室友，他回忆说两人曾经一起谈论过遵义会议的情况，邓小平同志也十分有自己的想法。

但遵义会议召开时，邓小平同志究竟是以什么身份参会的呢？查阅资料和著作，主流的观点主要有四种。

一是认为邓小平同志以《红星》报主编的身份参与了回忆，但是仅仅作为主编就能参与如此重要的会议吗？很多人保持怀疑的态度。

二是认为《红星》报主编邓小平同志、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列席了会议。

三是认为遵义会议“其他参加者”中有邓小平同志，他的身份是“中共中央秘书长”。

四是认为邓小平同志先以 《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

之前由于资料不足，调查受限等原因，更多人倾向于第四种看法。 随时国内形势发展变化，邓小平同志当时参会的身份也更加明了，大多人相信他是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会的。

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回忆，他当选中央秘书长并不是在遵义会议上，而是在1934年年底前，也就是在黎平会议期间。

关于这种说法，邓颖超给出了肯定。据她回忆，当时她的身体状况不好，于是就让邓小平同志担任了这项职务，主要负责会议记录，整理文件，起草命令等。

在这之后，邓小平同志在各种会议登记上都填写的是中央秘书长，这一点从现存的邓小平同志的履历表上也能查询到。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会议召开之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看着这番新的景象，邓小平同志感慨万千，对革命道路充满希望。

之后邓小平同志随毛主席、周恩来等人进行长征。邓小平同志女儿毛毛曾回忆说，长征路途遥远，充满困难险阻，他们经常是白天一边躲避敌人，一边行军，晚上随便找个地方就挤在一起睡觉。他们同吃同住，患难与共，在艰苦岁月中培养了坚固的革命友谊。

新中国成立之后，邓小平同志也一直心系遵义，关注着遵义的发展。

1984年11月2日，遵义会议召开五十周年，收到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邀请之后，邓小平同志大笔一挥，题写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的匾额，还为遵义红军烈士墓纪念碑题写了“红军烈士永垂不朽”。

短短几字中，饱含了他对过往岁月的怀念以及对革命烈士崇高的敬意。直到今天，遵义会议纪念馆依然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

到了晚年，邓小平同志依旧挂念着中国事业的发展建设和革命精神的传承，在和记者朋友以及对外的交谈中，他仍多次强调了遵义会议的重要性，以及遵义会议精神对中国发展的启示。

今天，邓小平同志同志已经离开我们26年了，但是他对革命事业和新中国发展所做的贡献将永远不会被遗忘，历史的真相也不会被掩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