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四川大邑县安仁镇的地主庄园陈列馆正式公开展览，村中百姓闻声来到展览馆观看昔日地主的罪行。

“有人欢喜有人忧”，刘文辉是当地的政协副主任，同时也是这位地主的至亲。在这样的情况下，刘文辉必定会遭到村民的唾弃与嘲讽，陷入困境。

也就是在这时，周恩来下发调令，让他进京任职。

刘文辉曾与共产党是对立方，如今的他为何会成为当地的政协副主任？周恩来，为何特意做出工作调动，以此来保护他？刘文辉与周恩来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895年，刘文辉出生于四川大邑，家中排名老六，是最小的孩子。

刘文辉自幼受到父母与几位兄长的疼爱，他在13岁那年，凭借优异成绩考入陆军小学。然而，因为年纪太小无法满足入学要求。之后，在家人的帮助下，他虚报年龄，成功入校。

但在入学之后，刘文辉的谎言被校长看穿。在校长询问的时候，刘文辉以“欲强国必先练兵，兵不强则不能御外侮”的言论，让校长拍案叫绝，破格将其录取。

入校后，刘文辉凭借优异成绩，一路保送，最后来到陆军军官学校。

刘湘在听闻刘文辉的事情之后，对这位堂叔十分好奇。在刘文辉毕业之后，刘湘立即向他发出邀请，让他来到川军第八师担任上尉参谋。

刘文辉才识过人，再加上刘湘的提携，很快便在川军中占据一定地位。随着川军力量越来越大，两人的野心也逐渐显现出来。

刘湘与刘文辉两人都想称霸四川，成为当地的主宰者。因此，两人从一开始的合作伙伴，变成了对立方。

刘湘为了增长自己的实力，扣押了刘文辉从国外购买的大量军事物资。刘文辉知道后，立即派人来到重庆与刘湘商议，但刘湘并没有同意。

刘文辉哥哥刘文彩知道此事后，为了替弟弟出气，特意派出一名刺客来到重庆行刺刘湘。谁料，刺杀行动不成，还由此点燃了双方的战火。

刘湘与刘文辉不同，他与蒋介石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刘文辉是孤身奋战，自然抵挡不住两个人的夹击。

1933年，刘文辉战败，刘湘称霸四川，成为“四川之主”。

战役结束后，刘湘顾念亲情，并没有对刘文辉赶尽杀绝。他将四川与西藏之间的一小部分势力划给了刘文辉，让他在不威胁自己的地位下，拥有小部分势力。

当刘文辉与刘湘领导川军作战的时候，刘文彩凭借这两位亲人的职权，在家乡混得风生水起，甚至还做起了生意。刘文彩与刘湘以及刘文辉不同，他不喜欢军事，他喜爱钱财。

由于两位至亲都是川军的将领，因此有不少人都会攀附刘文彩，希望他能够在两位将领面前美言几句，让他们能够“加官进爵”。在这样的情况下，刘文彩的生意越来越好，渐渐成为当地的首富。

刘文彩虽然不参与军事方面的事情，但他还是十分了解时局的。

当刘文辉的势力开始逐渐增大时，他就料想到刘文辉与刘湘必有一争。刘文辉是自己的亲生兄弟，他自然是要站在刘文辉的身边。考虑到这些后，刘文彩提前做好准备，他将自己大部分的生意分布在刘文辉管辖的阵营。

在刘文辉的地盘下，刘文彩没有任何顾忌。他一边担任川军旅长，一边经营生意。刚来到宜宾的时候，刘文彩还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做的都是正经买卖。但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野心也在逐渐变大，他觉得做正经生意来钱太慢，太耗费时间。

于是，他将目光锁定在倒卖和贩卖鸦片的黑市上，想要从中获取高额利润。

除此之外，刘文彩借刘文辉的关系，担任过川南禁烟查缉总处长、四川烟酒公司分局局长、川南护商长等十几个职位。

刘文彩在当地开征四十多个税务项目，其中大多数税务都是让人无法理解的，如花捐、厕所捐、锄头捐等。而且，刘文彩还在当地的一百公里内，设立三十多个关卡，强制征收商税。

除此之外，刘文彩还强迫村民种植罂粟，从而征收烟苗税、烟土税等。村民知道刘文彩种植罂粟的用意，所以有些村民是十分抗拒的。

面对反抗的村民，刘文彩会将他们带到“水牢”行刑。遇到一些交不起房租的人，刘文彩同样会将他们放进去。

据一位村民所说，她因为欠了刘文彩五斗2升的房租，就被他关押了九天。她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在水牢的时光，“水牢就是人间地狱，如果有人进去，那就没有生还的可能。如果不是我家里人及时将债务还清，那么我必将永远留在那里，尸骨无存。”

事实上，水牢是刘文彩藏匿鸦片的地方，水牢里面的门板都十分厚，足有六厘米。刘文彩为了保持烟土的湿润性，将水牢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存储烟土，下层常年蓄水。

在刘文彩压迫下的宜宾，百姓整日哀叹，民不聊生。1927年，共产党员徐经邦带领六千名农民起义反抗刘文彩的暴行。但很快就被刘文彩的士兵镇压，就连徐经邦也遭其杀害。

1928年，刘文彩下令捕杀阻挡他道路的共产党员，他雇用民间杀手，残害了五六十名革命军领导和战士。

此后，刘文彩不仅以税收的方式继续剥削农民，还用暴力的方式抢夺农民的田地。

1931年，四川省委特派员苟良歌来宜宾巡视，刘文彩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士兵搜查其踪迹。在茶馆发现他们后，将他们抓捕入狱。刘文彩向他们询问其他地下党员的行踪，试图将他们一举抓获。

五名被关押入狱的党员，誓死不从。蔡涛堂以金钱为诱饵与刘文彩交易，让其将狱中的蔡涛义释放。

蔡涛义知道后，以“要放一起放，要解押一起解押，要杀就一起杀”回绝了。刘文彩听后，十分生气，派人对他们施加“背火油桶”等酷刑。

几日后，五人仍然没有透露一丝消息。

3月28日，刘文彩派士兵将五人押到刑场后，枪杀宜宾中心县委书记孔方新等人（共计5名领导干部）。随后将遗体放置在当地的大坑埋葬。这就是历史上的“五人堆”事件。

不久后，刘文辉与刘湘矛盾激化。刘文彩派出的杀手，非但没有杀死刘湘，还惹祸上身。

1931年11月24日，刘湘派飞机轰炸刘文彩。刘文彩提前得知消息，连忙变卖家中财产，勒索钱财后，带着4500箱金银仓皇逃离，回到老家。

1933年，“二刘之战”结束，刘文辉战败，刘文彩脱离军中的一切事务。在回到家乡之后，刘文彩藏匿大量钱财，在家中建立庄园，霸占村民田地。

刘文彩向农民出租一亩土地，必定会提前收取二斗黄谷作为押金。因为通货膨胀，押金贬值，刘文彩变换钱路，以增租夺佃的方式向农民出售。从此之后，刘文彩在当地过上了恶霸地主生活。

而刘文辉则与他不同，在“二刘之战”结束后，刘文辉率领残余部队来到西康，逐渐走上人民阵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刘文辉捐助50万元用于抗战资金。此时，刘文辉认识到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后，与邓锡侯、潘文华联络地方实力派的人物一同联合起来反蒋。

1938年夏天，董必武、林伯渠等人来到武汉参加国民参政会，途经成都的时候，恰巧碰见刘文辉。双方在进行了短暂的交流后，董必武得知刘文辉的态度与立场，随即向刘文辉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刘文辉了解情况后，极为赞赏。随后与董必武达成共识，决定团结地方势力，一同反蒋。

1939年，日寇不断对重庆进行轰炸，在这紧要关头，董必武再次来到重庆找到刘文辉，向他分析当前的国内形势，讲述了这场战役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了刘文辉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刘文辉在雅安接待了中共中央代表华岗，结交了许多进步人士，更加确定了立场。他与共产党员李湘符、杨伯恺取得密切联系，参加了他们建立的“唯民社”。

“唯民社”，主要是发展进步文化，推动抗日民主运动，宣传抗日救国主张。

经过报刊的宣传，这里团结了许多全国文化名流和爱国人士。在建立初期时候，民盟的资金十分短缺，刘文辉知道后，为民盟的活动和成员的生活提供了许多帮助。

根据李湘符讲述，“当时，刘文辉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唯民社’的成功，全靠他的大力支持。”

同年3月，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成立后，刘文辉与张澜（民盟主席）取得联系，用大量物资资助民盟的活动。根据民盟中央委员潘大逵讲述，刘文辉曾经通过张志和资助他1000万元筹建民盟西南支部。

刘文辉除了没有直接参与民盟的活动，他对民盟会作出了许多贡献。除了在资金上资助民盟，他还为民盟的工作人员提供掩护，逃离蒋介石的追捕。

1942年，彭迪等教授被国民党特务追捕到雅安，刘文辉得知消息后，立即派遣身边的代军中长刘元瑄前往救助，并安排彭迪来到自家公馆入住，保证其安全。

除此之外，刘文辉还自己出资在成都与重庆创办了报刊，宣传抗日救国主张。

中国共产党这边一直密切关注刘文辉的政治态度，周恩来在得知刘文辉的情况后，对他很是欣赏，一直等待他表明态度。当得知刘文辉在报刊上宣扬抗日救国主张后，周恩来觉得时机已到。

不久后，周恩来与刘文辉取得联系，正式会晤。

在这次见面中，周恩来对刘文辉（反对蒋介石的控制）的立场表示支持，而刘文辉在见到周恩来后一见如故，对周恩来的看法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表示赞同。

在融洽的交谈中，双方建立了持久的联系方式—电台。

一段时间后，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察觉到刘文辉的情况，立即向蒋介石告知情况。随后，蒋介石派遣军统特务来到刘文辉的家中搜查。刘文辉提前得知此事，早已做好准备，所以军统特务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1944年冬，刘文辉正式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49年1月，蒋介石为获得刘文辉的支持，特意将他请到南京。刘文辉到达南京后，一边与蒋介石见面商量事宜，一边命令自己的随行参谋长杨家侦秘密来到上海，找到软禁的张澜，向他请示下一步计划。

张澜对刘文辉提出三个建议：

一、根据目前局势，蒋介石之后会有所行动，务必时刻注意他的举动

二、川康日后的行动要量力而行，另外立即加入革命阵营，如若力量薄弱，则等待时机，待解放军入川之后再行动

三、一切行动要有备无患，提前做好准备，早日回到四川

杨家侦将这些话带给刘文辉，刘文辉沉思后，决定按杨澜所说执行。

同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刘文辉在四川与邓锡侯、潘文华等人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蒋介石。同年12月9日，三人一起致电起义，迎来了西南地区的解放。

当刘文辉加入人民阵营的时候，刘文彩还在家乡剥削人民。

1949年10月17日，刘文彩在双流县病逝。

1958年，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正式开始筹建，刘文辉得到消息后，心中五味杂陈。

在土地改革时期，刘文辉曾说：“我就是‘大绅粮’（大地主），但我将无条件地将我所有的土地分给农民。在没有实行土改之前，我当然还要照章纳税。今天，是川康所有‘大绅粮’觉悟的时候！”

刘文辉是当地的政协副主任，而刘文彩的事情，必定会对他造成一定影响，他日后的处境一定会十分艰难。正当刘文辉为此事发愁的时候，收到了周恩来的来信。

1959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65岁的刘文辉被调任到北京，任职林业部部长。

刘湘、刘文辉和刘文彩，这三个人改变了刘氏家族的贫穷落寞，让刘氏家族在历史上有了相应的记载。

但三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刘湘与刘文辉选择从军，刘文彩选择了经商，成为了当地的地主。其中，刘文辉与刘文彩两兄弟的一生，成为鲜明的对比。

一个是为人民奉献，受到敬仰；另一个是剥削人民，受到全村人的唾弃。从这件事情中，告诉我们要：要选择正确的道路，不同的选择造就不同的人生。

对于“1959年，刘文彩地主庄园开馆，周恩来知道后紧急将刘文辉调到北京”的故事，大家在读过之后，有什么感受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