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是古人留下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数量众多，且其中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可谓无所不包，蕴含着难以估量的社会、历史、文化价值。

《笔记小说大观》

近年来，随着古代笔记丛书的大量出版，晚明笔记的相关研究也如火如荼的展开。然而，整体而言，这些研究更多是将笔记作为其他领域研究的辅助性材料，而关于笔记的成书方式、成书过程、成书细节等问题却一直缺乏有力的探讨。这种笔记成书研究的薄弱不仅直接影响到今人对于笔记材料性质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笔记材料引用的盲目性。

笔者仅将个人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些思考陈述于下，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笔者认为，本质上言，笔记的形成是一种信息的生成、传播与记录过程。研究笔记，也不能仅仅关注信息的最终呈现，更要关注笔记的信息是如何产生、如何传播、如何被一步步记录加工并最终定型的。

就拿笔记的分类来说，前人关于笔记的分类多从文本内容层面出发，将其分为“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考据辩证类”。但笔记的内容往往无所不包，大多数情况下很难对一部笔记的内容属性进行清晰的划分。

如果将目光深入到笔记信息的获取方式就会发现，笔记的内容虽然五花八门，但作为记录的主体，其获取信息的渠道却是相对有限的：一种得自于作者的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一种来源于口述传闻，一种来自于作者的阅读所得，还有一种出自于作者的思考或感受。

因此，与获取信息的渠道相应，笔记的分类不妨划分为“亲历亲见类”“谈录类”“抄录类”“考据论说类”“随感类”这五种基本类型。另有一些笔记，其获取信息的渠道较为多元，几者之间并无轻重主次之分，故不妨别立一“综合类”。

根据信息的来源对笔记进行分类，有利于学者按照不同的成书方式对笔记的信息源头、传播路径、记录方式等进行考察，这对于笔记成书研究的展开无疑是极为有利的。

具体而言，晚明笔记的成书研究又可分为三大版块：笔记的信息生成研究、笔记的信息记录研究、笔记的修改润饰研究。

《中国笔记文史》

笔记的信息生成研究主要关注这样一个问题：笔记作者所记录的文化信息是怎样一类群体在怎样一种场合之下，以怎样一种方式最终生成的。

不妨以晚明时期颇具特色的“谈录类”笔记来说明：在晚明时期，有相当一部分笔记是通过谈话记录这一方式最终形成的。此类笔记的内容并非作者一人之独创，而是作者对谈者所谈内容的记录或改写。

因此，考察此类笔记就不能仅仅将目光集中在作者一人身上，还要关注到谈者的身份地位、谈者与记录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谈话展开的文化场合等问题。

笔者曾对晚明万历时期“谈录类”笔记中的谈者加以统计，并对其生平进行考察，发现当时的谈者主要有以下三大群体：学者群体、仕宦群体与民间文人群体。

《明代笔记考论》，马兴波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版。

学者群体大都有着较长的博览群书、潜心著述阶段，如江应晓、吴炯、陈第等人，他们的知识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谈录类”笔记的内容重心。而和“谈录类”笔记的形成密切相关的还有诸人游学、讲学、谈学的经历。

古人为学往往注重师友同道之间的相互发明与相互砥砺，吴炯就曾感叹自己“无杨、谢之遇，师友无所发明，操行无所砥砺”，在被授予杭州推官一职以后，他才有机会“浪游武林”，时时参加缙绅聚会，最终他将自己与他人的谈学之语加以记录润饰，形成了《丛语》一书。

仕宦群体又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地位较为显赫的达官贵人，较为典型者如李言恭。

李言恭虽非“谈录类”笔记谈话信息的主要提供者，但其社会地位与政治影响力却对其他谈者形成了较强的凝聚作用。时人评价他“好文墨，招邀名流，折节寒素，词人游客，奔走如骛。”名贤才士、山人布衣、僧人衲子都曾齐聚在他的宅中分韵赋诗、把酒燕谈，这不仅为各个阶层的谈话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还为晚明笔记《耳谈类增》的成书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仕宦群体中还有一类人，曾担任一方之知府、知州、知县，如王同道、易仿之、江盈科、赵善政等，这些人往往充当着“谈录类”笔记信息提供的生力军。

在他们的谈话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来自于他们为官一方时的所见所闻。这些文人宦游一地，往往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奇事异物感到新鲜，而在与亲朋好友的聚谈中，此类内容可以新闻见、资谈助，故颇受人欢迎。

另外，在古代官员的为官过程中，谈话一方面具有着了解民生疾苦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具备着公余娱乐遣兴的文化功能。由此，谈者与谈者、谈者与记录者之间通过口耳相传，实现了信息在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流动。

《明代笔记小说》

在晚明“谈录类”笔记的信息提供中，民间文人群体的作用也不可小觑。这类文人基本没有过仕宦经历，大多数人主要以隐者自居，如周晖、盛时泰、张凤翼、黄奂等。

民间文人群体的兴趣常在诗文书画、古玩赏鉴、游山玩水之间，热衷于风雅之事，具备着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经常雅集聚会、结社赋诗、饮酒清谈，这也成为“谈录类”笔记记录信息得以生成的一种重要文化土壤。

在谈话信息生成之后，还必须关注这样一个问题：这些谈话信息是通过一种怎样的关系或纽带传达到记录者耳中的。

一般而言，谈者与记录者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三种：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学缘关系。

所谓亲缘关系是指谈者与记录者之间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如《谬言》的谈者陈第与记录者陈祖念之间为父子关系，《客座赘语》中的谈者王少冶与记录者顾起元之间为翁婿关系等，但这种情形在“谈录类”笔记中并不多见。

《客座赘语》

所谓地缘关系，是指谈者与记录者在地域上较为接近，多为同里或者同乡。如王同轨介绍《耳谈类增》中的重要谈者彭尊古、易仿之、何起凤：“三公皆里人”；《金陵琐事》的作者周晖与谈者盛时泰、陈芹、僧弘恩皆是金陵人。古代的乡里之间往往有着交流的文化传统，因此在谈者与记录者的关系类型中，地缘关系占据着较大比重。

学缘关系是指：谈者与记录者之间或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或因为志同道合、兴趣相投而一起交游论学。前者如《金陵琐事》的谈者杨道南与作者周晖，后者如《雪涛小说》的谈者袁宏道与作者江盈科。

除此之外，晚明“谈录类”笔记的信息生成还有着一些固定的谈话场合，笔者曾将其区分为“家庭私谈”“师友聚谈”“客谈”“社谈”这四种。不同的谈话场合往往对应着不同的谈话内容、谈话形式、谈话风格等。

这些因素不仅会影响到谈者的言说内容与言说方式，也会通过文人的秉笔记录，或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笔记的内容、体制、语体、体式、体性，最终孕育出截然不同的笔记风貌。

“谈录类”笔记的信息生成研究如此，对于其他类型的笔记也可采用类似的思路与方法。比如对于“亲历亲见类”笔记，作者的经历类型到底是什么？是仕宦还是游历？作者又有何契机得以亲见他人所难以目睹的事件？对于抄录类笔记，作者抄录背后的文化行为与文化目的到底是什么？是备科举还是备著述？

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细致考察，才能达成对于晚明笔记信息生成的深入理解。

《明代笔记小说大观》

笔记的信息记录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层面的问题：笔记作者的记录动机研究、笔记材料的取舍标准研究、笔记内容的记录方式研究与笔记文本的书写方式研究。

记录这一行为虽然更加强调文本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但记录对象在转化成文本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记录者主观意图、记录动机的影响，从而使记录演化成一种带有着作者个人特色的“言说”。而晚明笔记作者的记录动机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种受儒家入世精神的影响，强调个人道德品行的不断完善，希望通过笔记著作对世道人心施加有益的影响。

较为典型者如吴炯、薛应旂、伍袁萃、丁元荐等人。在这些人看来，“言”本身并不具备作为一种目的而存在的合理性意义，如果以“言”为目的，最终不过是谈天雕龙、锦心绣口。

但尽管如此，“言”依然可以作为一种工具来“诱人入道”，一旦达到“道”的最终目的，“言”这一工具就可以舍弃，得鱼忘筌，登岸舍筏，最终达到“无言”的至高境界。

《明清笔记谈丛》

在晚明笔记中，有不少作品集中记录古今名贤的嘉言懿行，其动机正在于，以一种道德化的言行来树立一批德行的楷模，从而对个人的道德形成一种兴起，对社会的时弊构成一种针砭。

一种受古代博识传统的影响，期待通过笔记的抄录与阅读，达到博闻多识的文化境界。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中就流行着对于博识的强烈推崇，他们或征事、或策事，博学多闻者的流风余韵常为后世文人所企羡与追想；唐宋时期“博学宏词科”的设立更加深了这一传统，为了备科举之需，涌现出不少杂钞性质的笔记与类书。

明代的博识之风也十分兴盛，杨慎、王世贞、焦竑、胡应麟等皆是以博洽见称的学问大家。许多晚明人正是从博识这一角度来肯定笔记言说的合理性的。

施梦龙就曾说过：“夫博雅之士折衷六经，靡以尚矣；然犹参订诸子，旁采百家，……至于稗官小史，罔不涉猎，以洽闻见，……尚其备也。”

莫是龙亦言：“经史子集之外，博闻多知，不可无诸杂记录。今人读书而全不观小说家言，终是寡陋俗学。”

在这些人眼中，笔记是一种知识与文化的重要载体，而撰述笔记也成为博见洽闻的一种重要方式。

还有一类文人则将笔记视作一种消遣的工具，希望通过对一些谐谑、神怪之事的记录达到一种娱乐性的效果。

晚明文人崇尚性灵，好谑且善谑，并常将谐谑和文人的才思敏捷相联系，从这一角度出发，他们对谐谑类内容的言说合理性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如屠隆就曾说过：“善谑浪，好诙谐，……取快佐欢，亦无大害。”

冯梦龙在《古今谭概》中亦说：“夫为词而足以资人之谐戏，此词便是天地间一种少不得语，故余喜而采之。”

《古今谭概》

神怪之事也能产生娱乐化的效果，如张文光说晚明奇闻异事类笔记《耳谈类增》“可以解酲而却睡”，李维桢指出《耳谈》可以令厌常喜新者“读之欣然”；江盈科则评价《耳谈》：“事新而艳，词爽而快。怒，读之则喜；愁，读之则畅。”

可见他们皆认为，神怪异事可以令人产生一种“骇心”的快感，进而实现一种愁绪的抒发，达成一种心情的舒畅，这正是志怪之奇娱乐功能的体现。

晚明笔记在长期的记录传统中也形成了一定的材料取舍标准，整体而言，作者在记录中主要考虑到以下几点：材料的真实性、材料的稀缺性、材料与作者关注点的相关性。

人们往往对笔记以“不实”而加以非议，所谓的“不实”主要有三种情形：

一种是因为有个人利害的加入，作者有意识地对相关事实进行歪曲；一种是由于作者的见闻阅历较为偏狭，从而导致撰述的谬误；第三种则是因为作者过于标新立异，追求骇人听闻，从而引起对事件真实性的悖离。

《历代笔记概述》

针对这些“不实”的责难，晚明文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材料的真实性加以改进：尽量选取天下之公是公非，而对源于个人好恶的讪谤诋毁之说采取舍弃的态度；尽量选取经过精心考量的材料论断，而对那些考核未确、附会疑似的内容采取舍弃的态度；尽量选取有着确切依据的内容，得自于纸上者标明出处，得自于耳闻者注明谈者，对于那些没有确切来源的无稽之谈则采取舍弃的态度。

晚明笔记的作者还十分注重材料的稀缺性。这表现在，许多笔记作者往往以“识小”之人自居，这种身份定位正显示出，作者想要通过对人所未见、人所不知的内容的广泛记录来对主流知识文化体系加以补遗。

在史料性笔记中，作者常强调某则材料为正史所不载；在学术类笔记中，作者常以自身阅览见闻考常谈之误；在辑录类笔记中，作者也往往会说明自己的著作在辑录主题、辑录范围上和前人的差异，这些都说明作者有意避开主流的文化体系，在更为广阔的知识范围里庞搜博览、另寻天地。

笔记材料的选取还受到材料与作者关注点相关性的影响。记录者本身往往有着一定的个人经历、知识背景、兴趣爱好，因此，对自身感兴趣的事物每见必录，而对自己不关注的内容熟视无睹，也是人之常情。

朱谋㙔的言论就鲜明体现出这一倾向：“文，狂海也，珍奇环玮，何所不有？……志在骊珠者不顾盈丈之珊瑚，志在圣水者不奇雪屋银山之潮汐。”可见，记录者主观的兴趣偏好，往往会影响到他们的材料选择。

在选取了具体的记录对象之后，作者还需要以一定的记录方式将其转化为文本。笔者曾对晚明笔记的记录方式进行考察，发现笔记作者往往以“赫蹏”为书写载体，而以“巾箱”“巾箧”等作为储存工具，经历长时间的累积，最终形成一部笔记。

《明代笔记日记绘画史料汇编》，张小庄、陈期凡编著，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版。

赫蹏书写空间的有限、箱箧分类功能的缺乏，都对笔记短小、零散、杂乱的文本状貌产生了影响，并最终构成笔记与论著在著述体式上的分野。

当然，虽然笔记整体上具有着“杂”和“散”的文本特征，但从书写的角度而言，晚明笔记的书写也并非全无规律可循。

比如：受古代史书论赞的影响，笔记作者往往会在记录之后，保留一个集中发表个人意见的文本空间；在真实性的驱使之下，作者往往会在条目末尾说明记录的时间、地点、消息来源等；在材料的排列中，作者也时常遵循“相同而类”或“相反而类”的原则。

这些书写的具体形式，和笔记的文化传统、笔记的学术思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只有摸清笔记作者所遵循的记录传统、所秉承的学术思维，才能对笔记的书写产生更为深入的理解。

《明清笔记史料丛刊》

在对相关的信息加以记录之后，笔记的成书并没有完全结束。随着时间的推移与见闻的增长，不少笔记作者都会对以前的记录加以修改润饰。那么在这一过程中，笔记初始的面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集中在文本的哪些层面？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这正是笔记的修改润饰研究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修改润饰研究，必须要落实到不同阶段的笔记文本方能展开，而对于大部分笔记而言，读者所能看到的只是其最终的面貌。

而王同轨的《耳谈》《耳谈类增》却不然，从万历丁酉至万历癸卯，由于作者的随得随增，先后出现了五卷本《耳谈》、十五卷本《耳谈》以及五十四卷本的《耳谈类增》。在由十五卷本《耳谈》发展为五十四卷本《耳谈类增》的过程中，许多原有条目的文字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为笔记的修改润饰研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样本。通过对比不难发现，王同轨的修改润饰主要发生在以下三个层面：

记录层面。

首先，王同轨在《耳谈类增》中，往往将《耳谈》成书之后，自己所阅所闻的同类事件附加在原有的条目上。类附一方面使得原条目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另一方面也有证明所记奇事并非孤例的意图。

其次，对于某些事件，作者在《耳谈》成书之后得到了关于此事更为直接的材料或更加确切的来源，因此在《耳谈类增》中以新的材料内容对原有条目加以替换或改写。

再次，在《耳谈类增》中，作者还对一些事件的背景、起因做了更加充分的交代，使得事件的叙述有铺陈、有渲染，来龙去脉更加完整，达到了更好的叙事效果。

《耳谭》

议论层面。

从《耳谈》到《耳谈类增》，条目末尾的议论明显呈一种增加的态势，这说明，王同轨对于以前听闻的奇闻逸事，不再简单流于一种记录与保存，而是希望通过有意识的反思，将故事的主题思想加以深化提升。

而从思想层面来说，五卷本、十五卷本的《耳谈》更多宣扬的是一种因果报应的思想，主张发挥“劝惩”中“惩”的一面，书中的鬼神也更多带有一种神秘而不可知的色彩。

而到了《耳谈类增》，作者更多赋予了作品道德教化的社会功能，并期待通过奇闻异事的讲述实现民众在道德行为层面积极主动的转变，将“劝惩”的重点放在了“劝”上，天命鬼神也与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相结合，具备了更多理性化的色彩。

《明代笔记日记书法史料汇编》

这一变化与王同轨的身份转变有着密切联系：王同轨一开始写作《耳谈》，正处在自己的待官时期，这决定了他一开始主要是以一种搜奇猎异的娱乐心态来记录奇闻异事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同轨逐渐成为仕宦阶层的一分子，此时的王同轨更多感受到一种对于朝廷与社会的责任，并更加期待通过议论部分的改变将《耳谈》由一部猎异之书转变成一部有为之书。

表达层面。

在表达层面，王同轨也对《耳谈》的原有条目进行了诸多加工，比如作者为了让读者相信自己所记内容的真实性，往往会对之前的一些叙事漏洞进行弥补，从而让事件从逻辑的角度更加无懈可击。而从叙事的生动性上而言，王同轨常常在原有记录的基础之上进行合理想象，加入细节与修饰性成分，使得事件的描摹更加的逼真与动人。

另外，王同轨还调整叙事先后、精简叙事文字、改善叙事逻辑，使得文本的可读性、趣味性都大大增强。这种种改变都提醒人们：笔记文本的最终呈现并不仅仅与信息来源、信息记录有关，还是作者后期反复修改、润饰、加工的结果。

总而言之，对于笔记的研究不能仅仅注重笔记材料的开发与利用，还要充分还原笔记的成书环节与写作流程，从信息来源、记录书写、修改润饰等多重角度对笔记材料做出全方位、动态化的考察，这样方能形成对于笔记内容更为精准的认知。

《明代笔记小说俗语词研究》

除此之外，还应将不同类型的笔记放到不同的文化传统之中，复原笔记诞生的文化场合，探索笔记文本生成时所伴随的文化行为，如此方能对笔记这一文类产生更加深入的理解。这一思考虽由晚明笔记引发，但对于中国古代其他时代的笔记研究也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