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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西藏就是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是完成全中国统一大业的应有之义。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从1949年开始，中共中央逐步将西藏的解放提上议事日程，酝酿决策的同时，围绕进军西藏开始了积极的军事部署和全方位的准备工作。

1949年以前，毛泽东就曾数度论及西藏，但这一时期，在毛泽东的视野中，还未深度考虑西藏的民族问题。

解放战争后期，随着战争进程的不断推进，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西藏问题越来越关注，且考虑的重点越来越倾向实际解决的操作层面。

1949年2月，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会见了来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一行，并进行了座谈。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同苏共代表面谈，他围绕着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系统地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在谈到解放战争的进程时，毛泽东指出：

解放全国，“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

(1)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

(2)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

就目前所公开的材料来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到“解决西藏问题”。

从这次谈话可以看出，这时毛泽东已从一般地考虑西藏问题，进入到思考实际解决问题的阶段。

这次毛泽东同米高扬谈西藏问题的解决，是在展望解放战争的进程，并无立即着手解决之意。由于江南、华南和西南此时尚未解放，与国民党的内战尚未取得全局性胜利，在毛泽东和中共高层的考虑中，西藏问题的解决远非当之急。

1949年3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对各大野战军进行的战区的划分还不包括西藏。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在5月至7月间制定了一个为了“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的战略规划。

这个规划对各野战军下一步的进军目标分别做了部署，其中少数民族聚居区云南、贵州、四川、西康、新疆都成为下一步进军的目标，甚至比“西藏问题更复杂”的台湾问题，也在毛泽东考虑之中，明确指示“准备明年夏天夺取台湾”。

1949年夏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

7月25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转斯大林的一封电报中指出：“我们设想到明年的下半年，即在我军进攻台湾期间，中国大陆的所有领土除西藏外都将被我们占领”。

在当时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考虑中，西藏的和平解放将是最后解决的问题，要迟至1950年以后。

一个月后，西藏发生了“拉萨七八事件”（也称驱逐汉人事件）。

“拉萨七八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暂时与西藏地方中断了关系。西藏地方分裂分子日益嚣张，一方面积极制定抵制祖国统一的“文武策略”，一方面决定派出几个“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等国，寻求对其“独立”的支持和军事援助。

“拉萨七八事件”及其后西藏局势的日益恶化，促使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西藏的关注，并把在西藏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公开化。

9月3日，新华社针对“驱汉事件”发表了一篇题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指出：

“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

这是中共在西藏问题上的第一次公开表态，明确提出了“要解放西藏”。

之后，中共对解放西藏的表态越来越坚定和明朗。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署名文章，再次表明中国人民解放西藏的坚定立场。

24日，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朱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做出三项庄严的保证，其中第一项就是保证解放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全部中国领土，完成中国统一大业。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解放军总部向全军发布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乘北去的列车，前往莫斯科。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出国访问。

就在出访途中，他得到西藏当局派出“使团”出国求援的消息，更加意识到解决西藏问题的紧迫性。

于是，途经满洲里时，毛泽东致信给中共中央并西南局，指出：

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的问题要下决心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

1949年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把“解放西藏”列入1950年的一项光荣战斗任务。

1950年1月2日，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央及有关负责同志，对解放西藏进行具体部署，明确由西南局担负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提出“应当争取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并要求“立即开始布置一切”。

显然，毛泽东最终下定解决西藏的决心，除“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外，还因为国内国际的客观条件已相对成熟。

国内已基本具备了解放西藏的条件。

新中国诞生，大事已定；解放战争已进入尾声，大陆除西藏外的全部地方获得解放，国民党残余武装正在被肃清，已无大的战事，解放军对西藏用兵游刃有余，同时可以集中充足的财力支持进军及经营西藏；新疆、青海、西康、云南等西藏周边地区的解放，创造了多路向西藏进军的条件；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特别是新疆的和平解放，为经营西藏、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国际上也出现了有利于中国解决西藏问题的时机。国民党政权垮台和新中国的成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

苏联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就正式承认新中国，与中国建交，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中苏建交，带动了一批国家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为阻遏帝国主义的干涉提供了强大的国际力量。

印度虽然企图造成“西藏独立”的既成事实，实现其西藏“战略缓冲区”的构想，为此一直向西藏地方提供武器，但新中国的成立使印度不得不正视现实。

无论从其和平中立的外交原则还是从保持在藏利益的考虑出发，印度都必须与新中国打交道，据此，印度于1949年12月30日正式承认了新中国。

西方帝国主义面对新中国诞生的现实，考虑自身的利益，也迫不得已纷纷改变或调整对华政策。

曾两次入侵西藏、一贯支持西藏分裂活动的英国，“自从撤离印度之后，对于西藏的未来不再有持久的兴趣”，而且希望能够通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来维护自己在华和在中国香港的地位与利益，于是于1950年1月6日承认了新中国，成了西方第一个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资本主义大国。

以“遏制共产主义”为目的的美国，面对中国政局的急剧变化，在对华关系上一时举棋不定，“等待尘埃落定”。

虽然为了进行冷战和遏制中国的需要，美国不希望看到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但由于美国冷战战略的重点在欧洲，对于地处亚洲大陆腹地、资源和市场均相对贫乏的西藏，不准备直接干预过多，加上因远在大洋彼岸对西藏问题也感到“鞭长莫及”，美国政府当时尚不愿与新中国公开对立。

所以，美国政府虽然意识到应当“维持对西藏的极友好态度”，“鼓励西藏倒向西方而不是东方”，并因此加强了与西藏的秘密联系，但却小心翼翼地“以不致授中国以反对把柄的方式”进行。

国际形势的这些新变化，特别是英国隔岸观火的抽身旁观、印度两难尴尬处境中对新中国的无奈“示好”，以及美国西藏政策转变过程中短暂的犹豫观望，为解放西藏提供了难得的有利时机。

国内解放西藏的条件相对成熟，国际形势则瞬息万变，有利时机稍纵即逝，特别是西藏的分裂势力在美、印度等国支持下加紧进行分裂活动，高瞻远瞩并善于捕捉时机的毛泽东认为解放西藏问题不能再拖，必须抓住有利时机尽早解决，否则夜长梦多，于是，当机立断，适时发出了“解放西藏”的战略指示。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作出解放西藏的决策的同时，也在进行着积极的军事部署。

早在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即对奉命将进军新疆的王震司令员嘱附：

“你们要准备将来派一支骑兵部队，进军阿里，配合进军西藏主力的行动。”

这年秋天，人民解放军向华南、西南大进军。10月10日，在第野战军第一兵团进军新疆的途中，毛泽东电示王震，进一步指出：“你们的进军任务，包括出兵西藏，解放藏北。”

表明毛泽东早在1949年初就开始了为解放西藏而调兵遣将。

但他此时派一野第一兵团“出兵西藏”，只是意欲让其起“配合”的作用，并非决定由一野第一兵团担任进军西藏的主力。

3天后，毛泽东作出决定，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由西南局、第二野战军担负。

10月13日，毛泽东关于西南、西北作战部署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明确指出：

“（一）关于由陕入川兵力，已与贺龙、伯承、小平一起确定为十八兵团，不牵动其他部队。…

（六）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

电报中还确定，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这是毛泽东最早决定由西南局、二野承担解决西藏问题的指示。

后来，由于考虑到“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故毛泽东曾一度设想主要由西北局、一野承担解放西藏的任务。

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请西北局讨论一下经营西藏问题，指出：

“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

电报还指出：

“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

这一指示说明毛泽东曾设想由西北局、西南局共同出兵解放西藏，由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担负“第二位的责任”，而后再由西南局负责经营管理西藏。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11月23日的电报后，即派人对西藏情况和入藏路线进行调查。

12月30日，彭德怀据调查报告致电中央并毛泽东，提出西北入藏困难大，由西南入藏较易。

彭德怀在电报中详细说明了由新疆、青海入藏的道路和气候、物产情况，提出：

“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难以克服”，且每年只有四个月可以通行，如入藏任务归西北军区担任，“完成入藏准备工作需要两年”，建议由西南入藏。

彭德怀的这份电报，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上层关于西藏情况的第一份比较系统的调查报告，在此之前，对于西藏的实际情况一直缺乏深入了解。

正如邓小平1950年所说：“我们对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入门，连皮毛还没有摸着。”

对西藏情况更是如此。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诸多决策，都是在对西藏情况还相对陌生的情况下，基于国际国内的战略需要而制定的，因而随着对西藏情况了解的逐步深入，有一个调整变化的过程。

毛泽东一直担心西藏问题“夜长梦多”，肯定不会等待两年之后再进藏。

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电报后，根据彭德怀的建议，以及成都战役已经消灭了国民党胡宗南、宋希濂两部等新情况，于1950年1月2日，从莫斯科致电中央，将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正式赋予西南局。

电报明确指出：

“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电报要求西南局尽快会商以确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并对西南局组织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

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转换了进军西藏的战略部署，将西北局担任进军西藏的任务转交给西南局，也由此将进军西藏的主要战略方向由西北转向西南。

西南局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迅速作出部署，决定“以二野之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

决定由十八军担任进藏主力，西南局是经过周密考虑的。

进军西藏任务艰巨，进藏部队不但要打仗，初期还要起军政府的作用，要建党建政，要开展地方工作，要搞生产建设。

十八军长期转战在豫皖苏鲁，过长江、战湘赣、进西南，英勇善战，作风顽强，而且在军、师领导层中，有一大批老红军、老八路、老新四军干部。军长张国华比较年轻，在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开辟豫皖苏地区工作中成绩卓著，不但具有军事指挥才能，而且在开辟新区、领导地方工作方面也有经验。

政委谭冠三长期做政治工作，老练稳重，经验丰富。这样，进军西藏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落在十八军肩上。

1月10日，毛泽东从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并转刘、邓、贺及西北局，同意西南局的上述决定，并进一步指示：

“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拟定电告中央批准。这个领导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

1月18日，西南局向中央报告关于成立西藏党的领导机构的意见：

“关于西藏党的组织，我们拟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以张国华（军长）、谭冠三（军政委)、王其梅（军副政委）、昌炳桂（副军长）、陈明义（军参谋长）、刘振国（军政治部主任）、天宝（藏族干部、政协代表）等七人为委员。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

此意见及人员名单得到中央24日的复电同意至此，经中共中央批准，由第十八军担负进军西藏部队的主力，组建以张国华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简称西藏工委）统一领导进军和经营西藏工作，就正式确定下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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