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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战败，美国占领日本并开始进行民主改革。

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美国占领当局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领导下，以美国民主模式改革日本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

具体措施包括：

惩罚战争罪犯；释放被关押在监狱中的政治犯，包括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制定新宪法，剥夺天皇的实际作用，树立“主权在民”的思想；废除贵族头衔，实行全民普选；开展土地改革，纠正农村土地分配不均的状况，减少佃农的数量；解散大垄断财团，削弱金融和工业巨头；颁布有利于劳工的法案，允许工人自由结社和罢工，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保护女工和童工；改革教育制度，删除教科书中的军国主义和神道教内容，开除教师队伍中的右翼分子；用美国文化，包括好莱坞电影，改造日本宣扬武士道精神的忠君尚武文化。

从1947年开始，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发生变化，政策重点从民主改革转向扶植日本经济的发展。

导致美国政策转变的主要因素是美苏冷战的加剧。

在美国政府内部，主张改变对日政策的官员主要是：

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乔治·凯南、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陆军部长肯尼斯·罗亚尔等。

凯南是始作俑者，他非常重视日本和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之间的利害关系。

他反复强调：

世界上有五个工业和军事力量中心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这五个中心是：美国、英国、德国和中欧、苏联以及日本；美国必须防止苏联控制这五个中心中的四个中心，即美国、英国、德国和中欧以及日本。

1947年5月8日，副国务卿艾奇逊声称，美国必须协助日本经济发展，把日本建成亚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基地，以对抗共产主义的威胁。

1948年1月，陆军部长罗亚尔表示，要重建日本的经济，使日本成为在远东遏制集权主义侵略的屏障。

随着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内战中节节失利，美国官员急于扶植日本，把日本变成在亚洲维护美国利益、阻挡共产主义洪水的防波堤。

从1947年开始，美国占领当局停止解散日本大企业集团，释放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右翼战犯，允许他们重返政坛。

为了阻止日本左翼势力的发展，美国占领当局开始限制工人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的权利，允许厂方开除工会领袖和积极分子。

为了帮助日本经济尽快复苏，美国占领当局一方面采取措施抑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减少拆除和运走日本企业的设备（战后美国曾规定日本用其工业设备作为给受害国的战争赔偿)。

日本是一个缺乏原料和市场的岛国。

要使日本经济持续发展，就必须为日本工业解决原料和市场问题。这是一个使美国官员十分头痛的难题。从历史的角度看，日本经济发展依靠的是东北亚市场，包括中国和朝鲜。日本尤其依赖中国的市场。

虽然有些美国官员一度曾设想用恢复中日贸易的办法来解决日本产品的市场问题，并同时诱导中共向西方靠拢，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但是，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以及随后中美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使得这些官员不得不放弃这一已经变得不现实的设想。

为了给日本的产品寻找替代市场，他们把目光转向东南亚地区。

这也是为什么杜鲁门政府此时积极支持法国，反对胡志明领导的越南革命的原因。

但是，由于东南亚国家贫穷落后，经济基础设施薄弱，再加上那里的人民因为过去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抱有强烈的仇日情绪，美国想把东南亚变成日本产品新市场的希望未能实现。

最后，美国不得不为日本产品打开自己的国内市场，以维持日本经济的繁荣，从而种下日后美日贸易摩擦的种子。

中国人民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苦。他们在强敌侵略面前不屈不挠，英勇反抗。还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中国共产党就指出，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必须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以保证亚洲的和平与安全。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阐明了中共对战后处理日本的意见。

中共领导人对美国重新扶植日本的做法十分警惕。

他们担心美国帮助日本重建工业是为日本恢复军国主义创造条件。为此，他们坚决反对美国的对日政策。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其中提到中共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势力复兴。

很显然，毛泽东是把美国的扶蒋剿共政策和复兴日本力量的做法联系在一块考虑的。美国的援蒋和扶日行为证实了毛泽东对帝国主义本质的判断，加深了对美国企图破坏中国革命的担忧，坚定了要联合苏联、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必须指出的是，对美国扶日的抗议和谴责，在当时中国社会，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学生团体以及舆论界中，是一种普遍的情绪和反应。

1948年5一6月间，上海、北京等城市的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国的扶日政策。

6月初，347名上海的大学校长和教授联名写信给杜鲁门总统，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扶日。

在舆论界，《大公报》等报纸发表了大量反对美国扶日的社论和文章。

因此，中共对美国扶日的反对，不仅是出于自身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代表了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反美民族主义情绪。

从这个意义上说，1949年以后的中美对抗，不仅仅是因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了胜利，它还有更深刻的反美民族主义根源。

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刘晓在沈阳告诉苏联顾问科瓦廖夫，他获得了一些有关美国军事计划的情报。根据这些情报，美国计划联合日本和国民党的军队，在中国东北和华北发动对中共和苏联军队的进攻，以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不管刘晓掌握的情报是否属实，中共领导人对美日军事结盟的担心是显而易见的。

对美日威胁的忧虑促使毛泽东加快与斯大林合作的步伐。

1949年1月3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

在和米高扬的会谈中，中共领导人明确表示了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心。米高扬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只要同日本罢战言和，就取消苏中关于旅顺口的协定，并从旅顺港撤出苏联军队。

毛泽东说，撤军问题应该等到中国粉碎了反动势力，把人民动员起来，没收了外国资本，并在苏联的帮助下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时再考虑。在谈到苏联在旅顺的军事基地时，毛泽东希望把苏联在那里的军事基地暂时保留下来，因为苏联可以保卫旅顺，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到中国强盛了，有能力自己抵御日本侵略了，那时苏联就不需要在旅顺的基地了，就可以从旅顺撤军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清楚地表明，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忧是促使他寻求苏联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启程赴苏联访问，同斯大林商谈中苏合作。

在随后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两国表示要加强“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互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

为了打击日本的反动势力，斯大林要求日本共产党放弃议会斗争的道路，转而采取强硬政策，抗议美国在日本设立军事基地。

但是，以日共政治局委员冈野进(即野坂参三)为首的日共中央起初不愿接受这一建议，主张继续执行温和路线，继续以“可爱的共产党”的形象，争取选票，搞议会斗争。

1950年1月4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刘少奇的一篇文章，该文章强调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经验对其它亚洲国家（包括日本）的借鉴作用。

1950年1月6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于1月14日给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发了电报，指示中国共产党“应当发表意见，支持情报局刊物对冈野进的批评，而对于日共政治局未能接受此批评表示惋惜，希望日共采取适当步骤纠正冈野进错误”。

1950年代初，苏共与日共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北京中转的，向日共提供的经费也是由中共转交的。

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日共最后不得不放弃和平路线。

1950年3月，日共开始采取强硬立场，号召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以争取日本真正的独立。5月，日共组织反美示威。

6月，麦克阿瑟将军发布法令：

禁止日共中央委员会全体24名成员从事政治活动，禁止日共刊物《赤旗报》的主要编辑人员上班工作。

总书记德田球一和冈野进等日共领导人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不久，他们又离开日本，移居中国。

毛泽东对日共领导的反美运动非常满意。他在1950年6月6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高度赞扬日本国内的反美群众斗争。

50年代初，中苏两党在对待日本共产党的问题上，保持经常磋商。1951年，日共领导人内部在党的路线问题上发生重要意见分歧。4月，斯大林把日共主要负责人德田球一、冈野进、侉田里见等从北京召到莫斯科，以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

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陪同这些日共领导人乘火车去苏联，并参加了斯大林和他们的会谈。

1952年10月，刘少奇到苏联参加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与斯大林就日共问题交换意见，并研究了日共针对时局所应采取的方针和政策。

1950年初，亚洲局势的焦点很快转到朝鲜半岛。在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后，金日成加快了武装统一朝鲜的步伐。

毛泽东在分析朝鲜形势时，主要担心的是日本的军事力量。

5月，金日成访问北京，与毛泽东商谈朝鲜统一问题。毛泽东认为，一旦战争打起来，美国不会为了朝鲜这一弹丸之地而出兵，但日本则可能派兵援助南朝鲜。

虽然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美国的意图，但他对朝鲜局势会变得复杂化的判断却是有远见的。

正因为如此，他不得不考虑一旦金日成在统一朝鲜遭受挫折时，中国应当采取的对策。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美国官员认为，这场战争是苏联在亚洲发动的共产主义攻势，其最终目标是日本。凯南指出，美国重新扶植日本是导致朝鲜战争爆发的一个原因。

负责谈判对日和约的杜勒斯认为，北朝鲜的进攻旨在破坏美国对日和约的准备。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次讲话中说，如果苏联控制了朝鲜，那么，它就可以北从沙哈林岛，南从朝鲜，两面夹攻日本。

正如美国官员在审视朝鲜局势时经常强调战争的国际背景一样，中共领导人在追踪朝鲜战争的发展时，关注的往往不仅是朝鲜半岛局部的形势；他们的目光更集中在美国和日本的反应上。

他们担心，美国会利用朝鲜冲突，重新武装日本，在东方压制革命。

8月26日，周恩来在东北边防军的一次会议上阐述了朝鲜战争的国际意义。

1950年9月，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朝鲜。美军在朝鲜南部消灭了金日成部队的主力后，迅速向北推进，越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

10月，毛泽东在经过再三斟酌后，决定派志愿军去朝鲜，援助金日成，抗击美军。

毛泽东的决定不仅是出于保家卫国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要打掉美国的气焰，挫败美国扶植日本、压制东方革命的计划。

10月24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十八次常务委员会上解释中国决定出兵朝鲜时说：

“美帝国主义在东方实行麦克阿瑟的政策，利用日本基地，继承日本军国主义的衣钵，沿袭着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走吞并中国必先占领东北，占领东北必先占领朝鲜的老路。不过日本帝国主义是用四十多年的时间逐步进行的，而美帝国主义则要在四五年内来完成。”

周恩来的话清楚地表明，对历史教训的记忆在中国领导人的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

美国进攻北朝鲜并直逼中国边界的行动强烈地勾起中共领导人对过去日本通过朝鲜侵略中国那段历史的回忆。

因此，中国强烈抗议并谴责美国利用日本军事基地支持其在朝鲜的军事行动的行为。

中共领导人在援助金日成抵抗美国进攻的同时，还十分关注美国对日和约的谈判进程。

从1950年6月开始，杜勒斯先后访问日本和英国，策划召开对日媾和会议，并意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会议之外。为了改善同北京的关系，英国主张邀请中国参加会议。但是，杜勒斯为了孤立和遏制新中国，坚决反对英国的建议。

最后，为了争取英国支持对日和约，美国提出妥协方案，即在召开对日媾和会议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国民党政府都不发邀请；将来由日本择一签约。美英就此达成默契。

1951年7月，美英发表对日和约草案。7月20日，美国向参加太平洋战争的国家发出参加将于9月4一8日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会的邀请，包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及台湾国民党政府，但没有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

9月8日，旧金山会议签订对日和约。

9月18日，周恩来再次发表声明，指出该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起草和签订，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因而也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在中共领导人眼里，美国的对日和约并不是一个和平的文件，而是一个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东山再起的批准书。

在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的同时，美国和日本又缔结《美日安全条约》。该条约允许美国在结束对日本的占领之后，在日本保留军事基地。

为了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逼迫日本承认台湾国民党政府。杜勒斯威胁日本首相吉田茂说，如果日本拒绝与国民党政府缔结和约，那么，美国国会将不批准对日和约，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也将继续下去。

在美国的高压下，吉田茂不得不就范。

他于1951年12月24日致函杜勒斯，保证日本将同“中华民国政府”缔约。

1952年1月23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就吉田茂致杜勒斯函件发表声明，指出这是日本政府与美帝国主义勾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严重和最露骨的挑衅行为，也是同日本爱国人民争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战争状况并恢复和平关系的愿望绝对不相容的。

美国不但重新扶植日本，还在政治和经济上将日本与国民党政府绑在一起，阻挠中国的统一。这一做法无疑是在中共领导人的仇美情结上火上浇油。

由此，1950年，中共做出抗美援朝决定，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用支持朝鲜革命来对抗美国用扶植日本来压制东方革命的战略。

50年代初，毛泽东在对日问题上，始终和斯大林保持一致。中苏两党经常协商，互相配合。他们共同促使日本共产党采取反美强硬立场，并一致反对美国的对日和约计划。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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