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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主义入侵西藏以后，便阴谋策划西藏脱离中国，并在反动上层中收买和培植了一批亲帝分裂势力，从事“西藏独立”活动。

对西藏反动上层来说，他们武装叛乱，谋求“独立”，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农奴制度。

1962年7月，周恩来在同班禅的谈话中指出：

“叛乱的原因很清楚，叛乱头子就是要维持他们的统治秩序，维护压迫剥削制度。他们提出了欺骗人民的口号，说是为了维护民族、宗教利益，这是假话。我们已经决定推迟改革，但他们为了维护剥削压迫制度发动叛乱，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

周恩来的分析一针见血，指出西藏上层发动叛乱是害怕迟早要到来的民主改革，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和统治制度。

中央认为西藏必须改革，否则西藏社会就不能发展、繁荣，不能实现国内民族平等，不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中央主张的民主改革，是让剥削者放弃剥削，改革封建农奴制度，把农奴制的西藏变为人民民主的西藏，改革“不管采取多么和平的方式，都不能不触及封建统治的根基”。

而上层统治阶级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赞同改革，这样，“改”与“不改”便成为中央与西藏上层集团的深层政治矛盾。

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不甘心丧失自己的利益，只要他们手中还握着民族、宗教两面大旗，还保存有一定的政权和军事力量，抵制与反抗就不可避免。

西藏上层集团知道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永世其昌，只有依靠帝国主义“独立”起来，因此，他们把闹分裂当作他们达到“永远不变”的唯一可靠的手段。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央在西藏上层中广泛开展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对西藏地方政府里的一些亲帝分裂分子进行教育争取，等待他们的觉悟，给他们转变立场的机会。

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却继续坚持勾结帝国主义，反对改革，图谋“独立”，分裂活动从未停止，一直在暗中进行着。

1952年“人民会议”骚乱事件是人民解放军入藏后同西藏上层分裂分子的第一次较量。

这一事件被平息后，西藏上层反动势力遭到沉重打击，但他们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分裂活动从未停止，只是从公开转到了地下。

“人民会议”虽在名义上被宣布解散，但事实上仍继续存在，并且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他们表面上与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合作，暗地里与境外反华势力勾结，准备力量，等待时机。

1954年DALAI和班禅即将赴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被取缔的伪“人民会议”分子，借此机会又公开活动。

他们指使江孜、日喀则等地的党羽，以给DALAI念“消灾长寿经”为名，对共产党和解放军进行诬蔑、诅咒，怂恿拉萨部分寺院及群众，以“献礼”为名向DALAI请愿，妄图阻止DALAI赴京。

DALAI喇嘛到内地以后思想明显变化，但是跟随他一同前来的索康等分裂主义分子思想依旧，而且担心今后DALAI会更加靠拢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

DALAI、班禅赴京，并被选为国家领导人，共产党和解放军在藏族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广大农奴的阶级意识不断觉醒，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感到形势对他们越来越不利，深感不安。

特别是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即将成立，周边藏区改革的涌动，西藏改革的酝酿，使西藏反动上层感到西藏“地震”已近在眼前，恐惧在不断加剧。为维护岌岌可危的封建农奴制度，他们加紧了对武装行动的策划与酝酿。

1955年5月，在DALAI由内地返西藏途经四川省时，正值四川藏区准备进行民主改革。

随同DALAI的噶伦索康·旺清格勒和DALAI的副经师赤江·罗桑益西到康定后，借口进行佛事活动，索康走北路经甘孜、德格，赤江走南路经乡城、理塘等地，沿途会见当地土司和寺院的堪布，进行秘密煽动，鼓动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拖延和阻止民主改革，必要时组织叛乱，噶厦可以提供帮助。

与此同时，拉萨的伪“人民会议”分子阿乐群则一行5人，打着迎接DALAI喇嘛返藏的幌子，专程赶到康定等地组织策划武装叛乱。

他们协同赤江在理塘召集理塘寺堪布丁雍阿臣及20余名头人开会，决定采取文武两手，策划“西藏独立”；在康区采取“武”的一手，实行武装叛乱；在拉萨采取“文”的一手，同共产党进行政治斗争。

他们派人常驻康定，规定联络暗号，编制密码，利用电信局的电报业务保持联系，互通情报，指挥叛乱。

1955年6月23日，DALAI喇嘛回到拉萨后，阿乐群则等人遂于6月29日向DALAI要求恢复伪“人民会议”的地位。

9月15日又以伪“人民代表”名义向中共西藏工委递交所谓的“意见书”，公开提出反对《十七条协议》，反对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反对改编藏军，反对停用藏钞，反对兴办学校和修筑公路等，其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对于分裂分子的罪恶活动，西藏工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提请噶厦出面，申斥阿乐群则等人冒充“人民代表”是非法的，必须予以取缔。噶厦被迫于11月17日宣布伪“人民代表”为非法。伪“人民代表”遂转入地下，活动更加诡秘。

1956年2月，伪“人民会议”分子乘传召大法会僧众云集拉萨期间，在市区散发反动传单，叫嚷“西藏独立”，反对进行改革。

阿乐群则则按事先约定，向四川理塘发出信号。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理塘寺、大金寺随即先后发动了武装叛乱。

这些叛乱武装头目打着“保护宗教”“保护民族利益”的旗号，提出“赶走汉人”“永不改革”的反动口号，袭击地方政府，残杀地方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数百人。

接着，叛乱在甘孜其他一些地区蔓延。

康区叛乱发生后，驻川的人民解放军奉命平息叛乱，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掩护沿途地方继续进行民主改革。

未被歼灭的叛乱分子则四处窜逃，其中一部分叛乱头目率其所属叛乱武装逃到金沙江以西的西藏昌都境内，一部分则逃往印度投靠嘉乐顿珠、夏格巴等人，并通过他们与美国中情局取得联系。

DALAI的副官长帕拉·土登维登得知四川藏族地区武装叛乱分子一部进入西藏昌都境内，立即派人同这些叛乱武装取得联系，向叛乱分子提供弹药，告诉他们要“迅速扩大武装，外国将有帮助”等康区叛乱发生后，美国中情局立即支持。

美国插手西藏问题，完全违背国际法的原则，所以只能以秘密的手段来“帮助”西藏。

美国政府躲在幕后，利用中央情报局进行阴谋活动，影响和操纵西藏分裂势力，支持和扩大西藏的武装叛乱。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7年，它是美国庞大情报系统中的重要机构，主要负责给美国联邦政府搜集、提供世界各国军事、政治、经济情报资料。

中央情报局的主要任务有两项：

一是“以公开、秘密的手段搜集外国军事、政治、经济与科技情报”；二是“对其他国家进行间谍活动”。

1953年2月，由长期从事谍报工作的艾伦·杜勒斯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他从任命之时“到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策划对付共产主义的秘密行动，一直是中情局的重头戏。美国一直把中国视为苏联在远东的影子，西藏叛乱为美国制定秘密行动削弱中共提供了良机”。

康区叛乱发生后，艾伦·杜勒斯认为：

康区的叛乱为中情局提供了“帮助藏人反抗，给中国制造麻烦的理想机会”，应该紧紧抓住不放。

于是，杜勒斯向其上司报告说，他将用秘密援助叛乱分子的办法来“袭扰”中国，从而让美国获得利益。艾伦·杜勒斯的计划，得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批准。

自此，美国中情局开始直接插手支持西藏地区的叛乱。

1956年底，西藏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DALAI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访问印度。他们这次出访，也经过了一番复杂的斗争。

1956年是世界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印度将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

这年夏天，印度政府通过到拉萨访问之锡金王子，向DALAI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正式转达访印的邀请。

对此，中央的意见是：去与不去，完全由他们自己决定。

西藏地方政府开会讨论，同意DALAI喇嘛接受邀请。班禅也同意去印度参加纪念活动。

对DALAI、班禅出访印度，中央十分重视和尊重他们、决定不派任何人陪同，听其来去自由，一切活动由他们自己掌握处理。

出于安全的考虑，劝告DALAI坐飞机前往，不要经过噶伦堡。但西藏地方政府借口全体官员和三大寺代表不放心，执意让DALAI喇嘛坐汽车而不乘飞机。

11月15日，在DALAI赴印前夕，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对DALAI出访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预测性分析，并提出了对策。

毛泽东指出：

“佛菩萨死了两千五百年，现在DALAI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

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DALAI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

11月20日，DALAI喇嘛一行从拉萨启程。随同DALAI访印的包括噶伦索康·旺清格勒、阿沛·阿旺晋美等52名僧俗官员和40多名仆从人员。

DALAI到日喀则后，与班禅一道，于22日经亚东出境。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陈明义、西藏工委统战部部长陈竞波等护送DALAI、班禅到中锡边境的乃堆拉山口。

DALAI、班禅一行于1956年1山月25日到达印度新德里。

DALAI喇嘛去印度客观上符合了国外反华势力和西藏分裂势力的愿望，使他们得到一次进行策反活动的机会。

他们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互相勾结，千方百计要使DALAI留在印度进行“西藏独立”活动。

DALAI一到印度，就遭到了民族分裂势力的包围。这些人中，有旅居印度的嘉乐顿珠，有专程从美国赶来的当才活佛，有长期在噶伦堡活动的夏格巴，还有新近从西藏逃到印度的鲁康娃、阿乐群则等人。

他们在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下，向DALAI大肆渲染四川藏区改革的“偏差”，诬蔑攻击中国共产党，一再鼓动DALAI留在印度。

在此之前，以夏格巴为首的一小撮西藏反动分子在噶伦堡成立了“西藏幸福事业会”，提出：

前后藏和西康的汉人及军队全部撤退，撤销训练藏人的学校，两司曹复职，改变自治区（筹委会）的一切事务及制度，等等。

印度政府总理两次会见DALAI，暗示支持西藏的“自治”。这一系列的活动，影响了DALAI及其随行人员，DALAI开始在返藏问题上动摇，参加完纪念活动以后很长时间滞留印度不归。

为了争取DALAI回国，周恩来总理利用1956年底到1957年1月到印度进行国事访问的机会，连续3次会见了DALAI及主要随行官员，同他们坦诚交谈，就自治区筹委会工作、西藏民主改革等问题重申了中央的一贯立场，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苦口婆心地劝导DALAI返藏。

1956年11月29日，周总理对DALAI说，西藏地区的一切改革，都要得到你们的同意。

12月30日，周恩来再次同DALAI谈话，说：

“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根本不谈改革，过六年之后如果可以改革的话，仍然由你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

针对DALAI在返回西藏问题上的动摇不定，周总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你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名望，又被别人尊重，完全是西藏人民赋予你的，你如果留在印度，就和西藏人民脱离了关系，人民在国内，你在国外，人民不会支持你搞独立，离开人民就将丧失一切。现在佛事活动已结束，早点回西藏好。因为拉萨有些人就是想利用你不在的机会搞乱子，使你处于困难的地位，回去也不好处理。毛主席希望你能早日回去，不去噶伦堡，到那里去，对你不利。

印度政府的态度对DALAI去留的选择至关重要。

周恩来在努力劝导DALAI喇嘛的同时，也于1956年12月31日在火车上与印度总理尼赫鲁进行了交谈，就西藏问题同尼赫鲁交换了意见，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的立场和中国政府在处理西藏问题上所采取的方针。

周恩来总理提请印方注意，噶伦保已被美国和其他国家利用作为国际间谍的据点，对中国西藏进行渗透破坏等活动。周恩来的这番谈话使印方的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尼赫鲁作了长篇表白，推说印方对DALAI的某些做法是下面人干的，他不知情，并同意把DALAI送回西藏。

得到尼赫鲁的表态，周恩来转而继续做DALAI身边的亲属及随从人员的工作。就在与尼赫鲁谈话同一天，周恩来特意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宴请了DALAI和他的母亲、姐姐、两个哥哥以及噶伦索康等人。

第二天，即1957年元旦，周恩来同DALAI进行了第三次谈话，还会见了嘉乐顿珠、当才活佛和其他几个随行官员。

周总理向DALAI再次重申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谈改革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DALAI的两个哥哥搞“西藏独立”的行为，指出：

“DALAI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可能搬来印度，把DALAI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DALAI也是害了西藏。如果把DALAI留下来，西藏的工作不会因而停止。…DALAI一旦留居噶伦堡，就只不过是一个难民，没有了政治，也不能进行政治活动，只有宗教，而宗教圣地等总还是在西藏，不能搬到噶伦堡来，就逐渐把DALAI放在一个极端困难的处境上。尼赫鲁已表示印度不能支持搞独立，美国太远，要支持搞独立也搞不成。”

周恩来同DALAI的谈话，使DALAI的立场重新坚定起来，终于决定要返回西藏。他于1月22日由加尔各答到达噶伦堡，在噶伦堡停留20余天后，经亚东于4月1日回到拉萨。

由于周恩来对DALAI的耐心教育和说服，加上阿沛等爱国人士的推动，使DALAI及其随行官员从自身利益出发，认识到只有回西藏才是上策。

尽管DALAI及其随行官员不听劝告去了噶伦堡，最后还是回到了拉萨。

西藏反动上层煽动四川藏区武装叛乱，其目的就是要把叛乱引入西藏，在西藏发动叛乱。

自治区筹委会成立期间，DALAI的三哥洛桑三旦，就对前往拉萨参加会议的昌都地区江达宗解委会主任、江达地区大头人齐美公布（德格土司的二等管家)说：

“昌都地区应按江东地区行动”（指按照金沙江以东的康区一样进行武装叛乱)。还说，“这是DALAI的指令”。

齐美公布返回江达不久，就于7月下旬，伙同逃到江西的江东德格土司的大管家俄马日郎上山叛乱，从而在昌都地区打响了西藏武装叛乱的第一枪。

1956年8月5日，叛乱武装分子在妥坝以东伏击国家地质勘测队及苏联专家组的车队。13日，叛乱武装又在江达以西的雪霁拉山下袭击人民解放军汽车。此后，袭击汽车事件不断发生。到8月底，这一段公路上的21个道班全部被洗劫。

9月，藏军6个团的如本（营长）、甲本（连长）集体盟誓：

“誓死保卫西藏的各种制度，保卫神圣的宗教，反对在西藏进行任何改革。”

11月，昌都地区南部的宁静、盐井、左贡等地均发生了叛乱。

昌都叛乱发生后，西藏工委、军区党委认真研究了局势，于12月6日向中央报告称：

昌南宁静、左贡、盐井等地区发生的叛乱，显然是金沙江江东江西一部分上层分子对改革不满的一种反抗行为，但是已有为数很大的藏族人民群众被裹胁进去，其性质是反动统治阶级利用民族和宗教煽动起的带有民族性、群众性的叛乱。因此，必须坚定地采取政治解决的方针，军事上则坚持自卫原则。

中央于13日批复，同意对昌南地区叛乱性质的分析和采取的对策。

16日，中央对“政治争取”作出了进一步具体的指示：

“工委应该更加加强对于拉萨僧俗上层的工作，尽最大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关于反对分子可能掀起暴乱的情况，应当适当地告诉噶章等人，争取他们和我们共同设法防止暴乱的发生。”

据此，西藏工委加强了上层统战，及时向西藏当局和藏军总司令等通报了昌都地区武装叛乱的情况，将平息局部叛乱和维护地方治安的责任交给噶厦，而驻藏部队严格执行“不打第一枪”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自卫原则。

中央仍然坚定地采取政治争取的方针，尽全力制止全面叛乱局面的发生，努力实现和平改革的目标。为此，中央再三重申“六年不改”的方针，并指示西藏工作“大收缩”，提出了今后五年内西藏工委要实行“五为”和“四不为”两个方面的工作，“以最大限度减少西藏人对汉人的戒备心理，使西藏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

“六年不改”方针的大力宣传，改革准备工作的收缩下马，对武装叛乱的政治争取工作，加之四川康区的大股武装叛乱基本平息，昌都地区的叛乱活动一度有所收敛。

然而，少数上层反动分子囿于他们的阶级本性，认为“六年不改”最终还是要改的。

为了永远保持其封建农奴制度，他们采取两面手法：

表面上，欢迎中央“六年不改”的重大决策，以争取时间；暗地里，与国外反华势力及邻省藏区窜逃来西藏的武装叛乱分子进一步勾结，互相利用，加紧策划西藏地区全面的武装叛乱。

不久，暂时的宁静就被更大的风浪打破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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