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天空灰蒙蒙的，湿冷的空气令人胸口压抑。

在看守所一间寂静的牢房里，死刑犯吴谢宇被狱警叫起。

他缓缓地睁开眼睛，动作迟缓，却不带一丝慌乱，仿佛早已习惯了这一天的到来。

他在狱警的指令下起身，拖着沉重的脚镣，一步一步靠近门口。

35斤重的铁镣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却无法掩盖空气中蔓延的死寂。

是什么让这些曾经心狠手辣、穷尽计谋的犯罪者，最终走向刑场时，却变得如此听话？

吴谢宇从一位优秀学子的身份，最终走向法律审判的尽头，其间的心理变化复杂且深刻。

从一个北大学子的光环下意气风发，到成为社会瞩目的杀人犯，他的人生跌宕转变几乎难以令人想象。

2015年7月，25岁的吴谢宇用哑铃连续击打母亲谢天琴的头面部致其当场身亡。

这起惨案发生在福州市的一处普通居民区里，吴谢宇杀害母亲后未立即离开，而是冷静地进行了一系列“善后”工作。

他用75层塑料薄膜与防臭物品将母亲的尸体包裹得严严实实，这种细致令人毛骨悚然。

随后，他伪造母亲的笔迹，以谢天琴名义四处借款，陆续从亲友处骗取了总计144万元，并潜逃长达近四年。

吴谢宇在全国通缉期间表现得极为隐蔽，他通过各种假身份流窜于多个城市，甚至还在夜总会里做过服务生。

据事后透露，他极端谨慎，使用假身份证从不在一个地方久留。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重压下的求生行为，可以看作他最后挣扎的开始。

但2024年1月，当他真正面对死刑时，却表现得异常平静。

根据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开资料，执行死刑前，法庭按照程序告知吴谢宇有权申请会见亲属。

他仅保持沉默，没有向任何人提出申请，也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或书信。

多年来接触他的看守所人员对他的状态十分熟悉。

管教曾评价，吴谢宇在狱中的表现与其他死刑犯并无不同，但他却显得格外理性。

他始终保持规律的生活作息，阅读过大量书籍，尤其对法律书籍表现出特殊兴趣。一本《刑法》成了他日复一日研读的对象，书页几乎翻烂，甚至还在判决书上标注了细密的条文说明。

2024年1月31日上午，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执行死刑的现场，吴谢宇没有挣扎，也没有试图拖延程序。

据在场人员回忆，他面对验明正身的程序时神情淡定，给人一种麻木的感觉。

与吴谢宇类似，南京洪峤在2020年的暑假里策划并残忍杀害了自己的女友李某月。这是一场精心设计却又拙劣实施的杀人案件。

洪峤利用被害人对自己的信任将其引诱至一处僻静山区，随后对她痛下杀手，并简单处理了尸体，意图掩盖犯罪事实。

尽管他在事先做了多方准备，却未能完全掩饰身上留下的蛛丝马迹。

案发数天后，他在重庆江北机场试图潜逃出境时被警方抓获。

相比吴谢宇案，洪峤在最初的羁押阶段显得更加情绪化。

据现场执法记录显示，洪峤在被捕的最初几天情绪高涨且相当不安定。他不仅反复为自己辩解，还提到诸多理由试图撇清罪责。

当警方出示更多证据链时，洪峤开始呈现出崩溃状态，据知情人回忆，他一度出现情绪崩盘，对办案人员哭喊求饶，甚至在深夜时分表达自残倾向。

洪峤的情绪收敛始于案件进入二审阶段。当时，他经历了一次精神上的转变。

一审判决死刑加重了洪峤的思想负担，他开始失眠，甚至迅速消瘦。

二审开庭时，他放弃了此前提出的各种辩驳，转而供述更为完整的作案细节。

有人称之为“良知的复苏”，但也有资深办案专家表示，这更多是罪犯意识到法律权威后所产生的心理崩溃。

2023年5月，当洪峤最终接到核准死刑的通知后，他的表现与最初的激烈抗争截然不同。

他在正式宣判书送达后仔细阅读了内容，没有发表任何异议。见到父母时，他只说了一句：“对不起，让你们丢了脸。”

临刑当天，洪峤接受了验明正身的程序，也履行了与亲属会见的规定，被法警押送至刑场时没有多说一句话。站在人群面前的他，看起来平静，甚至显得镇定。

死刑判决的下达意味着罪犯人生的最终归途已经被确定，但从宣判到执行，并非一瞬之间的改变，而是一个漫长而彻底的身心被压迫与剥离的过程。

从判决的那天起，死亡的影子便无时无刻不笼罩在死刑犯头顶，而脚下的“死镣”则是这份压迫感最直观的具象化存在。

“死镣”是一种特制的脚镣，系统地为死刑犯设计，用作对其活动的严格控制。

这种脚镣重量高达35斤，由厚实的铸铁制成，重量均匀分布在两脚部位。

戴上“死镣”后，死刑犯的步幅会被大大限制，行走间只能迈出极为缓慢的小步，这个物理层面的桎梏显然是一种预防性约束——它既可防止罪犯试图逃跑，同时也有效抑制其伤害他人，甚至伤害自己的可能性。

吴谢宇在从判决至执行期间，就经历了“死镣”的无声折磨。

据福州市看守所的内部人员透露，吴谢宇在判刑刚开始被戴上“死镣”时，还能努力适应这份新的束缚和痛感。

起初，他会时不时用手提起链条的一端，试图减轻脚踝的负担。

“死镣”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刑罚工具，更是一种时刻提醒，让死刑犯无意识中不断强化自我命运的不可更改。

有时候，这种重量不仅停留在双脚，更逐渐压垮了心理防线。

值得注意的是，在刑场执行的当天，铁制“死镣”通常会被更换为更为传统的麻绳。

这样的改变是出于实际操作的考虑——金属脚镣的质地过于坚硬，且无法进入火葬场进行遗体处理，而麻绳则相对轻便，便于后续的遗体处理工作。

从脚镣到麻绳的变化，对死刑犯而言，这更像是最后一道无声的信号：他们与脚镣的“关系”已经走到了尽头，此时脚下的束缚已不再重要，因为这具身体即将走向生命的终结。

这个长达半年的“脚镣之重”，最终也解释了为何面对刑场时，被押解的死刑犯表现得格外顺从和配合，而广州“驾车撞人案”的罪犯温庆运则体现了这一规律的又一次显现。

2019年，温庆运驾驶车辆冲撞致多名路人无辜死亡的恶性案件，引发了全社会的持续关注。

行凶过后，他数次试图通过避重就轻的辩解甩脱法律惩罚，但一个个铁证将他钉死在法条框架中。

据报道，温庆运在拘押期间，情绪一度崩溃。

起初，他多次向看守人员提出要求，希望对案件重新调研，此后又企图通过向法庭递交“悔过书”以换取轻判。

但是，他的种种努力并没有改变事实，终审维持死刑的判决让他明白，再倔强的抵抗也逃不过最后的命运。

审判后的这几年里，死刑判决对他的心理打击愈发明显。

他情绪逐渐低落，连看守所记录的日常行为也变得呆滞，每天捧着黑白的判决书发呆，偶尔喃喃着“对不起”，但却始终没有任何实际的忏悔。

直到临刑那天，他全身战栗，却在法官宣读终审判决时维持了表面的平静。

他在遗书中写道：“该还的终要还。”

在长久的被折磨下，他终于放下了一切抵抗，将死亡接受为既定结局。

在死刑案件中，大部分罪犯并非从一开始就接受自己将被处决的事实。

相反，他们往往在被判处死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经历复杂而激烈的心理挣扎。

从案件审理到终审确认，再到执行死刑，这是一场漫长的消磨过程，而最终接受命运的那一刻，更多是一种被长期心理重压和现实消解后的无奈选择。

据知情的看守所工作人员形容，“死刑犯的心理崩溃往往不是骤然发生的，而是经过一段长期的折磨，他们的情绪逐渐从恐惧、愤怒，到焦虑、麻木，最后变成平静的认命。”

看守所工作人员普遍反映，许多进入执行看管阶段的死刑犯都会逐渐失去与外界抗争的勇气和动力。

长期的羁押生活带来的枯燥与压抑，外界的一点点希望被一次次现实无情粉碎，这些都加剧了罪犯的内耗。

一名负责过多起案件押解的狱警提到：“从判死刑开始，绝大多数人都在等待一个希望，但当希望破灭时，他们的内心早已经被彻底掏空，剩下的只有对生存的茫然和对死亡的坦然。他们放弃反抗，只因深知继续挣扎只是徒劳无功。”

这种心理，是“认命”的开始。

除了心理层面的变化，死亡程序的无懈可击同样在强化罪犯的顺从态度。

从法理角度来说，死刑程序需要严密规范，以确保每一个步骤都合法透明，而这种程序的严苛性在执行层面上更显得不可撼动。

当死刑最终核准后，执行程序会进入严格的法律保障阶段。

根据法律规定，死刑执行当日，法官首先会负责对死刑犯进行“验明正身”，确保其身份无误。

在验明正身后，法官还需当场向死刑犯宣读终审判决书，以便其再一次清楚地确认自己行为的性质和法律的惩罚。整个过程都有多名执法人员现场监督，确保程序无误，文书手续完备。

在押解至刑场的过程中，根据规定，死刑犯全程将被戴上特制的手铐和脚镣，同时在数名法警的护送下前行，身边不允许出现任何闲杂人员或多余物品。

押解车辆的选择、押解路线的安排及刑场的地点使用，都经过专人细致勘察和策划，所有环节都排除了意外风险的可能性。

整个流程丝毫不给死刑犯留有任何逃脱意图或自残行为的机会。

执行过程的严谨与死刑犯心理摧垮相辅相成。

对于许多死刑犯来说，这种制度性的绝对压制将他们的心理完全剥离出挣扎的范围，剩下的，便是一种顺从至沉默的姿态。

参考资料：

[1]赵秉志,王鹏祥.中国死刑改革之路径探索[J].中州学刊,2013(6):4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