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秦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春秋期的秦穆公，再往后，就是任用商鞅主导变法的秦孝公。
可是从秦穆公到秦孝公，中间差了两百多年，但在秦孝公后的秦国国君，几乎代代有名。
贾谊所说的秦国“奋六世之余烈”，就是从秦孝公这一代开始算的，强调六代国君的积累，这才成就了秦始皇的赫赫威名。
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从秦穆公到秦孝公的这两百多年里，秦国的国君难道全都平庸或昏庸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这两百多年里的国君未必很差，却始终难有作为。原因也很简单：地缘决定了秦国的困境。
秦穆公之所以能称霸西方，是因为当时的西方，有足够的空间让秦国发展。
而在秦穆公之后，能发展的地方基本都被秦国拿下了，不能发展的地方，都有强大的敌人。
在这种背景下，两百多年里的秦君自然会碌碌无为。
在这两百多年里，堵住秦国发展道路的先有晋国，后有魏国。
晋国的军政经中心，都在与秦国接壤的山西南部地区，而魏国的各大重镇，几乎也在这个位置。
可是到了秦孝公时期，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魏国成为天下第一，受到其他各国的围攻，渐渐地无力压制秦国了；
二、赵魏韩三国几乎在同一时间，将军政经中心向东移动，使得秦国受到的压力大减。
我前面写了好几篇文章，强调秦孝公和商鞅，只是顺应时代的豪杰，并不是改变时代的上帝，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如果魏国始终专心致志地压制秦国，如果赵魏韩三国保持着开国之初的同策同力，如果他们的军政经中心没有东移。
那么，无论秦国有没有秦孝公和商鞅，所谓的崛起都不过是一场笑话罢了。
毕竟，变法就是金庸先生所说的七伤拳，在练至大成伤敌之前，首先要伤害自己。
所谓变法，就是在蛋糕没有做大的前提下，改变蛋糕分配的方式。
抢走甲集团的蛋糕，送给乙集团吃，且不说此时的乙有没有意识到要感恩戴德，至少甲肯定会非常不爽。
换言之，当乙集团还未完全成长起来之前，甲集团就已经与执政者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如果此时出现外患，需要全国团结起来抗击外敌的时候，甲集团就很有可能会出工不出力。
因此，想要搞好改革，就必须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否则，改革就是找死的行为。
请大家想想，如果秦国的外部环境不改变，谁敢搞改革呢？
秦孝公是个很有眼光的聪明人，但在他之前的秦国国君也不是傻子，他们之所以不改革，不是因为缺乏类似商鞅的人才，而是因为缺乏安稳的外部环境。
其实，在看待外国历史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很清醒。
比如说，英国之所以会成为“日不落帝国”，不是因为维多利亚女王有多了不起，而是因为英国吃下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大部分红利；
再比如说，美国和德国之所以会崛起，拥有挑战英国的实力，不是因为美国历任总统和德皇威廉二世有多了不起，而是因为他们吃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大部分红利。
可是在谈及国内历史的时候，大家却总喜欢搞个人崇拜。
我请大家想想，如果伟大的帝国都由某位伟人缔造，那么在这世界上，还有比维多利亚女王更伟大的人吗？毕竟，日不落帝国才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啊。
这种英雄史观显然是极其荒谬的。实际上，能够影响历史走向的因素只有两个：生产力和地缘。
当这两方面具备崛起的条件时，该国的优秀人才自然会带动国家起飞；可是当这两方面不具备崛起的条件时，一个国家即便有再多的优秀人才，也很难靠人力来改变什么。
不少人都说，魏国之所以会衰落，是因为接连放走了吴起、商鞅和孙膑这样的大才。
对此我只想问一句，难道吴起、商鞅和孙膑，能够改变魏国四面皆敌的地理环境吗？难道吴起、商鞅和孙膑能够让魏国的科技实力，对其他国家产生代差吗？
答案是不行。
吴起、商鞅和孙膑固然都是优秀人才，但他们的优秀，是建立在他们离开魏国的基础之上。
换言之，正因为他们足够优秀，所以他们看得出来，现在的魏国虽然很强，但肯定没有未来，于是他们选择了离开。
至于那些留下来的人，当然有留下来的理由，比如说已经拥有了极大的权力，再比如说对魏国足够忠诚，所以他们不愿意离开，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看不出魏国的问题。
最后，再聊聊商鞅变法。
很多人都说，商鞅是一个不世出的奇才，所以才能带动秦国变法成功。
关于这一点，我赞同，商鞅确实是一个不世出的奇才，但商鞅的奇，并不是体现在变法上，而是体现在执行上。
太子犯法，换做一般人，估计敷衍一下就应付过去了，而商鞅身为一个外国来的臣子，却敢对太子的老师用刑。
遍观古今，敢用如此手段进行变法的人，少之又少。
至于说商鞅变法的内容，其实真的不值一提，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并不能生搬硬套。
就好像现在的美国，那绝对是响当当的扛把子，可如果有谁学着美国，搞那一套三权分立、民主自由的把戏，就一定会被带到坑里。
美国之所以强，不是因为他的制度强，而是历史积累和时代机遇等多重原因。
秦国可以在一个合适的时代，遇到一个合适的商鞅，推出一套可持续的变法，这一切都是根据秦国当时的客观环境量身定制的。
如果真把这一套当做医治百病的良药，盲目地吃下肚子，只会导致上吐下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