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62年，秦献公嬴师隰去世，他的儿子秦孝公嬴渠梁继位，年仅二十一岁。

嬴师隰之前所做的铺垫工作，秦孝公全看懂了，所以他上位之后，立刻张榜求贤。

在这种背景下，商鞅离开魏国来到秦国，经过一系列波折之后，最终成为秦孝公的左膀右臂，着手准备变法事宜。

但秦国的变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秦国国内，有着大量的功勋阶层，他们躺在祖辈的成绩上吃老本，一心只想稳定，不愿意变法。

说起来也很有道理，毕竟“祖宗之法不可变”。

可是商鞅却说，祖宗当年并没有被魏国压着打，所以当年的法是好法。

现在，我们连黄河都过不去，要是还抱着祖宗之法，只能被魏国慢慢闷死。

客观地说，双方的说法都有道理，但也都有漏洞，如果搞辩论，那显然是棋逢对手，没个几年根本分不出胜负。

然而，是否应该变法，不是看谁的嘴皮子利索，而是看谁手里的力量更强大。

如果秦孝公的力量足够强大，哪怕商鞅是个不会说话的哑巴，也不会妨碍变法的推行。

如果秦孝公的力量不够强大，就算商鞅说得天地倒悬，秦国也依然是从前那个秦国，不会有一丝丝改变。

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大家就该达成一个共识：商鞅的优秀，只建立在秦孝公为其搭建的舞台之上。

如果没有这个舞台，商鞅无论多么优秀，等待他的都只有败亡一途。

比如说，之前在楚国搞变法的吴起，无论是个人能力还是个人魅力，显然都超过了商鞅一大截。

但结果呢？支持他变法的楚悼王刚死，吴起就被人射成了刺猬。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或许有人认为，秦国之所以能变法，完全是因为国内的保守势力不够强。

我认为，这个观点也是不对的。

商鞅初来乍到，无权无势无根基，他之所以能站在朝堂之上侃侃而谈，只因为他背后有一个秦孝公。

与商鞅辩论，就是与秦孝公辩论，这是公开的秘密。

可即便如此，保守势力依然敢大肆攻讦商鞅，摆出一副与变法势不两立的样子。

这本身就说明，在秦国国内，有着非常庞大的保守势力，甚至敢跟国君打擂台。

而这一切，还是建立在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嬴师隰，已经缓慢做出过部分改变的前提下。

如果毫无准备地从零开始，秦孝公和商鞅所面临的抵抗必定会大得多，也激烈得多。

很多人之所以会高看商鞅，其实就是认为，如果没有商鞅的高明见解，秦国就会在保守的道路上裹足不前。

这是因为，他们只认准一点：当时的秦国，不改就是死路一条，所以大家必然都想改，只是缺一个领头羊而已。

于是在这种时候，领头羊秦孝公带着商鞅隆重登场了。

可问题是，不改就是死路一条，最后大家互相吵闹推诿，然后加速死亡的事情，历史上也发生过不止一次。

毕竟大明皇室缺钱的时候，那些富商大贾宁愿让钱烂在仓库最后资敌，也不愿意交给朝廷改善困境。

照理说，大明继续存在，才能更好地保卫他们的利益，然而他们就是只看眼前不看未来，就是要乐观地估计未来，你能有什么招？

认为所有人都会在面临死路时团结一心，本就是迂腐之见。

所以当商鞅谈到什么“不变法就灭亡”的时候，不管大家信不信，表面上显示出来的态度都是“你小子少唬人，毕竟我当年也是靠这套话术混江湖的。”

我说这些，只是想告诉大家，在天下大势变更，以及利益集团交锋的关键时刻，个人的作用必然是微乎其微的，甚至无法影响大局。

秦孝公和商鞅在这关键时刻表现优秀，固然值得称赞。但如果有人非要断言，没有这两人，秦国就必然会走上不同的道路，中国的未来也将大不一样。

那么我也只能说，你开心就好。

毕竟我不会传唱什么英雄史诗故事，只会坚守唯物史观的初心，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