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转变共政策背景

1939年1月，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关键时期，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山城重庆举行。会议的主会场布置严谨，坐满了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和各路军事将领。会场内，旗帜鲜明，每一面旗帜都展示着国民党的党徽，而最显眼的是位于主席台上巨大的国民党党旗。蒋介石身着一身军装，坐在主席台上的中心位置。

在会议期间，蒋介石发表了长篇讲话，语气坚决地对共产党的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他提到国共合作是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但同时也强调了共产党在合作中的势力扩张给国民党统治带来的潜在威胁。

国民党内部顽固派的代表，如何昌可、白崇禧等人，在会议间隙中积极展开小范围的讨论。他们在会议室的一角低声交谈，面色严肃，偶尔点头或轻敲桌面，显然对蒋介石的讲话内容感到满意。这些顽固派官员对共产党的快速发展和在抗日战争中的显著作用感到不安，他们认为这种势力的扩大会侵蚀国民党的统治基础。

全会期间，讨论的焦点之一是如何处理与共产党的关系以及共产党在抗战中扩张的势力。蒋介石提出了需要重新评估国共之间的合作关系，并暗示可能需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来限制共产党的影响力。

平江惨案的发生

1939年6月12日，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接到蒋介石的密令后，迅速展开行动。命令发出后，杨森的指挥部里灯火通明，各级军官被紧急召集到会议室，他们被要求详细阅读关于行动的部署指示。这些命令明确指出，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是此次军事行动的目标。

当天清晨，杨森手下的部队开始在平江周边集结。军队在指定地点整装待命，士兵们被分批派遣到预定的作战位置，他们严密封锁了通讯处周边的道路。一队负责前线的指挥官仔细核对地图，布置兵力，所有人都显得忙碌而谨慎。

突袭开始时，部队迅速冲向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所在的地点，强行突破外部防御。枪声骤然响起，打破了清晨的寂静。通讯处的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试图组织抵抗，但由于国民党军队人数众多且事发突然，通讯处的防线很快被突破。驻地里的重要人员，包括涂正坤、罗梓铭等，迅速采取紧急措施转移重要文件，但时间有限，现场一片混乱。

在通讯处内，涂正坤与几名干部紧急商量对策，他们将一些机密文件装入布袋准备销毁。然而，国民党士兵已经逼近楼内，传来密集的脚步声。罗梓铭带领几名同志试图突围，但通向外界的路早已被封锁，枪声和喊叫声此起彼伏。

国民党军队在短时间内完全控制了通讯处，对现场展开了无情的搜捕和清剿。涂正坤、罗梓铭、曾金声等人被抓捕后，随即被带到一处临时审讯点。杨森的手下毫不留情地进行了严刑逼供，试图从他们口中获取有关中共活动的情报。然而，所有人宁死不屈，拒绝透露任何信息。审讯持续了几个小时，直到最后，杨森的部队决定对他们实施处决。

涂正坤和罗梓铭等人被押往处决场地，他们坚定地站在一起，面无惧色。随着一声枪响，这些革命者倒在血泊中。通讯处的工作人员吴贺泉、赵绿吟等也在这次惨案中遇难。

平江惨案的消息很快传开，震动全国。中共迅速发出声明，揭露这一暴行，并将其归咎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

杨森的军政生涯及其转变

杨森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活跃，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深受蒋介石的重用。作为西南军政长官，他负责统筹重庆及周边地区的防务工作，确保大后方的稳定。在这一阶段，杨森的部队多次参与抗日战场的防御和后勤支援行动。他还兼任国民党20军军长，指挥部队参与多场战斗。在重庆，他担任卫戍总司令一职，这一职位让他负责整个重庆地区的安全保卫。

随着抗战的结束，国共双方的对抗逐渐升级。解放战争时期，杨森继续活跃在国民党的军事体系中，负责指挥部队参与与解放军的多次较量。然而，随着战局的不断恶化，蒋介石的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杨森的处境也愈发困难。他指挥的部队多次与解放军交战，但由于兵力不足、士气低迷以及战略上的失误，他所部的战绩并不理想。

解放战争后期，随着解放军节节推进，杨森也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在国民党高层的动荡中，一些高级将领选择投诚中共，以求保全自身。在这种背景下，杨森试图通过通电起义改变自己的处境。他通过关系向中共二野的刘伯承等人传递信息，表示愿意放下武器投诚，并承诺将所属部队的武器和装备移交给解放军。

然而，这一请求并未如他所愿得到认可。由于杨森在此前的国共合作期间曾表现出对共产党的敌视态度，尤其是参与了多次针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中共高层对他的投诚表示怀疑。他的提议被视为一种可能的权宜之计，中共方面并未接受。刘伯承等人态度冷淡，认为杨森的投诚或许另有所图，因而拒绝与之进一步接洽。

投诚无果后，杨森的处境更加被动。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全面溃败，他不得不随蒋介石撤退至台湾。1949年，他乘船离开大陆。

台湾晚年生活

在台湾，蒋介石对曾经追随他的老将军们开始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像杨森这样曾经叱咤风云的军政人物，尽管被授予了“总统府国策顾问”和“战略顾问委员会战略顾问”的头衔，但这些职务实际上并没有实权。杨森的日常事务更多是象征性的出席会议，发表一些泛泛的意见事。

杨森的住所由警卫严密守护，出行时配备了专职司机，生活上还有勤务员照顾，显得颇为体面。他对这些安排并无异议，偶尔会与一些老友叙旧，或参加一些为数不多的国民党老将军聚会。这些场合气氛轻松，谈起往事，大家往往会讲起抗战的艰苦岁月，或者调侃彼此在大陆时的某些趣事。

担任“体育协进会”理事长的工作给杨森的生活增添了一些新的色彩。在这个职位上，他负责推动台湾体育事业的发展。他有时出席体育赛事的开幕式，给获胜的运动员颁奖，也会为一些体育场馆的建设筹措资金。他虽然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但在这些场合，依然保持着军人的仪态。

1974年，杨森迎来了他的90岁大寿。蒋介石特意派人送来寿礼，表达祝贺。当日，杨森的住所热闹非凡，国民党内部的一些老部下和朋友纷纷前来祝贺。宴会上，杨森身穿一袭传统长袍，精神矍铄，向来宾们一一敬酒致谢。来访者当中，包括一些体育界人士，他们称赞他在推动台湾体育发展方面的贡献，并为他献上了一副书法，上书“寿比南山”四个大字。

晚年的家庭与逝世

杨森在晚年迎来了一个新的家庭生活高潮。他在90岁时决定再婚，新娶的妻子是一位年轻的女性，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少议论。婚后不久，杨森的家中又添了一位新成员。他在91岁高龄时喜得一女，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台湾，成为舆论的热点。许多人对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还能迎来新生命感到惊讶，甚至一些报纸也专门报道了这件事。在家庭聚会中，这位新出生的小女儿常常成为焦点，家人围着她逗笑，而杨森则坐在旁边，时不时露出满足的表情。

杨森的家庭生活与社交活动交替进行，他依然保持着与国民党圈子的联系。有时，他会被邀请参加一些仪式或庆典，比如出席国民党老将军的集会或者为某些活动剪彩。他虽已年迈，但每次都会穿戴整齐，表现得精神抖擞。他在台湾的圈子里有着固定的交往群体，包括昔日的部下和一些仍在政界活跃的老朋友。

然而，1977年，一次例行体检改变了杨森的生活轨迹。他被确诊为癌症，这一消息传出后，身边的人都感到惋惜。尽管如此，他的生活节奏并没有因此彻底改变，他依然坚持与家人共度时光，也保持着与朋友的来往。在病情加重时，他的家人和勤务员细心照顾，医疗资源也安排得尽可能周全。然而，随着病情的恶化，他的身体逐渐衰弱，最后在1977年与世长辞，享年93岁。

参考资料：[1]陈志敏.川军将领杨森与贵州体育运动[J].兰台世界（上旬）,2014(10):3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