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75年，晋定公去世，其子姬凿继立为君，是为晋出公。

晋定公二十一年（公元前490年）时，一件大事终于尘埃落定：赵简子率晋人攻破了邯郸、柏人（今河北邢台隆尧西），逼迫士吉射与荀寅二人逃往齐国去了。长达八年的晋国六卿内乱至此落下帷幕，范氏与中行氏在这场权力游戏中被彻底淘汰出局。

然而，权力游戏的胜负虽已定，可遗留问题依然存在：原来范氏与中行氏的领地，该如何分配？

早在晋惠公之时，晋国就推行了“作爰田”、“作州兵”改革。“作爰田”，是将晋国公室土地全部私有化给卿大夫，公室由卿大夫们上缴的赋税供养；“作州兵”，核心是废除“乡人”、“遂人”在政治地位上的差别，让“遂人”也可参与征兵。晋惠公推行“作爰田”改革，是韩原之战被俘后为收买人心的不得已之举。可这次改革之后，晋国政治、经济与军事大权就逐步由公室下移至卿大夫手中。晋文公回国后，创建了六卿制，使得晋国军政大权进一步集中到卿士手中。晋成公回国后为笼络卿士，又恢复了“公族”、“余子”、“公行”之官，由卿士的儿子们担任，从此卿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晋国快速壮大起来。晋国卿士不但拥有庞大领地，还拥有土地上民众的管辖权，最为关键的——还有由领地民众所组建军队的指挥权！

如今范氏、中行氏失势，两大卿族的领地就成了两块大肥肉。

当年栾盈被赶出晋国后，栾氏土地的归属就长期处于模糊状态。后来栾盈趁人不备重返晋国，煽动自家领地上的民众造反，差点攻占了晋国都城！前车之鉴犹在，这次范氏与中行氏的土地不早定其主，恐怕栾盈之祸就将再度上演！

于是，公元前458年智氏、赵氏、魏氏、韩氏就顺势把范氏、中行氏的土地给私分了！眼看卿族如此目无公室，晋出公大怒，试图联络诸侯来讨伐四大卿族，结果反倒被赶出晋国，死在了逃亡齐国的路上……。

晋出公的被迫逃亡，就是晋国公室权力下移、卿族逐步鹊巢鸠占的真实写照。

话虽如此，但太史公笔下的这段历史却意外充满了争议。

首先，《史记·晋世家》的记载虽然是如此，可《史记》其它篇章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并不太一致。“晋世家”说晋出公名字为凿，“六国年表”却记为“错”。晋出公逃亡后，“晋世家”说荀瑶改立晋昭公曾孙骄为君，是为晋哀公；“赵世家”则认为继任的是晋昭公曾孙晋懿公，而“六国年表”又记为晋哀公忌。“晋世家”记载晋出公死在逃亡的路上，“六国年表”则说晋出公在齐国呆了两年才死……。

因为《史记》对晋出公的记载颇有出入，后人对其信任度自然大大降低。此时，另一份史料——《竹书纪年》的重要性便显现出来了。《竹书纪年》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史书，魏国又出自于晋国。因为这一渊源，《竹书纪年》所记载的晋国历史，自然要可信得多。不过由于《竹书纪年）经历了太多波折，自今又传下了“今本”和“古本”两个版本，两个版本对此事的记载又会是一样吗？

古本《竹书纪年》对于晋出公出逃的记载，却与《史记》大不相同：“二十三年，出公奔楚，乃立昭公之孙，是为敬公。”首先，“二十三年”是指晋出公二十三年，是公元前452年；其次，晋出公并没有逃亡齐国，而是逃往楚国去了；第三，接替晋出公为君的不是晋昭公曾孙哀公，而是其孙敬公。

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又是另一版本：“十一年，晋出公奔齐；……十七年，晋出公薨，乃立昭公之孙，是为敬公。”这里的“十一年”、“十七年”，都是指周贞定王纪年，分别是公元前458年与公元前452年。时间上，今本参考了古本的记载；可在内容上，今本《竹书纪年》却又部分沿用了太史公之说。以此而言，今本《竹书纪年》明显是想调和《史记》与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

《史记》与《竹书纪年》在记载同一历史事件时存在如此巨大差异，到底谁更可信？

晋出公之后的晋国国君，到底是晋昭公“曾孙”还是“孙”？他的谥号应该是“哀公”、“敬公”还是“懿公”？

对于这一疑问，钱穆与陈梦家先生均认为“哀公”、“懿公”、“敬公”是同一人，这是先秦常见的一人多谥现象。当某一谥号不足以概括死者生平作为时，往往就会用上第二和第三个谥号。譬如魏绛死后，就有“昭”和“庄”两个谥号。《逸周书·谥法》：“蚤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姬骄执政时，公室彻底没落，政绩不佳；他执政十八年去世，寿命可能也不长。以此推断，姬骄“哀”的谥号比“敬”、“懿”更为贴切，所以今人大多取晋哀公这一谥号。其次，“孙”不过是晋昭公后裔的统称，《竹书纪年》的“孙”与《史记》所言“曾孙”并不存在本质冲突。

既然如此，那《竹书纪年》所载晋出公以后的晋国世系，是否更为可信？

1931年，在河南洛阳金村太仓古墓出土了一件青铜器：骉（原文为“厂”下“骉”）羌钟。骉羌钟铭文中，有“唯廿又再祀，……，厥辟韩宗鬲率征秦迮（zé）齐，入长城，先会于平阴，……”的记载。“唯廿又再祀”，是指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相当于公元前404年；这一年韩氏大臣鬲率军伐齐，攻入了齐国长城。这一事件，《史记》没有记载，古本《竹书纪年》却记下了：“（晋烈公）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入长城。”而晋烈公十二年，恰好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与出土文物铭文能相互佐证，说明它所记的晋国世系确实更为可信！

晋烈公十二年是公元前404年，反推其元年就是公元前415年。晋烈公之前是晋幽公，他在位十八年，是在公元前433年～公元前416年间。晋幽公之前是晋哀公（《竹书纪年》中的晋敬公），也在位十八年，是在公元前451年～公元前434年间。再往前就是晋出公，他于公元前452年逃亡，并在当年死在了楚国！

曾经是楚国最强大对手之国的国君，到头来竟然要寻求楚人的保护，颇有些讽刺的味道！

如果《竹书纪年》的记载可信，这又引出了另一段悬疑：晋出公为什么要逃离晋国？

按《史记》之说，晋出公是不满四卿私分范氏、中行氏土地，想借助外国之力驱逐四卿失败，被迫出走齐国。这看似合情合理，实际上却有些与史不合。因为自从晋惠公“作爰田”改革后，晋国公室就基本放弃了土地的直接管辖权——甚至连士大夫被灭族后遗留的土地，公室都没有决定性的处置权。

公元前514年，因为遭受荀砾迫害，祁氏与羊舌氏被灭族。祁氏、羊舌氏虽然不是卿族，但当年祁奚与羊舌肸（xī）、羊舌赤兄弟都是晋国名臣，家族都拥有许多分封的土地。如今两大家族被灭，两家的土地自然得分给他人。于是，在时任正卿魏舒主持之下，两家土地被分成十县，重新分配给了十位大夫。这十位大夫中，有五位是卿族之后，其余的不是功臣就是众人公推的贤臣。事后，魏舒主导的这次土地重新分配得到了孔夫子高度赞扬：“魏舒的举荐符合于义，他下令称得上忠，他的后代能长久在晋国享有禄位！”

且不说孔夫子的评价是否中肯，从魏舒主导这次土地再分配的全过程来看，晋国公室基本就没有什么发言权。或许魏舒在分配方案确定后曾请示过晋顷公，但公室不过是签字画押，根本就无能反驳魏舒的分配方案。

春秋时晋国公室就已失去了土地分配的主导权，那么战国初的晋出公还敢对卿族重新瓜分土地提出异议吗？所以，《史记》的记载并不太确实。

从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出发，晋出公出逃前一年，晋国恰好发生了另一件大事：赵、韩、魏三家携手灭了智氏。智氏被灭后一年，晋出公就逃亡楚国，这其中是不是存在某种关联？

由此，又诞生了替智伯荀瑶翻案的另类历史大反转：智伯应该是晋国公室的最大后盾，为壮大公室而强行向韩、赵、魏三家索要土地，却被三家联手击败；见后盾智伯被杀，晋出公自知难以幸免，被迫逃亡楚国去了……。

不过，如果智伯真是晋国公室的最大后盾，为什么之前他会参与私分范氏、中行氏土地呢？所以，这一另类的历史大反转仅限于猜想，可信度并不高。

不管智伯是否真能借此翻身，晋出公逃离晋国都是史实。本质上，这是晋国公室与卿族权力斗争激化的结果。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不过是澄清了另一个事实：晋出公并没有在荀瑶时期逃亡，而是与韩、赵、魏三家斗争失利后，被迫出走晋国。以春秋晚期晋、齐两国战事频繁的历史判断，晋出公逃亡楚国也许更加合理。

不过，如果晋出公真逃亡到了楚国，这就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与楚争霸百余年的晋国国君，最后竟然要依靠楚人保命——晋文公泉下有知，会不会也羞愧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