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在楚、魏大军解救邯郸成功后，赵孝成王将楚国主将临武君留了下来，好好款待了一番。

临武君，或许就是《史记·楚世家》提到的景阳。景阳为人，嗜酒而好色（《淮南子·汜轮训》）。因此，楚军出征前，赵国使者魏加还曾质疑其领兵能力，建议春申君另换他人。可实际上，景阳却精通兵法。这次救援行动中，他成功击败了秦军，解了邯郸之围。

这一天，另一位名扬东周的学术大家荀子来访，赵孝成王便邀临武君共同会见了荀子。三人谈得正起兴，赵孝成王突然问临武君：“用兵的关键是什么？”

这可是临武君擅长的领域，他马上就回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侦查敌人的动向，后发而先至，这是用兵的关键要点。”

这番回答，是临武君从军数十年的经验之谈，自以为能赢得满堂喝彩。

可荀子听了，眉头一皱，开口反驳道：“不对。我听说古代用兵之道，凡是动用军队进攻，根本在于统一民众思想。弓与箭不搭配好，那么后羿也不能射中目标；六匹马的步调不能一致，那么造父也不能到达远方；士人和百姓不能归附君主，那么商汤王、周武王也无法取得胜利！所以，善于让人民归附自己的人，才是善于用兵之人。因此，善于让人民归附于自己才是用兵的关键！”

被荀子这么直接地否定，临武君有些下不了台，不服气地争辩道：“不对。用兵最重视的是形势与地利，而且常用诡诈之术。善于用兵的人，反应迅速而高深莫测，没人能知道他的军队会在哪里出现。孙武、吴起的用兵，天下无敌，哪里一定要民众归附才能战？”“兵不厌诈”、“兵者，诡道也”，这都是兵家的不二法门。难道民众不归附就不发生战争了吗？

可荀子寥寥数语，就彻底压倒了临武君：“不对。我所说的，是仁人的用兵之道，这是想天下称王的君主的志向。您所看重的，是权谋与势利；所使用的，是以诡诈之道，这都是诸侯所关注的事情！”

所谓“王者之志”，就是王道；所谓“诸侯之事”，最高境界也就是霸道。荀子称自己重视的是王道，而临武君关注的是霸道，这就让临武君有些自惭形秽了，不敢再开口反驳。

荀子继续说道：“仁人用兵，是不可能用欺诈手段的；那些能被欺诈的人，是防备松懈、羸弱疲敝的人。君主与臣子离心离德，军队就会像一盘散沙。所以，以夏桀的欺诈手段来对付夏桀，谁更巧妙只是看运气；可用夏桀的欺诈手段来对付唐尧，就好比是鸡蛋碰石头！

“仁德君主与各级将士思想一致，全军同心协力；下臣对待君主，就好像手臂保护头、眼睛、以及心腹一样。况且，仁人治理十里的国家，百里之内的动向都能知道得清清楚楚；治理百里之国，千里之内的动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治理千里之国，四海之内的动向他都清清楚楚。仁人治国，必然是耳聪目明，时刻警惕，举国上下都和谐团结如一人。

“所以，仁德君主用兵，将他们集合起来，就形成一百人一队的编制，分散开就自动形成有序的军阵；展开军队，就像宝剑莫邪的剑刃，任何触碰它的东西都会被斩断；冲向敌人，就像宝剑莫邪的剑尖，任何阻挡的东西都会被刺破！

“至于残暴君主，又有谁愿意同他共赴战场呢？那些跟随他上战场的人，必定是他的百姓。可他的百姓亲近我们就像亲近父母一样，憎恨残暴君主就像憎恨仇敌一样。谁又愿意替仇敌去伤害自己父母呢？百姓必定会争相来告之实情，又怎么能欺诈仁德君主？所以，仁人治国，必然会一天天强盛，诸侯先归顺者安定，后归顺者危殆，想要与他为敌者削弱，反叛他的国家就会被消灭！”

听到这，赵孝成王和临武君都被荀子这番长篇大论所折服，由衷地赞同道：“说得好！那么请问天下称王的君主，采取什么样的用兵之道？他的治国举措又是怎样的？”

可荀子的回答，却让人意外：“对于大王您来说，领兵打仗只是次要的事情。”

接下来，荀子开始全面宣贯自己的政治观点：“让我先来说一说天下王者和诸侯强弱存亡的原因，以及国家安危各异的缘由。

“君主贤德，他的国家一定安定；君主没有才能，他的国家一定动乱；君主崇尚礼义，他的国家一定安定；君主忽视礼义，他的国家一定混乱。安定的国家强大，混乱的国家会走向削弱，这是国家强大与衰弱的根本原因。

“君主能被臣民敬仰，那么臣民就可为君主所用；君主不能被臣民敬仰，那么臣民就不甘为君主所用。臣民能被君主役使的国家就强大，臣民不能被君主役使的国家就会日渐削弱，这是国家强大与衰弱的常规。

“崇尚礼义、奖励功勋，这是国家强大的上策；重视禄位、珍惜名节，这在其次；崇尚功绩、轻视名节，这是国家强大的下策。这是国家强大与衰弱的一般概况。

“喜欢士人的国家强大，不喜欢士人的国家衰弱；爱护百姓的国家强大，不爱护百姓的国家衰弱；政治法令可信者强大，政治法令不可信者衰弱；民众团结一致的强大，民众不能团结一致的衰弱；能厚赏臣民的强大，不能厚赏的衰弱；刑罚威严的强大，刑罚宽松的衰弱；武器装备完固的强大，武器装备不齐整的衰弱；慎于用兵的强大，好用兵的衰弱；权力集中的国家强大，权力不集中的国家衰弱；以上这些，也是国家强弱的一般规律。”

荀子以为，一个国家的强大与衰弱，根本在于国家的治理者，也就是国君。而国君治国，礼义才是根本；崇尚礼义的国家就能安定，安定自然而然就能走向强大。不过，荀子这番话所提到的“强”与“弱”，其实都不是指国家硬实力的显著提升，而是相对于弱者的“强大”。贤明君主能重视礼义，重视法度，他的国家自然安定；残暴君主不重视礼义，国家漫无法度，国家自然会因混乱而走向衰弱。可如果每个国家都是贤明之君，都崇尚礼义，那国家之间的强弱又该如何决出高下呢？

显然，赵孝成王和临武君都被荀子这番长篇大论给带偏了，完全意识不到这一逻辑漏洞。

接下来，荀子又举出了三个国家来进行具体说明。

“齐国人崇尚技击之术，如果凭借此术斩获敌人首级一个，就颁赐赎金八两，却没有作战本来应得的赏赐。这种做法，战事规模小、敌人脆弱时还可勉强使用；可一旦战事规模大、敌人强大时，那么军心就会涣散而四处逃散，往往不到一天就会全军覆没。这是使国家灭亡的军队，军队战斗力没有比这更加弱小的了，跟到市场上花钱雇人当兵差不多。

“魏国的武士，是严格按标准录取。身上穿着三套作战用的铠甲，携带十二石的强弓，背负五十支箭，肩扛长戈，头戴盔甲，腰带宝剑，身负三天口粮，然后在半天内行军百里。能达到以上标准的人则录用，免去其全家的徭役，赐予他们田宅之利。可这种做法，当武士老去后，他们的待遇无法剥夺，改造军队却不易周全。所以，即便是魏国土地广大，税收也相当稀少，这是让国家陷入危机的军队。

“秦国人，能谋生的出路少，他们役使人民的手段残酷凶狠，用权势来压迫民众，先让民众陷入贫困，然后用赏赐来引诱民众逐利，再以刑罚来胁迫民众，使得天下逐利的民众不参战就无法得到利益。使民众穷困然后役使他们，战争获胜后再论功行赏，促使立功与封赏互相促进。秦士卒每斩首五个，就可役使五户人家，这样的厚赏就能让秦军战斗力特别强大而且持久。除此之外，这也能增加秦国土地的赋税，所以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四代都强盛，这不是侥幸，而是必然。”

齐国重视底层士卒的作战技能，所以鼓励士卒掌握标准的作战技巧，以此技巧取得战功才有奖赏，不是以此技巧取得战功则无奖赏。在吴起影响下，魏国走的是精兵路线，凡是能通过严格体能测试的人就可入选军队，其家庭就能获得丰厚奖赏。而秦国则严格限制底层人士的谋生手段，百姓想改变自身命运，要么务农，要么上战场立功。三国三种不同的用兵模式，使得齐国军队不能抵挡“魏武卒”，而“魏武卒”又无法抵挡秦国的精锐士卒。

然而，秦兵是否就天下无敌了呢？

荀子却不这么认为：“以上这些军队都是为了追求奖赏、贪图私利而作战的军队，用的是雇佣兵法，没有值得民众尊敬的君主。没有民众甘心遵守的制度，更没有让民众忠于气节的原则。假如诸侯中有谁能用精妙绝伦的礼义气节教化他们，就能使自己的国家振兴，而让其它国家全部陷入危机！所以，秦国精锐士卒肯定无法抵挡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而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又不可能与周武王、商汤王的仁义之师匹敌。因此，只有用礼义教化，才是使民众团结一致的办法。以诈对诈，比的是谁用诈更为巧妙；以诈术去对付团结一致的民众，就像是用小刀去挖泰山一样，聪明的人没谁敢去试探。

“齐国的田单，楚国的庄蹻，秦国的商鞅，燕国的乐毅，这些都是众人公认善于用兵的名将。可他们之间谁用兵更巧妙谁更拙劣，是无法分出高下的。因为他们用兵的方法相近，却没能让军心和谐一致。他们要么是抓住敌人的弱点伺机欺诈，要么是玩弄阴谋颠覆他国，都免不了盗匪之兵的习气。

“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这些人，都采取使民心和谐团结一致的用兵之道，可也只是进入了礼义教化的门槛，然而还没能掌控其根本总纲，所以只能称霸而不能称王于天下。这就是国家强弱的检验标准！”

战国秦军是否能打败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齐桓公、晋文公是否能打败商汤王、周武王的军队，这都属于架空历史的假设，不可能有准确答案。但至少一点可明确，战国时代的战争规模，已不是春秋以前的战争所能比拟。然而，商汤、周武、齐桓、晋文都曾创造出辉煌业绩，在后人心目中已是难以逾越的高山。荀子将后人难以战胜他们当作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赵孝成王与临武君也不敢有些许异议。

可既然荀子已将“王道”讲述清楚，为什么赵孝成王不能采用以挽回赵国的颓势呢？

关键在于，荀子所论述的“王道”，似乎有些不够确切的地方。

商汤王、周武王、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这些历史上的王与霸，说他们都是凭借礼义教化而统一民心，似乎不太尽然。春秋前的历史先不谈，如果缺乏卓有成效的制度性变革，至少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就不可能称霸东周。

儒家所推崇的礼义教化，确实能够稳定社会秩序，但未必能让国家持续保持强大的竞争力。否则，商汤王与周武王之后，商朝与周朝为什么会先后走向了衰落？正是因为光凭礼义教化，已难以满足广大民众追求更美好生活的需求，才导致了商、周社会在中晚期的动荡，并在不停的社会动荡中逐步走向了衰落。

因此，所谓“王道”，第一要务的确是要争取民心。但赢得民心不能光靠礼义教化，而是要依靠制度性变革，让社会各阶层民众都能享受到“王道”所带来的生活改善，这才是核心关键。

所以，虽然侃侃而谈的荀子成功折服了赵孝成王与临武君，可他所主张的“王道”却因其内在缺陷，难以让赵国挽回颓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