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会本无恒定的政治立场，他们信奉的哲学是“有奶便是娘”。但在日本要灭亡中国的民族危难时刻，大部分帮会组织参与了这场全民族的抗战，日本侵略者的凶残狠毒，乡村社会的成长环境，戏文传说中的家国意识，这些均促使帮会人物投入抗战。在上海的黑道成员，开埠以来，生活在外国殖民者高人一等的社会之中，受到资产阶级、知识者、工人等爱国热潮的感染，因此大多具有较为强烈的爱国情怀。连帮会的会员证上，也写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辅助抗战建国”的字样。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黄金荣等对马占山的抗日行动予以坚决支持。1932年4月19日，黄金荣、杜月笙领衔，与王一亭、王晓籁等联合致电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支持其抗战行动。后来，马占山回电黄金荣等表示：
占山今已决心誓雪此耻，秉国府之意旨，率部属而奋斗，以与沪上各军，遥为声援，幸赖诸先生与诸同志，大声疾呼，唤醒民众，齐赋同仇，誓为后盾，将来长期抵抗，终必成功。
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于是，上海各层民众纷起抗争。
召开国难会议原是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九次大会（1931年11月22日）作出的决议，后因蒋、汪矛盾和淞沪抗战爆发而推迟。1932年4月7日，终于在洛阳举行。本来值国难当头，各界无不希望“广集忧时之士、经世之才”，团结和发动国民，一致御敌。但国民党对国难会议已定下基调，即可以说“救灾”、可以谈“绥靖”（剿共），惟独不可言“救亡”，这表明国难会议实际已成为国民党统治的御用工具，人们无不失望。4月5日，上海会员张耀曾、黄炎培、史量才、张嘉璈、章士钊和黄金荣等66人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表示不愿参加国难会议的理由：
国难会议，辱承敦聘，读组织大纲，集全中国意志，共定救国大计等语。念匹夫之有责，虽汤火其敢辞。顾同人深信凡民族争存于世界，以合作为最重要条件，盛衰存亡，胥系于此。我中华民族，所以积弱至今濒于危亡者，唯一症结，确在不能合作。民国二十余年，内讧之频繁激烈，人所共见。近数年来，更立一党专政之制，杜绝多数民众政治上合作之途，以致党员斗争于内，民众暌眦于外，全国嚣然，戾气充溢，日人乘之，乃有九一八以来之奇辱。此而不变，沦亡可待，遑论御侮。同人参与国难会议，方拟开陈所信，化除杜绝合作之党治，实现全民协力之宪政，对此救亡大计，努力解决，以答政府相邀之雅，而副人民望治之殷。”但是“政府忽有限制会议议事之规条，经推代表赴京晋谒，奉询真理，复承汪院长函复，会议讨论以御侮、救灾、绥靖为范围等语。诵悉之下，不胜惶惑，以为尊台赴会，如严守制限，置救亡大计不提，则对国家为不忠，对政府为不诚，而政府既已严定制限，则此实施宪政之案，又无提出会议余地，思维再四，与其徒劳往返，无补艰危，不如谢绝征车，稍明素志。因特电陈不能赴会理由，幸乞谅察。
通电公开后，各界赞同，而汪精卫政府颇为难堪，汪精卫一连数日来电催促，而上海众会员仍不让步，4月10日再次联名通电，表明两点主张：
其一，同人痛愤日本非法无道之暴力侵略，彻悟拥护民族生存、国家独立之严重责任，同时并顾念世界维护和平之信约及努力，主张以左列大方针，对付外患：一、中华民国领土及主权之完全无缺，为全国人民神圣不可侵犯之主张，不辞任何牺牲，必拥护到底。二、为贯彻前项主张，应以武力自卫为主，以国际折冲为辅。三、对外任何条约及协定非经临时民选参政机关或宪法上之有权机关同意，不生效力。其二，同人深感挽救国难，非举国一致不为功，又故念应付国难，非政府健全有力不可，更确信永久防止国难，非实行民主政治不能彻底奏效。主张在宪政未实施以前，由国民政府立即实行左列各项：一、确保人民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各自由，凡限制上述各自由之党部决议及一切法令，除普通刑事及警察法规外，均废止之。二、承认各政党得并立自由活动，不得再用公款支给任何一党党费。三、实行地方自治，予人民以自由参与地方政治之机会。四、集中全国人才，组织有力政府。五、设立民选国民参政会，监督政府，限二个月内成立。六、筹备宪政，限八个月内制定民主主义之宪法宣布之。
通电最后指出：“倘若大会赞同，政府采纳施行，一新全国视听，藉以团结人心，消弭大难，则同人虽不及赴会，其与赴会无殊。”
这些主张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当时轰动一时。按照黄金荣的学识，他肯定不是首倡或中坚分子，但他赞同这一宣言，这已经是我们所看到的他在政治上最进步和最开明的举动了。这两项倡议深得与会会员的响应，国难会议主席团被迫增加了关于政治改革议案的讨论，最后通过了《如期结束训政》、《设立中央民意机关》、《国民代表大会有预算决算国债之决议权》等议案，通过了《共同御侮原则》和《国难会议宣言》等。
上海市各界为反对日本侵华，组织“上海市反日会”，黄金荣、杜月笙等也是其中的活动分子。一·二八时期，黄金荣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例如募集救国捐，全国各界积极响应，热情之高，可谓史无前例。杜月笙积极参加史量才发起上海资产阶级团体的会议，在巨籁达路刘吉生寓所(今巨鹿路上海作家协会）成立了“壬申俱乐部”（后更名为上海市民维持会），杜担任副理事长，与理事长史量才等积极参与援助十九路军的工作。国民政府自1931年10月到1932年5月的八个月中，不给十九路军分文军饷，地方维持会听闻后，即印制文辞优美、真挚感人的《募集救国捐启》：
彼军人既舍弃身家，死守一隅，以保全国，吾民众何可不闻风兴起，各竭绵力，以答孤忠。各地仁人义士，以现金以物品委托代致者，亦既踵趾相接，始信输财纡难，人有同心，岂惟救死扶伤，责无旁贷。军民必须合作，兴亡端在匹夫。在莒无忘，自隗请始。用是草成小启，并告同胞，正名救国，与寻常募款不同，与子同仇，其慷慨解囊相助。吾海内外爱国诸君子，幸共鉴之。
杜月笙经常到巨籁达路敦丰里(今上海市第一妇幼保健院）的维持会办公地，主持募捐。上海各界民众的捐献超过了十九路军八个月的军饷，据说达到了900万大洋，可见当年上海民众支持抗日热情之高涨。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感动地说：
淞沪之役，我军得民众莫大之帮助，近者箪食壶浆，远者输财捐助，慰劳奖励，永不敢忘。此同仇敌忾之心，使吾人感奋欲涕。
黄金荣、杜月笙等帮会人物自然也捐献了不少银子。杜月笙还负责上海地方维持会的给养组，组织将棉衣、食品、药物等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十九路军。为救治伤员，上海民间共建立七所伤兵医院，其中的第一伤兵医院由孔祥熙、杜月笙等合作筹办，第四伤兵医院为杜月笙独立建立，就设在了他开设的善钟路（今常熟路）正始中学内。
黄金荣也将自已的产业贡献出来，参与筹建难民收容所。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在康梯路（今建国东路)的金荣学校里，设立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第七收容所，收容难民200人。在大世界设立第十四收容所，负责人是童子剑。为了遣送难民，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金廷荪、顾竹轩、陈世昌等人于8月联合发起演剧助赈，决定“假一座大舞台，表演三天，所有戏馆场面班底，一概义务助赈，各发起人认销戏券，每人约二千元”，预定筹满金额为六万元。
1937年八一三抗战打响后，杜月笙与戴笠合作建立抗日武装，9月4日，蒋介石批准建立苏浙行动委员会，由杜月笙、戴笠、刘志陆任常委。下设苏浙别动队，总指挥是早年追随过孙中山的刘志陆，下设五个支队，第一支队长何行健，成员主要是青帮、红帮成员。第二支队长陆京士，第三支队长朱学范，这两支队的成员是杜门的基本队伍。第四支队长张业，成员是京沪一带的特工人员。第五支队长陶一珊，成员是警备司令部受过训练的学徒、店员、青工等。别动队总人数达一万人，协助中国军队防守上海，修筑工事，维持治安，严防和肃清敌谍，镇压汉奸，直到淞沪抗战结束，也牺牲了不少队员。杜月笙从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拨出经费作为解散费用。
八一三战役期间，杜月笙以高度的热情，参与动员市民募捐。他在报纸上刊登征募救国捐和金银物品的告示，一个月里，杜月笙主持的各界抗敌后援会筹募委员会就募得150余万元。为坚持抗战，政府发行5亿元救国公债，杜月笙以上海市民劝募总队长身份四处奔走，呼吁市民们“毁家纾难”，他演讲说：
从九一八到现在，匆匆地已经七年了，这七年中间，备受了敌人的压迫，我们常常卧薪尝胆地刻苦自励，同时还期待着世界的公论。然而侵略者的野心，并没有为了世界公论而削弱，只有变本加厉地格外侵略得厉害，因此我们决不能存着依赖心来希望人家帮助，救国完全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杜月笙不仅自己带头捐款，而且将杜美路的公馆借给财政部作为劝募委员会的办公室。结果，仅上海一地就募得7500万元。
11月12日，上海城市除苏州河以南的租界外，全部落入敌手。接着日军侵占了江浙各地，侵略军残暴屠杀抢掠，大批难民流离失所，他们纷纷逃入上海租界，法租界的人口从45万人增加到125万人。一时，上海租界孤岛内到处充斥着难民，他们露宿街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处于死亡的边缘。于是，各界人土纷纷行动，向难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作为法租界大亨的黄金荣在这股爱国爱民的潮流面前，当然也不会无动于衷。黄金荣与虞洽卿、袁履登、闻兰亭等组织筹建了上海市难民救济委员会，黄担任了副主任。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大量难民涌入租界，政府下令将各种学校作为收容场地。就在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两枚炸弹落在爱多亚路虞洽卿路口，这里正好是大世界的门口，一时尸横遍野，血肉横飞。黄金荣即打开大世界游乐场的大门，让难民们入内躲避炮弹，将大世界这个全上海最热闹的娱乐场所改成了临时难民收容所。不几日，大世界已容纳了几千难民，但四处的难民还是滚滚而来，黄金荣索性把共舞台、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和荣金小学等也空出来接纳难民，做了临时的难民收容所。东面的四明公所也做了临时收容所。难民入住后，黄金荣每日要支出不少钱财，购买食物，设立诊所等。他还在南市老西门、城隍庙等处施舍米粥给穷人和难民，这些爱国行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为黄金荣争得了美誉。
日军占领上海及周围地区后，租界成为了孤岛，上海各处的难民收容所增加到126个，收容人数达10万人。由于日军的封锁，孤岛内粮食奇缺，难民面临断粮的威胁。于是，黄金荣一方面是担心难民饿死，有失人道，将好事变成了坏事，一方面他又怕难民在大世界里死去，从而遭致骂名，破坏风水，断了财路。便急遣管家程锡文、大世界副经理陈福康等得力门徒到苏州、常熟一带购买粮食，通过水路运至苏州河边。这些粮食使大世界内的难民避免了饿死的厄运。虽然开销了不少铜钿，但黄金荣还是松了一口气。同时，上海各界也纷纷动员起来了，电台免费播送难民消息和寻人启事，各抗日团体和童子军在街头劝募。同乡会和救济会在报刊上刊载募捐启事，戏剧界全体出动，在共舞台和卡尔登戏院义演《雁门关呼延赞表功》和全本《关云长》、《凤仪亭》等。
上海沦陷前，日军已在考虑占领上海后的格局，他们最希望合作的是杜月笙。因为只要杜月笙愿意合作，他们控制上海就不费吹灰之力。所以日本总领事馆、陆军部、海军部等均以老杜为对手，展开利诱与威逼。先是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大将在日内瓦回国途中，特地顺访上海，拜会杜月笙，明确提出一个十分诱人的建议，日本政府提供3000万日元与杜合资开办中日建设银公司，永野满以为杜氏会见钱眼开，想不到杜打起了太极拳。八一三战役失败后，杜公馆又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此人就是日本著名特务土肥原贤二，土肥原历数杜对日“不友好”的表现，要其将功补过，无条件与皇军合作。不吃硬的杜月笙对土肥原贤二的霸道自然十分反感，再加上朱学范、杨管北等的劝告，决心躲开日本特务的监视，于11月26日晚悄悄离开上海，到达香港后继续与日本较量，其中一件大事是策反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精卫集团。
土肥原贤二
1939年11月，身在香港的杜月笙得到上海助手徐采丞等的报告，说高宗武、陶希圣对日汪失望，有反正意向，杜立即飞赴重庆向蒋介石汇报。然后于1940年1月，周密安排高、陶两人秘密离沪到港，不久又将陶希圣在上海的三个孩子在日军的监视之下出逃成功。1月21日，高、陶两人公开曝光卖国的“日汪密约”，从而沉重打击了汪精卫卖国集团。蒋介石曾拨款20万元给杜月笙，以资酬劳。军统在徐采丞家安装了秘密电台，杜月笙和戴笠就是通过这部电台与上海联络的，杜顺安回忆说：
日本占领上海，租界区也沦为敌伪铁蹄之下，那时戴笠先生领导的军统局，和上海秘密通讯的秘密电台，就设于祖父的徐姓门生家中，戴先生及我祖父经常借着电台下达命令，徐先生就口述给万墨林，要万墨林传令给上海地下工作人员。万墨林大字不识一个，无法笔记，却有本事记住情报指令的每一个字。原来，他用帮会切口，或是密令代号，强行记忆要传达的指令。每次出任务，万墨林都可以正确无误地把指令传达给地下工作人员，堪称一绝。
戴笠
留在上海的黄金荣，自始至终没有担任过公开的伪职。相反，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忠诚，黄金荣让儿子黄源涛担任军统上海特派员，原大世界经理丁永昌担任军统上海租界特工派遣站长，其他人也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1940年初，蒋介石为了控制和指挥上海的工作，在行政院下设立上海市统一委员会，任命杜月笙为主任委员，黄金荣也是24名委员之一，其他委员有杨虎、黄炎培、虞洽卿、陆京士、朱学范等。常务委员为杜月笙、吴开先、蒋伯诚、戴笠、俞鸿钧五人，委员会成立后即设立驻沪办事处。黄金荣对此自然表示拥护。国民党派上海市统一委员会常委吴开先、蒋介石的军事代表蒋伯诚到沪活动，杜月笙致函黄金荣，请黄予以协助。黄金荣立即请吴开先到漕河泾黄家花园叙谈，吴首先说明重庆政府抗战到底的决心，并转达蒋介石和孔祥熙对黄金荣的问侯。后来，黄金荣和金廷荪根据吴开先的意见，两次邀请沪上工商金融界的人士到南洋桥金廷荪的寓所赴宴，由吴代表重庆，安抚各位，告诫勿被日伪利用，作陪的有原上海抗敌后援会的负责人和租界的有关人士。吴开先后来回忆：
终汪逆之世，上海所有银钱业较知名之士，无一敢冒不韪而参加敌伪之金融组织者。此事第一由于孔庸之部长之运用得力；第二应归功于杜月笙先生之鼓励成功。
当然，历史是复杂的。1943年，杜月笙与戴笠合作，设立通济公司，从上海等沦陷区运出棉纱等，缓解大后方物资的匮乏。同时，也将大批战略物资运人沦陷区，给侵略者解决了一些经济问题。因此当时就有人斥责杜月笙借机大发国难财，并非是无中生有。
1940年到1945年间，黄金荣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一直有联络。顾祝同曾派他的妻舅许某到钧培里见黄，黄金荣则派门徒秦兴炎到南京、浙江等地第三战区所设的办事处联系，为国民党军队提供军火、药品和粮食。抗战胜利前夕，顾祝同派何尚时为驻沪联络专员办事处专员，任命黄的门徒秦兴炎为支队长，黄的儿子黄源涛为大队长，何还与秦、黄结拜为兄弟。而杜月笙在重庆，与戴笠合作，成立“人民行动委员会”，将各地帮会团结起来，不给政府添乱，支援抗战工作。
黄金荣与抗日游击队双枪黄八妹也有联系。1941年，美国一架战斗机在协助重庆政府作战中，被日军击落在太湖地区，该机飞行员白劳特降落在太湖，被黄八妹的部下救护下来。黄八妹派人向黄金荣送信，经黄金荣的穿线，秦兴炎、何尚时等终于将白劳特护送到后方。
连黄金荣的大世界游乐场也成为了重庆方面和日伪分别看中的接头据点。由于大世界地处租界中心，市面繁华，人流杂多而且进出方便。于是被日伪势力所注目，他们经常在这里接头密谈。与此同时，国民党潜伏在上海的军统、中统特务在戴笠的遥控下，也以大世界作为理想的联络点。黄源涛、丁永昌等为获取更多的情报，在大世界办了一个“高峰舞厅”，一张入场券只须1元，但十分豪华，只有有身份的人才能入内。果然舞厅一开张，汪伪76号特务随之而入，这里成为上海孤岛上蒋、日、汪势力角逐的中心。表面上黄源涛与76号的第六行动大队大队长吴醒亚为难兄难弟，连李士群也会到此了解蒋介石、共产党的情报。一次，丁永昌将青浦三塘村的傅文乡和范子杰是中共地下联络员的情报出卖给了76号特务。几天后，这两位革命者即遭到76号特务的杀害。
同样，黄金荣与中共方面也有联系。在抗战时期的大世界游乐场里，已经出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络人员是姚惠廉，姚和其他的地下党员的合法身份都是剧场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游乐场内部秘密发展共产党员。为了能够应付意外情况，大世界的地下党组织采取帮会的形式来作掩护，吸收下层的曲艺艺人、勤杂工和小贩等加入。如唐嘉鹏的徒弟以叫卖牛肉汤为生的小白原等，接受了革命思想，为地下党传递了不少情报。
后来，姚惠廉将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输送到苏北的新四军去，支援了武装斗争。1942年夏，由于叛徒的告密，76号特务紧急包围大世界，逮捕了姚惠廉和他的助手江涛等10多人。地下党获悉后曾尽全力进行营救但未能成功。不久，姚惠廉等被日伪特务枪杀于龙华。这次行动，日伪特务没有事先通知黄金荣。以后，汪伪特务又几次在大世界内逮捕所谓的中共嫌疑犯，大世界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接着，特务们依仗日本主子的势力，早已不把黄金荣这个昔日上海第一号大亨放在眼中，扬言要对大世界的老板问个水落石出。老于世故的黄金荣只好用“花纸头”（纸币）来塞狗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