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门诊室的长椅上轮候，一位老人走了进来。看着有点眼熟，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对方已开了口。也就是那一瞬间，我看清了眼前的人是谁。
“哦，侯主任，你也来看牙”，我忙站起来，热情地招呼，“你戴着口罩，一时都没认出来。”我笑着解释，像是为自己刚才反应的迟钝道歉。而我有些没想到的是，老人竟然能一眼认出我，记忆力还如此敏锐。
侯主任是我刚参加工作时的领导，那时候大型国企里各分厂的一把手，习惯性地称呼为车间主任。他具体是哪一年卸任的我不记得了，大概推算一下，应该是90年代中期左右，他现在应该是八十好几的人了。
侯主任退休后住在厂里的老小区，那是在镇子底下，以前找朋友时遇见过。现在我们住在上面的新小区，虽说同处一个小镇，但像是碰面的概率并不大。
有些年没见他了。
他人长得高大，看样子身体还很硬朗，头发花白了，却还浓密些，口罩没能掩饰住皮肤明显的苍老。
我刚工作时才十六七岁，至他退休，也不过二十出头，现在看当年的照片，自己都感觉变化很大，毕竟从少年青春已近知天命之年，没想到老人还认得出。
我猜想他可能应该只是觉得我面熟，是曾经单位的下属员工，并不具体记得我是谁了，毕竟我能与他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他不该对我有什么特别清晰的印记。
我们分厂那时候有一百多号员工，单位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不用8小时坐班，岗位的活干完了就可以下班，而通常也就三四个小时，下班走人，除了本班同岗位的员工，其他人若是没有工作上的往来，即便同事好些年，可能都叫不出对方姓名。
同事之间如此，与领导接触的机会就更少。平时工作上有什么事，大组长、段长就能解决，所以我能想到的与领导接触的机会，怕就是每年年终抑或开年的员工例会了。他若是不认得我，倒是正常。
侯主任之后，是冯厂长。那时候在喊过打破铁饭碗之后，好像开始了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分厂要自负盈亏了，军工企业内部又进行了军民分立，我们民品从此没了国家的保证与依靠，要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然而既是国企的根子，便有太多的痼疾与矛盾很难解决与摈弃，与私企民企同台，何来优势可言。
要说冯厂长，我更是没什么印象，若不是那年应聘去了异地工作，我还不知道他退居二线后，被总公司就安排到这家合资公司担任了副总，具体负责项目的建设与生产。不想我刚去一年，他就突患重疾，客死异乡，实有些悲哀。
我印象里的他不苟言笑，当然也缺少侯主任的谦和，就让人有点敬而远之。二十一世纪初，厂里提倡选拔年轻干部，当时刚满三十岁的田总便取代了他的位置。
对于田总的印象也没有太多，他应该与我年岁相当，当时称得上年轻有为。北理工毕业，分来不久就升任技术副厂长，接下来的事情似乎顺理成章。
这时候把单位一把手改称总经理。他当领导时我在异地，不想几年后，他也被总公司外派过来，继任副总之职。收入上是提高了不少，他还把老婆孩子一起带了过去，并转了户口，很快还买了房，这于上海这个大都市而言并非易事。
我们当然都猜得到，他这样做多少有点负气与不得已的成分，在总公司他显然仕途受阻，再无进阶的可能，索性就留在异乡。
再后来已是我离开以后的事，听闻田总的妻子不知什么原因与上海方的老总闹了矛盾，他们夫妻便一起辞了公职，自己去某地创业。自己做老板，总强过在国企里勾心斗角，费力钻营，这于他而言或是幸事。
田总被派到外地时，原单位接任他的是王总。王总其实我很熟悉，他当兵出身，很早就入了党，父亲准备退养时，他曾去过我家，建议让我接班。他那时候是工段长，父亲直接的上级。
段长的职位他做了好几年，后来被提拔为生产副厂长。他时常会到生产线上来，去每个岗位看看，实际上在领导里，他与我们员工接触的时间与机会最多。每每他来，便会聊上几句，甚或我还会拿他开个玩笑。
"王总呀，你看看你的腐败肚，你不贪可能都没人信，该减减肥了。"这是我原话。他人很胖，真可谓大腹便便，有时在早餐摊遇见，他一次能吃四个肉包子，听说他喝啤酒很厉害，十几瓶不在话下，想必是人们说的啤酒肚。
他为人随和，没有领导的架子，至于工作上吗，有人说他习惯和稀泥，左右都不得罪，但会尽量满足员工的要求，这我是遇到过的。有一次工段长因什么事扣了我工资，我认为不对，找他反映。他答应帮我解决，最后由他批了条子，我在财务上领回了被扣款。吃到嘴里的，想让底下人再吐出来，当然很难。他用自己的方式做了调和。
仗着熟悉，我这人又较随性，有时便拿他开涮。不知道他心里当时有没有介意过，那时候真是年轻，也不想这样的率直与单纯会不会让别人不适。更为重要的是，现在想来，那时候的自己，竟然从未想过借用和他的这点关系悄悄走动一下，获得重用也不一定。厂里读了职大当上副总的人不在少数，在国企里混，文凭当然不是第一位的。
不过坦白说，虽说在企业工作了那么多年，自己整个人生里最为宝贵的时光都耗费在此，可我的心思像是从没有在单位，应该说算不得好员工。
刚参加工作，就一门心思想着将来能够离开，另谋发展。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喜欢上文学，我参加了全国高教自考，所学专业为汉语言文学。
很快拿到了大专文凭，在厂人劳处（现在叫人力资源部）备了案，却并未告知分厂人事部门。一方面我心里清楚，自考的文凭虽说国家承认，但具体能不能在单位获得提干，要看企业自己，与普通高校的毕业生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况且我又没想着在单位获得发展。另一方面，在我的意识里，文学和化工完全是不搭界的，在单位怎么可能有前途，我宁愿它成为别人眼里的一张废纸。
那时候我一心想做电台的节目主持人，最好是报社的记者编辑。上世纪末及本世纪初年，我甚至停薪留职去市里求职应聘，然而最终还是回来了。我发觉自己的性情并不适合做记者的工作，忙着选题与采访，每天为此费尽心思，我感觉很累。我喜欢随性与自由，记者的职业虽与文学相关，但显然是两码事。
我安心回到原单位上班，目的简单，只为糊口，它不过是最基本的谋生手段而已。而截至目前，我的一生似乎就做到了这一点，无权无势无名无利，没有任何可资骄傲的成绩，过着最简单普通的生活。当然这是后话。
我和妻决定生小孩。再下来，上海的合资企业在厂内公开招聘，我报了名。我想出去看看，见见世面，在外地待遇能好点。
六年多以后我请辞回来，田总被派去做了副总之后，王总在单位由副转正，他应该还做过好几年书记。不过也就在我回乡的前两个月，王总又不幸病故，最终还是胖害了他。没来得及见最后一面，送送他，实在遗憾。甚至于当我回来在总公司人力资源部报到，原分厂找借口不愿接收的情形下，我不由得在想，若是王总活着，他应该不会拒绝我吧。而此刻我想说一句，如若当年的我真的对他有所冒犯，我想有必要说句对不起，希望天国里的他能够原谅。
如今回乡又是十载，因为单位不接收，我先是在民品分部待岗，后又挂靠在另一破产后的民品分厂，外出另找工作，再又被叫回来安排到另一被个人承包的民品分公司上班。而现今，除了外地的合资公司及被承包出去的分厂，原先众多的民品企业已全部破产。
须臾之间三十载，在原单位与外面各占一半，前十五年，国有民品分厂由盛至衰，我经历过四任领导，我不知道他们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作用如何，中间也曾研发过新产品，增建过小规模的新生产线，增加过产能等等，一系列的动作与改革，似乎都难逃最终的命运。我在想，如若换一批领导，能不能避免这样的结局？这是不是时代的必然？我不知道。我看到的仅是，企业在几任领导的带领下，一天天走向了衰败，在缓慢而迅疾的进程里，最终灭亡，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历程，短短三十载。我正好做了见证，但明明是具体的参与者，却像是无关的旁观者，只能徒叹奈何，唏嘘而已。
202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