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大地出现了罕见的思想大解放现象。但凡肚子有点墨水、读了几本书的人都梦想着提出一套“独一无二”的治国绝学，并被统治者采纳欣赏，进而推广应用，自己则荣登思想家之鼻祖，从此光宗耀祖、万世流传。
在此想法驱使之下，春秋时期诸多读书人都为了自己思想能够荣登大宝，纷纷敞开了心扉、玩命提出自己的治国思想，代表的有道家、儒家、法家、名家、墨家、农家等，被史学界称之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实际站在今人角度，这算不上百花齐放，因为他们的视野都非常狭小，想法也很简单，理想化成分过高。
不论儒家还是法家，理想化都是中华老祖宗“通病”
由于各家思想创始人都不是治国的实际操作人，而是单凭脑袋臆想出来的理论家，故而考虑问题欠周全，想法单纯理想在所难免。比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认为：只要人人都遵守孝悌忠顺的“德”，并严格按照尊卑之“礼”行事，那么将会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同社会景象。
站在今人的角度，此种做法显然太过单纯了，孝悌忠顺的“德”对于平头百姓或许还能接受，但对于天生有反骨的野心家们，何以能让他们效忠于一个他们认为不如自己的庸主？否则历史上的权臣篡位也就不复存在了。
即便是孔子树立的“至德”榜样周文王，从现今人的角度可以看出：周文王也不是真的效忠于殷商，而是为了不背骂名，搞了一出虚情假意的忠顺戏码，暗地里却密谋筹划推翻殷商江山而自立。为了蒙蔽天下人，周文王搞了一出天命所归的戏码，并在临死前告知儿子周武王：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做这“大逆不道”的篡位之事。
周文王骗的了孔子却骗不了后世权臣曹操和司马昭。二人也是“名为汉臣，实为汉贼”的沽名钓誉之辈，为了掩盖自己篡夺前朝江山的阴谋，二人借着儒家树立的周文王榜样，纷纷表示要做周文王，要做“至德”之表率，简直让人笑掉大牙，同时也不禁让人对儒家思想提出了质疑：忠顺之德这么快就土崩瓦解，尊卑之礼还能有约束力吗？
相比于儒家思想对道德的理想化期盼，法家思想务实得多：制定法令，并派官员监督执行。由于法家创始人不完全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相反他们认为人存在恶之一面，对于恶之约束，单凭道德教化如同天方夜谭，故而他们主张通过刑罚予以震慑。而实现过程必然离不开执行者督导执行，这便是官吏。
为此，对于民众的治理，如何帮助统治者实现“治人”目标，法家思想创始人提出了“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指导思想，认为只要法度订立得够细，并且有足够的官吏严格执行，久而久之，自然百姓慑于法之威严，不敢造次，天下也就太平了。
法家思想创始人显然也走了理想化的极端。首先天下事存在很多未知数，皇帝和官吏也不是神人预料得那么准，法度治理得也不可能那么准确，难免出现漏洞和有失偏颇之处。
其次，将秉公执法的希望寄托于各级大大小小官吏之上，这本就是天方夜谭之说法。对于百姓犯法，官吏或许能够秉公执法，但官吏自己犯法呢？所谓“执法犯法”，还能秉公处理吗？其次法家思想将皇帝和官吏、官吏和百姓之间设置了天然的势差，强化相互之间的等级制度，必然纵容了手握特权的官吏对百姓的盘剥压榨。
其次，自古中华大地就是一个人情圣地，良心、正义、有情有义等情感场景往往凌驾于法制之上，如果秉公办案，必然贻人口实，戴上了“冷血动物”、“不知变通”的大帽子，不仅无法被懂得人情世故的官僚队伍所排挤，更会为本家族人所不容，何去何从不言而喻。
务实者秦始皇不盲信，这么做终成千古一帝
虽然春秋战国时期提出的各种治国思想都不可避免坠入“理想化”深渊，但因为提出者都不是治国之人，存在荒谬之处也无伤大雅，可这却苦坏了治国君主们。采纳吧可就要为他们的天真埋单，自己则落了个身首异处的结局：徐寿辉、崇祯皇帝的教训不可谓不历历在目。
不采纳吧，每种治国思想后面都跟着一群粉丝，不采纳意味着要开罪于他们，失去民心可是大忌，况且自己短时间内又提不出新的治国思想，只能硬着头皮采纳了。实践证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90%的皇帝都为中华老祖宗“理想化”的治国思想买了单，轻则挨上历史骂名、令人唏嘘不已，重则身首异处、遗臭万年。
在我看来，面对汹涌澎湃的治国思想，唯有秦始皇一人做到了独立不盲信，最终也助推其成为了一统天下的千古一帝。
作为法家思想的坚决拥护者，秦始皇对法家思想是极其推崇的，这在秦代刻石文中得到了印证。但是对于法家思想提出的“无为而治”，则没有盲信。
在法家思想创始人看来，只要法度规定得够细，监督执行的官吏安排得够多、相互职责分得够清，那么“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一切规矩法令制定好后，秦始皇的子孙后代只需接受、继承，无须变革，就可以实现“后嗣循业，长承圣治”子子孙孙永为皇帝的目标。
但政治家兼实践家的秦始皇根本不相信法家思想的躺平式治理方式，于是依旧“我行我素”夜以继日处理政事，诸事秦始皇都要事无巨细地亲自过问、决断，他每天给自己订立了阅读奏章的数量，没完成不得休息，为此经常工作到深夜。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曾记载了秦始皇忘我的工作方式：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琅琊石刻记载：忧恤黔首，朝夕不懈；东观刻石记载：“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试听不怠。”
也正是因为秦始皇不盲信法家思想中编制的“无为而治”的理想梦幻，而是以务实的态度对待政务和法令，故而没人蒙得了秦始皇，人人都惧怕秦始皇，也促使他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大业，成为千古一帝。
可是等到秦始皇一死，他的儿子胡亥堕入了“无为而治”的理想化圈套，终致七世基业毁于一旦，让人可悲可叹之余不免唏嘘：中华老祖宗治国思想过于“理想化”的通病，导致谁盲信谁倒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