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11日，今日说法播出的由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分局办理的“可疑的身份”节目引起了社会关注。关注的重点在于：警方为何没有直接根据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证据对涉案当事人予以行政处罚，以及未追究其伪造居民身份证的法律责任；欲探究其因，还得从其远离家乡说起。

今日说法：可疑的身份

2024年3月8日，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分局交警在电子技术监控设备中发现，有一男子在交警大队附近骑电动自行车闯红灯。为了纠正其违法行为，浙江镇海警方需对其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不承想，追查真实身份，警察竟然意外为其找到远在千里的亲人。

当场作出行政处罚二十元，执法人员须核对其真实身份，闯红灯男子自报姓名为李德华，经人脸识别与身份证照片对比不是同一人，浙江镇海交警部门将“李德华”使用伪造居民身份证案件线索移送派出所处理，经查证，李德华的真名为王玉峰。有人可能要问，王玉峰为何要冒用李德华身份呢？

1992年，王玉峰在河北省枣强县举办餐饮服务，客人以单位名义赊账致其亏损，母亲强迫他关了饭店。一气之下，抛弃妻子和刚出生100天的儿子外出打工，几经辗转，王玉峰最终在浙江省宁波市有了稳定的工作。

1999年，王玉峰利用其工友李德华的身份证制作了假证。2020年，想家的王玉峰因拆迁却找不到家；2024年，浙江警方为王玉峰找到了家，其弟弟王玉廷为其抚养儿子已成了家，并育有孙子已满三周岁。

有人可能要问，“来过了世界”人究竟什么最为重要；浙江警方为何要查清“李德华”的身份实施行政处罚，并最终没有追究王玉峰伪造居民身份证的法律责任？

每个自然人的社会价值观可能不同。例如，“可疑的身份”中的王玉峰认为，亲情固然是重要的，但钱是主要的；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不惜抛家离子32年外出打工挣钱，结局不甚理想，如，没有“衣锦还乡”。相反，其弟弟王玉廷认为，金钱没有亲情重要，为其兄长抚养刚出生100天的儿子，并辅助其成家立业。

有人可能要问，王玉峰为何离家出走呢？究其原因，还在于教育观念问题，如，王玉峰因没有“中举”，其母亲希望按自己的意愿从事餐饮经营，不赊账是传统的经营方式，但于市场经济不符。相反，王玉峰因大学毕业而经营餐饮，其母可能不质疑经营方式。据此，父母应允许孩子犯错误，并包容子女慢成长。

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资本找到了“商机”，即：通过培训可以使孩子快速成长。据此，教育市场化，不幸的是，不少国家，或者地区将教育市场化，我国便是其中之一。

在社会生活中，不少人渴望成为环境的中心，如，主政等。怎样成为社会主角又有“商机”，如，以分数评价能力等。在英国，牛津大学便是精英的摇篮；在我国，观念上似乎形成“985”“922”才是“仕途”的门槛，据此，我国提出了全过程的民主。

实际上，即使整个社会成员全是“博士”，也需要人从事体力劳动，据此，“平庸”可能是社会价值观，如，清洁工被评选为“劳动模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此而形成，尊重每个社会主体的个人价值，并为此举办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如，教育、医疗、文化事业等。据此，就价值观而言，王玉峰的弟弟价值可能更符合我国国情。

不同社会价值观的形成

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显示李德华，或者王玉峰骑电动自行车闯红灯，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分局交警不能通过电子识别其车牌号码罚款二十元，又是2024年《行政复议法》修订的结果。

《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依据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事实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可以通过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提交行政复议申请。”据此，行政机关根据前述证据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有申请复议权利，否则，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二条，相关行政机关不得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处罚和伪造居民身份证的法律责任

就“可疑的身份”中的王玉峰冒用李德华身份信息而言，浙江警方为何不追究其法律责任呢？1999年，王玉峰利用了其工友李德华的身份证制作了假证，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前半句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据此，王玉峰制作了假证已过了追诉时效。

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最高法定刑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刑法》第八十七条第（二）项规定，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据此，王玉峰制作了假证也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根据《居民身份证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从事犯罪活动是构成伪造、变造身份证件罪的前提条件。